1 ) 《恐怖分子》:杨德昌在你心底放冷枪
一
2007年,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的大导演杨德昌去世,享年六十岁。
一年后,他的前妻蔡琴出了一张名叫《不悔》的专辑,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给电影人的情书》,由香港导演罗启锐作词,李宗盛作曲。这首歌里有几句歌词:
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
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
人间不过是你无形的梦
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
以身外身做银亮色的梦
以身外身做梦中梦
我一直觉得蔡琴的这首歌是在唱给杨德昌听,斯人已逝,那些过往婚姻中的纠葛也早在时间里被风吹散了。很难说在蔡琴的心里究竟还有多少对杨德昌的怨恨,但可以明确的是,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杨德昌的人之一,蔡琴深知杨德昌的离世对台湾电影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电影意味着什么,对电影这门艺术意味着什么。
杨德昌去世时,蔡琴在公开信里写道:“作为一个曾经的伴侣,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作为一个女人,他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一个锐利的记录者;时间会给他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他的付出不会寂寞。”
不知道杨德昌泉下有知,心里会生出怎样的波澜。
在说这部《恐怖分子》前,突然想到了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就算是对大师的一种缅怀吧。
二
华语影坛好导演不少,但称得上大师的,寥寥无几。
有人说中国最好的导演在台湾,我深以为然。就算“大师”的标准再高,侯孝贤和杨德昌都足以占据两个席位。
侯孝贤讲的是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而杨德昌拍的是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这两人之间很难比出高下,但于我而言,会更喜欢杨德昌一点。
很多时候,杨德昌像是个孩子,天真烂漫地注视着身边的一切,贪婪地用眼睛记录着他所看到的这个社会。他又像是一个历经无数沧桑的老者,敏锐地捕捉着生活中所出现的那些不易察觉的危险因子,用冷漠的口吻告诉人们世界的真相。
而在《恐怖分子》这部他早期的影片里,四十一岁的杨德昌用自己精准而又极具想象力的镜头语言审视着这个看似平静而又异常躁动的社会,在他的镜头里,台北不只是台北,更像是末日前的庞贝,处处弥散着危险的气息。没有人能做到心境平和,每个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却又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三
李立中和周郁芬的婚姻,像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周郁芬写作,李立中并不关心她写些什么。在周郁芬因写作没有头绪而苦恼时,李立中只会说:“放轻松嘛,写个小说怎么会变成那么要命的事呢?”他不知道,对于周郁芬来说,写小说并不是要命的事,和丈夫无话可说,过着没有变化的生活,才是要命的事。
周郁芬在影片里写过这样一段话:“那天是春天到来的第一天,如果你了解季节,变化只是一种轮回的重复。这一年春天和往常没有两样,对他们这样一对夫妻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
影片没有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但所有的观众都会明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两样。
而李立中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两样”的人。在医院工作的他似乎没有什么爱好,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前一天的生活。他的生活早已模式化,连每天在卫生间的洗脸的时间,都像是固定好的一样。杨德昌多次给出李立中在卫生间洗脸的特写镜头,在暗红色的灯光下,水流的声音似乎放空了他内心所有关于人类的情感,他像是一台机器,似乎感觉不到压抑,荧幕外的观众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李立中在工作中也不算是个成功的人。没有背景,又不善言辞,小心翼翼,却难得到升迁。在组长因病离世后,他耍了滑头,本想借机爬到组长的位置,却功亏一篑。这样的小人物在我们身边不知道有多少,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他们实在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平淡的不能再平淡。
周郁芬和李立中刚好相反。
以写作为生的周郁芬,大抵是个理想主义者。她不愿生活在无穷无尽的轮回反复里。就像她在后面一长段的独白里所说,她结婚是为了新的开始,写小说是为了新的开始,想要生孩子是为了新的开始......她做什么都是为了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看上去并不是一个难以完成的目标,但对于李立中这样一个丈夫来说,恰恰是难以实现的。
四
小沈出现了。
小沈这一角色的出现的一点也不突兀。在李立中和周郁芬的夫妻生活里,他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必然事件。
年轻时小沈就和周郁芬有过一段感情,也正是因为小沈娶了别的女人,周郁芬才嫁给李立中想要一个“新的开始”。如今小沈离婚创业,和周郁芬重遇,也就为旧情重燃制造了机会。
而比旧情更加重要的,是小沈对周郁芬的理解。
说起周郁芬的小说,李立中一无所知,他会费解“写小说怎么会变成这样要命的事”。而小沈会告诉周郁芬他看了她的小说,而且觉得其中一篇的主人公就是自己,并且为过去的事表示遗憾。
李立中尊敬周郁芬,待周郁芬很好,但显得是那样客套而疏远。而小沈对周郁芬则是一种骨子里的欣赏,他夸赞周郁芬的能干,并邀请她加盟他的公司。哪种相处模式对周郁芬更加受用,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在两人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对话越来越暧昧,笑容也越来越多,镜头转接,从面对面的谈话变成了两个人赤裸地躺在床上,也自然地无话可说。
在这里,杨德昌对于叙事手段的掌控娴熟到无以复加,作为一个故事的叙述者,能这样凌厉却自然地传达自己的想法,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
在《恐怖分子》里,镜头的切换让人眼花缭乱,有的时候让人不得不感慨,两个镜头连在一起,在杨德昌这里不是加法,更不只是乘法,简直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作为一个真正的电影大师,他对蒙太奇手法的使用,神乎其神。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影片中那段以《Smoke get in your eyes》为背景音乐的蒙太奇,在黑暗的房间里,音乐声想起,被母亲带回家的不良少女淑安在静谧中躁动,她的母亲也不知在思索着什么。突然镜头一转,淑安的照片一张张出现在我们面前,摄影男孩小强和他的女朋友出现在画面里,音乐在一片狼藉中戛然而止,留给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
五
作为一部多线叙事的教科书式电影,不良少女淑安的线和摄影男孩小强的线虽然没有李立中那条主线那样强烈的戏剧冲突,却是推动整个故事进行下去的重要线索。
在偶然拍到从犯罪现场逃走的淑安后,小强疯狂地迷恋上了这个女孩。实际上,小强迷恋的可能只是他相机所捕捉到的那个淑安,那个看上去纯净清澈,又带着一丝叛逆的淑安。
作为一个富家子弟,小强最向往,或者说最难拥有的,就是叛逆的自由。即将服兵役的他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了那种无法挣脱的拘束感。而看到在警察眼皮子底下逃跑的淑安,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看到了自己永远不能去过的生活。
可是幻想终究是幻想,淑安和小强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小强心中的悸动也只是单方面的意淫,淑安偷走了他的相机,也带走了他对于理想世界的最后一丝惦念。
于是小强找回了自己的女友,他明白现实中的幸福才是有迹可循的。
可淑安早就打乱了别人的现实。在家百无聊赖的她用一通骚扰电话彻底毁灭了李立中和周郁芬本就摇摇欲坠的婚姻生活,这样的安排看上去荒诞,却又十分巧妙。
六
淑安电话响起的时候,杨德昌给了一个空镜,在沉闷的电话铃声下,我们看着空荡荡的家具,仿佛看着周郁芬那张木然的面孔。
接到电话后周郁芬离开了家,离开了这个让她看不到新意的生活。
李立中什么也不知道。他不懂周郁芬为什么会离家出走,也不懂周郁芬离家几天后回家为什么要收拾行李和他分居;他不懂周郁芬为什么会因为小说写不出而苦恼,也不懂周郁芬为什么想要一个新的开始。
在李立中的生活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陈旧的,哪里有新的开始呢?
在周郁芬离开李立中之后,她的小说获得了成功,像是一种讽刺,直到这个时候,李立中还从来没看过妻子的小说。
小强却发现事情的来龙去脉,一直偷窥着淑安的他知道那通电话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告诉了李立中事实的真相。
知道真相的李立中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周郁芬不愿意相信他,为什么周郁芬要离开他。
他在影片中说周郁芬“喜欢好东西,喜欢舒服的生活,可他给不了”,事实上他完全不知道妻子想要的是什么。
人与人一间最怕有座巴别塔。
七
失去了妻子的李立中也失去了升职的机会,本该成为组长的他并没有得偿所愿。
他不懂这个世界的规则,于是他活得拧巴,过得纠结,总是被生活压得抬不起头,带着一张扑克脸度日,最终连怎样去笑都忘记了。
所幸他还有个做警察的朋友,而这个朋友有一把枪。
在影片的最后十分钟里,他拿着枪杀死了不让他升职的主任,杀死了小沈,也把枪对准了戏弄他的淑安,可一声枪响,我们才知道,这一切只出现在周郁芬的梦里,李立中杀的,只有他自己。
当蔡琴的《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的歌声响起,李立中倒在警察朋友家的浴室边,头上流着鲜血,却像是早都已经死了。
杀死他的,是沉重的让他喘不过气的生活。
只有生活,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在恐怖的日常生活里,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当恐怖分子在空气中扩散,伴着影片中出现的那些嘈杂的车声、犬吠,我们才会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脆弱,生活中那些看似微小的琐事是多么地致命。
八
《恐怖分子》1986年上映,那年缪骞人二十八岁,李立群三十四岁,金士杰三十五岁,杨德昌三十九岁。
那是最好的时代,我们现在眼中的老戏骨李立群、金士杰在那时就已是戏骨,杨德昌那时也还风华正茂。
缪骞人那时已结束了和周润发的恋情,拍了《投奔怒海》、《最爱》这样的电影,拿到过香港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而如今她早已嫁为人妇,成为那位拍过《喜福会》的王颖的妻子。相信很多人年轻人并不知道缪骞人的名字,也没见过她的倾城之姿。
那时的台北在杨德昌眼里像是李立中的生活般压抑。人们为了生计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却似乎得不到快乐,不安和躁动掩藏在平淡下面,透着格外的恐怖。
时间过去了三十年,我们的生活似乎也是这样。
三十年过去,好像并没有出现周郁芬口中新的开始,所有的一切还是一如往常。
可生活总在继续,即使没有新的开始,也不能止足不前。
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这部电影,影片结束的时候全场起立,掌声足足持续了半分钟之久。
真正好的电影,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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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也许人人都是恐怖分子
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片子到底好在哪里,没有任何高潮。尽管叙事是我喜欢、熟悉的风格。不过,我坚信杨德昌一定能够在剩下的20分钟之内给我刺激,之前他只要用他的细节,他绵密的一环扣住一环的情节,让我守住屏幕就好了。
果然,在最后20分钟,我终于知道所谓的恐怖分子是谁了,李立中没有得到他不惜出卖最好朋友也要得到的组长职位,妻子声色俱下控诉他不能理解她、永远不明白她、要一个新的开始(离婚),这不过是一场表演,而实质上不过是过烦了独处一室,搜索枯肠地描摹过去经历的小说家生活,老情人又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情绪上应时出现。在同一天,李立中明白到事业与家庭,他一样也留不住。
所以,最精彩的时刻开始了:这个一直说话细声细气,低眉顺眼的男人,即使在出卖好朋友后面对好朋友仍然保持一脸无辜的男人,来到警察朋友的家里,告诉他升职成功,喝酒庆祝,喝酒的过程中李立中绽开了我见过的最为诡异、冰凉、麻木、凄凉的笑容(因为这个笑容就应该得金马奖吧),朋友熟睡之后,李立中一脸泪水的醒来,带上朋友的枪杀了上司,来到妻子的家,对着情妇连开两枪,他又将枪对向妻子,终于没有射杀妻子,他在街上闲逛,找到了那个打无聊电话骚扰妻子让妻子误以为他出轨的不良少女,少女跟他去开房,闻讯而来的警察正在破门而入。
接着枪又响了,镜头回到喝完酒,警察还在睡觉,惊醒,走到浴室,李立中已经自杀,头部中弹,血液开始一滴滴地流入浴池,水还很清。妻子也被惊醒,开始呕吐。end
有人说这是开放式的结局,杨德昌提供了两个结局。我不觉得。每个结局单独来看都是大俗,杨德昌绝不仅仅只有这个段位。前面的部分,如神枪手般冷静地射中上司,没见过不良少女却奇迹般的狭路相逢,这个不是三流导演的YY作么;在朋友家自杀也是意料之中,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前面的结局是李立中的YY,是他企图拯救他生命的意义、保有生活尊严而设计的最后一次梦幻式的登场。而现实是,这个男人,只能借由酒刚醒的一些混沌和极度空虚,在浴室自杀。这才是现实,合于他一贯的沉稳与城府。
杨德昌不是要讲一个人善被人欺的故事:软弱安分的小医生,本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妻子出轨跟别的男人跑了,自己本应该升到的职却没有升到,人财两空,软弱自杀的故事。
如果是,那不是杨德昌;这是关于恐怖分子的故事,是关于冰冷人心的故事。
之前,不良少女受伤在街上昏倒,车子一辆辆的开过;再之前,一栋大楼发生枪战,人中枪倒地,大楼里有人在刷牙,有人走过……我就想,如此冰冷的世界!这部电影讲都市生活的冰冷和麻木虚伪,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对他人无情,对自己也无情。妻子的那一幕声泪俱下的——你不明白,你不懂,我要开始新生活——看得我透心凉。没有理由指责,每一个都有权力在一段关系中叫停退出,只是方式能够坦白些么?我知道,这正在发生,而且在冠冕堂皇的发生着。我们就是那么对别人,别人也那么对我们。真实从来都掩盖在说不出口的动机之下。
之前,当上司问起妻子怎么离开了李立中的时候(家庭关系和谐与否对于升迁有那么重要么?这可能是许多假和睦的来源),李立中大概已经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他赶到妻子离家上班的地方,第一次对妻子大声、动手,试图用强的让她跟他回家,我从来不认为这是这个男人爱他妻子的表现,出卖自己的朋友为了一个组长的位置,现在不过是为了抓住那根救命稻草,作最后的努力。如果你不能在关系里面找到寄托和意义,那也只能乞求于那个冷冰冰的事业了。
1986年的片子,杨德昌创作的早期,故事很冷,但是他更冷。
3 ) 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
迷恋蔡琴的应该知道,这是她早期专辑的一首歌。熟悉杨德昌电影的也会有清晰或模糊的记忆:1986年的《恐怖分子》片尾,砰然一声枪响后,李立中头倚澡池,鲜血流淌。此时,蔡琴那抚平心灵般的女中音由远及近,慢慢袭来,无言以对。
也许,很多人刚还沉浸在李立中的疯狂复仇中,突然的枪声惊醒了残酷的梦魇,粉碎了我们期盼或者想当然的电影结局。悲哀的弱者最后还是一无所有,他只能以无奈的方式了却自己,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
而私下总觉得“明知道我的梦到了尽头 ,你不再属于我所有”,这般情意绵绵的歌声不会出现在杨德昌电影中,况且还是在结尾压场。那一年,杨德昌和蔡琴刚走到一起不久,影片是杨德昌《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之后的第三部长片。又有谁能料想到十年后,杨蔡彼此已是行同陌路。一切恰似昨日种种,却覆水难收。
和杨德昌大多数的电影一样,《恐怖分子》开始的出场人物有点难以对号入座,而随着剧情深入发展,淑安、小强这些看似随意安排的人物,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看似无关全局的警官,影片用掉了一半以上的时间才告诉我们,原来他和男主角李立中竟是老朋友,正因如此,我们反过来又知道,李立中现实中并不怎么重视交际。
现实里的李立中是个生活事业平淡的小医生,整天盼着上级提拔。在家里漠视妻子需要,缺乏交流,夫妻关系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藏危机。李立中在电影里总是习以为常地反复洗手,强迫自己重复着单调枯燥的生活,不安于现状,又缺乏冲破僵局的勇气和信念。
一个恶作剧式的匿名电话,引发了李立中和妻子周郁芳的关系恶化。淑安反复出现的原因得以点明,她成长在破碎的家庭,和母亲关系冷漠,之前一系列行为道破了她身份的尴尬无奈。影片里,淑安妈妈把她带回家后,黑暗中响起了《Smoke gets in your eyes》这首歌。最近一次听到这歌是在侯孝贤《最好的时光》,老侯是如此怀念年轻时的桌球时光,以至歌声几乎从头飘到尾。
因为拨出那通匿名电话,小强和周郁芳机缘巧合有了个照面,之后和淑安有短暂来往的小强又把真实情况告诉了李立中,导致李立中脆弱防线的最后崩溃。影片在李立中/周郁芳/小强/淑安四个部分里面循环切换,不同角色又通过各种关系,把影片的前因后果完整地糅合在一起,环环相扣。最后以李立中的自杀终场,宣告完结。杨德昌晚期的几部电影,角色繁多又没有无谓的过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Honey、小马、滑头依次出现,《麻将》里红鱼、纶纶、香港、牙膏四人的现实冲突,复杂化的结构和多线发展的情节已经被杨德昌运用得得心应手。叙事编排的功力上,华人导演几乎无出其右。
摄影上,《恐怖分子》也精心细作。周郁芳决定搬出去住,镜头上她和李立中始终分开。往往上一个镜头的音乐对白还在,导演就切到另外一段画面,观众停留在前面的情绪直接被带到了后面的故事。那时候的台湾电影不怎么重视现场录音(例如《光阴的故事》),《恐怖分子》是尝试着同步录音的开始,很多场合的环境音效听着依然有些单调或失真,好在导演也有意地保留了大段的无声画面,以此来表现人物的心理失落。
再仔细分析周郁芳的获奖小说,书中她以匿名电话假设了一个悲惨的结局:丈夫杀死妻子又自杀了事。小说本身不过是她内心存在的不安定感,也是她对乏味夫妻生活的困惑猜疑,不过,她又没有通过李立中来揭开事实真相(周郁芳对李立中并不信任)。相反,她把自己的猜疑融进了小说创作。当李立中得知确实真有那么一个匿名电话侵入他们的生活,一切都被打破了。
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周郁芳一步步走近了老相好,相反,李立中对妻子的状况毫无察觉,完全忽视了沟通。细微的心理波动最后火山大爆发,获悉了“真相”的李立中步步紧逼,却被周郁芳一句“小说归小说,你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吗”打发,冲动的他,面对不合作的妻子和强势的第三者,一下子完全崩溃了。
李立中、周郁芳夫妇一个人财两空被逼无奈走上了绝路,一个看似名利双收又得面对良心责问,结局惨淡。谋杀李立中的,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周郁芳的离去或者事业的受挫,而是都市环境的紧张压迫,空气中弥补着随时会连环爆炸的危险感。杨德昌又一次把社会环境推上了被告席,如同造成小四悲剧的,不能归罪于他自身脆弱。杨德昌一如既往地用他的理性和冷漠,刻画了纷繁的现代都市还有貌合神离的男女,剖析透彻之余,令人无奈叹息。
恐怕,这也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和相信,杨德昌会在《麻将》的结尾让纶纶和Marthe在喧嚣的闹市街头热吻相拥。太多绝望,突然有了希望,反倒不是那么“杨德昌”了。
4 ) 在我的世界里数格子
看样子创作焦虑是永恒的命题啊!再一次看见了杨德昌最喜欢的音画错位了!
有一个镜头很有意思,就是李立中在编辑部追问郁芬的时候拉扯她,这个时候镜头前出现了门框,金世杰饰演的小沈将李立中推出画框,就形成了李立中在门框左边,而金世杰和郁芬在右边的构图。三人的关系一目了然。
周郁芬站在编辑部窗边的时候,打开窗户,焦点落在窗户映出的冒着生命危险擦玻璃的清洁工上,下一个镜头直接跳接到清洁工在方格窗外一格一格地擦窗户,然后镜头又跳接在了周郁芬的书桌上的方格纸,暗示郁芬此时写是倍受煎熬在写作了。结合开头丈夫所说"写部小说怎么会成变成这么要命的事呢?",知道丈夫并不理解妻子"冒着生命危险写作"的艰辛,他也从来不会关心别人。紧接着他回来了,第一件事是进厕所洗手,总是重复地干着一同样一件事,生活枯燥乏味。请看此时浴室的瓷砖也是方块,所以方格的另一层表意就是:电影中的人都被框在了方格所打造的牢笼里。而郁芬其实是理想主义者,她选择写作就是为了逃脱循规蹈矩工作一辈子的命运,殊不知又被圈在了小说的方格纸所打造的牢笼里,最后还嫁给了一个同样困在牢笼里的丈夫。
你们以为她和小沈旧情复燃对她来说就是成功逃离牢笼吗,我觉得不,请看小沈家的浴室也是方格瓷砖!
郁芬获奖后有一个获奖感言,此时很多个电视机里她也暗示了她实际上也逃脱不出这种牢笼,结合前面,她也不会和小沈过上幸福的日子,只不过是开启了另一个循环罢了。
关于小方格,还有小强拍的两个女人的照片,都是用方格状的小照片拼接出来的大照片。
李立中和周郁芬在餐厅见面的时候放的是蔡琴的《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同样在电影里的现实生活中李立中自杀后BGM也是这首歌,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悲剧人物啊!
电影的色调偏红,有多处都是红色,红色代表了危险的信号。郁芬的梦境里幻想出丈夫杀医院主任的时候,路边有一个背着红色小书包的小孩跑过一辆红色小轿车🚗的镜头,然后带出了看不见头的主任走向汽车。暗示着他有危险,结果真的就很快被李立中枪杀了。
紧接着李立中跑去小沈家的时候旁边也有一个红色消防栓,结局我们也知道了
关于淑安的第二次打给了谁,说出了她不想活了之类的话。应该是打给了郁芬,然后恶作剧说自己是李立中的情人bla bla……,请注意此时淑安是靠墙的,挂断电话后又打了一通电话说找阿德,态度和刚刚要死要活的状态根本不一样,所以推断前一个电话纯粹就是妈妈不让出门闲得无聊搞的恶作剧。而淑安打电话后的镜头直接给出了郁芬坐在电话前发呆,电话旁还放着一个小本本和一杆蓝色的笔,可以推断是打给了她。电影的后面还有一幕就是淑安照着电话簿依次打电话,注意此时淑安是坐在椅子上的,然后郁芬接电话,然后拿笔和本子。如此一来前面的镜头应该是发生在这一幕的后面,被导演故意提前了,之所以淑安坐的地方不同,应该就是被母亲发现打电话并挂断之后,趁着母亲不在又重新给郁芬打了一个电话。
郁芬在接完第一个电话后只听见了地址就被对方挂断,然后急匆匆跑到记下的地址。回来靠在墙上电话旁边后又响起了电话铃声,她没有接,应该后面淑芬还会再打一次,然后她接了,然后就发声了第一次的对话,这也是导致郁芬彻底离开丈夫的导火索,然后她按照自己的想象完成了小说,并在脑海里重现丈夫的犯罪过程。
根据李立中和警察朋友的对话知道,小强给他的照片里有他哥们大顺(可能是警察)和他的外国妞(小杂种),外国妞应该就是淑芬,她应该就是混血儿,哪国混血呢?应该是中美混血,这个就和台湾的历史有关了,当年美国打越南战争驻扎了二十万军队在台湾,那些美国佬应该和当地女性有结婚生子了嗯。后来战争结束应该都回去了,这也是为啥淑芬的父亲没有出现的原因。当然母亲的打火机也有验证,据说是美国陆军第一骑兵师,又参加越战。
关于大顺是谁,我倾向于是影片开头来办案的警察,但是里面出场的警察又交代不明,根据人物状态判断应该有五个个。
除了李的警察朋友,另外四个一定有一个是大顺。那么问题来了,警察的女朋友是犯罪分子,还会和开赌场的老歪裹上,而且还是自己正在办的案子。再结合后面她多次招客玩仙人跳,这女人的蛇蝎属性有多强相信不用过多的叙述了吧?
杨德昌的就高明之处就在这里,看似无关的人物的出场和台词都是为他的表意所服务的,复杂的人物关系最后编织出了一张巨大的网,让电影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和这个时代脱不开干系。
郁芬的小说获奖,有一个评审委员说这篇非常的生活,可是又很曲折,看了叫人浑身发冷。这不仅是评价郁芬的小说,更像是杨德昌评价自己的电影,而我们看了的确是浑身发冷。
这个镜头很有意思,此时的李立中是在郁芬的梦里,而背景又出现了电影的海报,结合前面淑芬对丈夫说要认清这是在小说里,不是现实(类似的话她也对小沈讲过,小强女朋友也讲过,而且小强女朋友随时都在看书),实际上她已经分不清这到底是小说、梦境还是现实了。而我们作为观众正看着电影里的李立中站在海报前,导演也是明确提醒我们这是电影,但是又有多少人不是将这种浑身发冷的感觉带进了现实呢?导演拍的难道不就是现实吗?……
5 ) “恐怖分子”的潜在可能性
观《恐怖分子》(The Terrorizers)中途,隐隐约约从暗伏在情节里的感受到这部看似文艺缓慢的作品中激烈、突破性的格调。错落地工整的城市风貌,彰显出一种交杂的特别气息。然而就是台北这样一座特殊气息里孕育了不同空间内被其压抑着的不同家庭、不同人物。观影之前老师就有提醒,这是一部很exciting的电影,and actually, it is.
杨德昌是台湾导演界一位奇才,他这部《恐怖分子》作为他成名代表作,不拘一格地反逆于台湾电影的一贯风格。所以有盲目的电影批评者说,杨德昌是受欧美风格西方电影影响,是一种西化的路线。而在Jameson眼里或是实质上,杨德昌并非此意。他着重抓住台北特殊的时代意义,现代性弥漫、资本冲击的冷漠的第三世界都市里,潜在着不安的因素(point)。这些因素或人或事,全都潜伏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里。杨德昌恰恰抓住了这些平时人们难以关注到的潜在人事,而这些人事又恰恰与台北市民的个人生活、城市动态以及整个第三世界都市的社会息息相关。
《恐怖分子》的拍摄技巧也很吸引人。现代主义里面讲结构,讲form。而空间性体现(Spatial Reflection)恰是本部电影一大技术手法。从开头的市区街道采景的万籁俱寂,典型的现代建筑掠影,由小及大朦胧地展示着整个城市的空间轮廓与风貌。女主角周郁芬的居所结构以及她写作小说的封闭空间;摄影青年天桥取景以及每每路过的狗吠声阵阵的街角;混血女孩密闭房间与电话特写;贴着口香糖的公寓门里有蕴藏着什么玄机……这些具有空间性体现特点的镜头像是一个个带有现代主义(modernism)、符号学(semiology)意义的城市符号,通过据纵深感的视觉领域把握在观众脑海中塑造成一座悬藏不安的现代化都市(modern city)。仔细分析其结构,三个主人公三个平行空间里,又体现着台北时代错位样的(anachronistic)特殊性:女主角周郁芬精心布局的雅致写作小屋里,内心满是抑郁。她无法做到genius样的创作,似乎艺术创作也好小说写作也好,那种本真(authenticity)的aura已经无处再寻觅,它似乎已经停留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时期的历史中。然而周郁芬心里依然坚持着在这样一个机械复制的影像充斥的时代里写作,尤其是这样一个错位组成的现代台北里;混血女被母亲密闭的黑暗小屋,现代通讯的唯一工具便是电话,当镜头从黑夜里的房间布局,投射到长长的电话线,我们隐约感受到这个属于混血女的空间结构里,隐匿着怎样的不安与后果难挨的恶作剧;富二代摄影青年偏红色调的隐匿暗房和满墙的照片,恰是带有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色彩的体现。满墙的照片像是把结构拆解了一地的碎片,影像背后有什么,影像拍摄出来就仅仅是影像,它又可以代表出什么,再怎样解构它分析它都不是通往origin的路,就算把它撕成碎片,它只会冷冷地表现出这解构后的虚无(nihility)。三个代表性的空间主体,是由本是普通的扮演着社会角色的市民群众构成的。而这些群众里,在我们看不见的平行空间,又隐匿着错位时代组成的城市带来的怎样的压力,怎样的爆发,怎样的犯罪、血腥、暴力、冷漠无情……
“恐怖分子”,听起来好像离我们距离很远,实际上却very close。这部电影的对于台北的allegory在于其城市特质所带来的限制及后果。正如Melodrama of the City一文中所说:”This parallel between human society and technology depicts a general situation in a commercial society.” 台北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新工业地带,群众的生存空间像是架构在一个整体上被限定住。多重杂陈的城市受资本主义影响,加之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一种混杂分综的现代与后现代的错综交杂特征就此流露。杨德昌精彩地运用镜头表达来把这种城市复杂的空间性和暗中隐喻的真实展示给观众;从并非社会名角的小众、家庭着手,折射出社会人际关系的复杂和小众暗藏的非小众性的阴暗力量一面。
潜在意义上,《恐怖分子》告诉生活在当今现代性当道的生存环境里的人们,在扭曲复杂的城市空间里,每个人都可以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影像可以是生活原貌经过剪辑后于荧屏上呈现的移位复制品。在真实生活里,在现代性充斥中生活的我们该何去何从,却只有邀请自己做自己生活的导演,反用技术时代来进行自反,从而更好更澄明地认识周遭世界,才能找到唯一的出路。
6 ) 变化只是一种轮回的重复
大师的电影连着看了两遍需要一些记录。
“如果你了解季节,变化只是一种轮回的重复。这一年春天和往常没有两样。”
影片开始时李立中同事口中的高组长之死和周郁芬笔下的小说提笔已向观众透露,这对主角夫妻的故事和许多人们一样,“他的生活太单调了,一旦出点事,反应不过来一定会出问题。” 主角李立中是个标准的老实人,为人谨小慎微,渴望上级的认可,对老婆表面处处隐忍顺从,没有事情也从来不会主动去找老朋友。生活于他习惯逆来顺受,默默期待日子会渐渐且自然的好起来。老婆消失了给自己找借口是写小说就放心多了,小说成功了她就会回家了,高组长死了提拔的就是自己了。李立中逃避生活里深层尖锐的矛盾与痛苦,蒙住眼睛一切似乎都还过得去。然而一通恶搞电话戳破了他的泡沫,老婆出轨、升职无望压垮了这个老实人的最后一丝幻想。他甚至连愤恨都是不声不响地发泄,在周郁芬的梦中向生活砰砰开枪,而击中的还是血珀里的自己。
周郁芬在小沈和李立中出现的画面时对比鲜明,一则每每明朗青葱,一则焦闷昏红颇同囚困。角色的关系亦如色彩所呈现的,小沈在周郁芬的故事里看到他们无法被时间改变的曾经,细细品读以他为原型的故事;而李立中结婚多年没看过妻子写的小说,“写个小说怎么会变成那么要命的事呢?” 他从不理解妻子的选择,也不曾试图理解。周郁芬这个“理想主义者”,通过写诗情画意的句子来逃避重复来重复去的日子,企图以结婚、写小说、生孩子、找工作、出轨来不断的寻求一个新的开始。当她提出要搬出去,随着烧水壶的尖叫,夫妻隔着墙背对背、然而紧紧直视镜头的对话直指痛处。他们在自我的空间里互相控诉,也许在控诉的更多则是于生活面前懦弱逃避的自己。看着此景的观众多少也下意识的被拷问了灵魂。
一个很喜欢的镜头是周郁芬的小说获奖后夫妻二人于餐厅相聚的画面。两人挨着坐,而隔窗看去被栅栏隔开,意趣深长,他们任然像在囚牢中,两者的距离也不知相隔多远,
杨导神一样的多线叙事、场景切换通过渐渐打开小强和淑安的故事串联全片。小强有点像年轻的男版周郁芬,喜欢活在幻想的世界,重复了离开寻找的故事。小强在无意拍摄了不良少女淑安后爱上了幻想中的她。与女友激烈的争吵在温柔的smoke gets in your eyes背景音乐下如梦似幻,随风飘起的纱帘隐约剩下小强女友在阳台心碎的背影,和远景里大步向前不回头的小强。小强女友摘下分手纸条后躺进了救护车,旁白“不想活了”完美引用了淑安的骚扰电话。荒诞绝妙,淑安成功的进行了一通通对他人生活的恐袭。小强在与淑安的重逢后发现了迷恋与现实的差距,选择离开他的幻想空间,这一次留在风中凌乱的是一片片小强镜头下淑安美丽的照片。
影片的镜头和色彩冷峻细腻,光影和构图精巧的反射环境与人物的情绪,大师的作品每一幕都让人感叹匠心打磨。城市里的人们通过画面积累映射的焦虑躁动、隐忍妥协、冷漠懦弱在最后主角意淫杀人和自杀的枪声中迭代高潮,惊心动魄。伴着蔡琴缓缓低吟“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杨导的冷抢打在了观众的心上。恐怖分子里最为直白的恐怖分子就是乱打电话的淑安,其他的角色也互为对方的恐怖分子,又或者他们真正的恐怖分子是生活,更是选择在轮回重复逃避的自己。
屌丝是一生的宿命,如果你又娶了个文艺女神。那么你只能走向最终的自我毁灭。
拉登式恐怖分子的悲剧在于用他人的命替他人复仇,杨式的悲剧在于用自己的命替自己复仇。这种危险关系甚至存在于政治最正确的运动里,越是尊重他者的权利,越是划清自我的边界。这种双重标准是在这个现代社会里自处、也是葬送掉它的方式。片中人在暗房里打赌外面是日是夜,一看是黄昏,同声说:你输了。
影史最有力道的结尾之一
当这个世界都对你不好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其实就只是对自己更不好…荡气回肠的结尾,可以细嚼好几年。蔡琴的《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让电影情绪得以延续、意犹未尽…2018-11-03资料馆重温
看到小说获奖的时候就猜到结局会是一个杀妻的悲剧,没想到结局比我想的更悲惨。但仔细想来更合理,这么一个内敛的人,只会对自己不好。
“我也想一枪崩了那狗男女,狗领导,可是什么都做不了。”李立群演得太好了。之前不是有说法好像是“现在年轻人可能低头看着手机内心已经完全崩溃了”,哪止现在呀,李立群最后难道不是“低头吃着饭其实内心已经完全崩溃了”吗?不过比李更厉害的还是杨德昌,他冷酷得已经完全不像人类了...
李立群什么都失去后去找顾宝明,等了许久见了面后,无限温柔地讲起自己被升了组长,并不是人财两空。那一段台词,李立群的演绎,真叫人冷。太冷了。
女人最不想听到的恭维是“贤惠”,男人最不想听到的赞美是“老实”。从生活土壤里长出来的老实人,开出了一朵悲凉的花。如果注定无法一起走到尽头,那就在我离开时,《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
#HKAFF#相较其他作品,这部的用力痕迹比较明显。群像中的人物大多可以在其他作品中找到对应:逃避自欺的女性,懦弱绝望的男性,家庭破裂的问题少女,拿着摄影机观察的旁观者。恐怖之处在于个体人的自私懦弱和自欺,以及因而派生的人与人之间沟通信任的毫无希望。有一种鲁迅式的呐喊感。
无法接纳无由不公的存在,无法承受理想为先的冲击,是将一切追求全盘倾注在庸常生活中的“习惯”最终杀害了他。社会以秩序规范人,但社会中人却总还要面对生活的无序,在杨德昌的理解里,恐怕整个社会就是孕育恐怖分子的大型子宫吧。结尾的血梦一场就像一次流产,而流产已是不幸中最大的万幸。
冷静、冷静,保持冷静。前半部有点索然的碎片像墙上被风撩起的黑白照片,不知不觉拼凑出一个完美的碎圆。枪响、枪响,还是枪响,好不容易共情了李立群将所有怨恨和愤懑推上喉咙找到出口,哗啦一个梦醒,所有要满溢出来的东西又全都被塞回胸腔戛然而止!撕碎、撕碎,全都撕碎,对生活的一点点遐想,对爱情的一点点幻想,撕巴完了还得扔地上踩过去。结尾太妙了,用电影演小说,却只演了最悲情的那部分,虚构的小说得奖了,真实的生活却崩塌了……(台北)
看得目瞪口呆。如此冷峻、压抑而残酷的现代都市寓言,每个人都成了他人的恐怖分子。1.多线索交叉叙事,精妙度甚于伊纳里图[爱情是狗娘],陌生人之间就这样通过偶然性改变了各自的命运。2.小说与现实的交叠,再配上双重结局与梦中惊醒,观者和剧中人一样,最终都分不清幻真虚实,唯有绝望感重压于心头。3.摄影与构图都妙到毫巅,小景别限制镜头(想及布列松)与远景交替呈现,镜像与玻璃反照,荒疏空间,黄色办公室、红色暗室与绿色电梯。4.剪辑与转场极佳,电话线摇镜+硬切勾连双方,多处谈话或音乐的音桥(Smoke gets in your eyes延贯两位女性的断肠情殇,小说介绍覆盖夫妻约见的对话音轨)。5.对摄影与电影的自指,无数照片拼接成的巨幅头像让人忆及[放大],结尾穿越海报阵列时的渺小个体,[灵欲春宵]互文。6.李立群的表演叫人胆颤。(9.5/10)
大屏幕重看。无关紧要的细节吸引了我。女作家去前男友办公司时,打开的窗玻璃反射出悬在空中清洗工的身影,尔后镜头拉到室外,将清洗工和女作家收在一个境框内。清洗工丝毫没有叙事的作用。但这种莫名其妙关联仿佛在暗指我们的世界都是相关联的,而这和片中三个故事以偶然的方式结合的电影结构相仿。
不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而是生活一直都在讲述谎言。杨德昌还真是冷峻残酷,撕开平静伪善的台北群像生活,让观众目睹每个人在脆弱中求生的无助呐喊,眼看着生活从不信任转变为不关心而无能为力。声音以不可忽视的存在介入到叙事中来,快门声/水声/电话铃声在重复中被赋予不同的含义,真假难辨仿若虚无。
注意到电话本姓名栏的一大堆“李立中”。
25年过去了,一切都像是再过25年才能拍成的电影。惊,叹,赞。
不记得谁说过,读文学作品和看电影的最高境界,是无法描述的苍凉感。杨德昌的这部,如是也。
他们顺从旧有的惯性,致力搭建形式的外壳,却无剖析本质的才气。麻木了模式人生的寡淡,生活态度温吞消极。一个被动苟安懦弱的群体,他们把冲动抑制在心里。一旦徒具外壳的脆弱泥塑,被多元思想和变幻规则冲击倒地,他们唯有舞向杀戮与自戕的终戏。恐怖分子,孕育在庸常的时光里,切记切记!【9↑】
《等待戈多》式莫名的恐怖,杀伤力巨大......如果他不是杨德昌,或许就是他最好的电影了....
生活是一場致命的恐怖襲擊,我們是彼此的恐怖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