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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更新时间：2024-06-14 00:30
详细剧情
1942年，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燎原之火，生灵涂炭，天灾人祸，哀鸿遍野。当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目光聚焦在一城一郭的征伐劫掠之时，几乎鲜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发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灾。影片的主角老东家（张国立 饰），狡猾、市侩，典型的封建地主，可即便如此也无法对抗这史无前例的灾难，他被迫逃荒，亲眼见证着儿子、儿媳、老伴等亲人的种种死状。他的遭遇是三百万灾民的缩影，面对这群人的苦难，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陈道明 饰），还是深入民间报道灾难真相的美国记者白修德（阿德里安•布劳迪 Adrien Brody 饰），以及海内外的每一个人，如何能从这眼前的人间炼狱之景侧目。绝望无止的逃生坎途，中华民族多舛命运的苦难一斑…… 本片根据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
长篇影评
1 ) 一天看完《少年派》和《1942》的许多感受
作为一名——游民，而且我多次强调，是，有业，游民，非无业游民，我觉得这二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忙里偷闲从每日的上网睡觉看小说看电影接着睡觉等一项项重要的工作中抽身而出腾出一天时间出门去电影院看两部电影，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先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觉得这个题目就很有问题。乍一看我以为是儿童电影，最多算是一部《地心历险记》水平的奇幻电影，我是丝毫提不起来兴趣。但是作为装逼文艺青年聚集地的豆瓣却给了9分的高分也让我十分诧异，作为一名入门级装逼伪文艺青年我深知，给一部儿童科幻冒险电影打5星是一件多么TM丢脸的事情啊！所以，我以我多年的装逼经验推断出，这个电影必有蹊跷，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看了一下。 画面就不说了，美就一个字儿，震撼你好几次。我是十分讨厌带3D眼镜的，带眼镜的同学都会懂的，简直是伤不起，但是这部电影看完之后，让我觉得，带了就带了吧，就足以说明画面还是十分精美的。如果这部电影只拍到100分钟，以PI的美满家庭为结尾，那我觉得说他是跟《地心历险记》一个水平线的电影简直就是埋汰后者，那它注定只能6分，最多画面加一分，7分不能再多了，也许可以算是一部动物世界或者人与自然的加强2.0版，李安是赵忠祥的升级版。但让它得到9分的关键我认为就在于最后20分钟的情节反转，一切隐喻若隐若现的浮出水面，一切前面埋下的伏笔让人知道都是有意义的而非故弄玄虚——用高中老师对作文的评语就是，它得到了升华！你别问我它究竟隐喻了什么暗示了什么，我只能告诉你我没看懂，或者说我看了一遍之后，没太看懂，豆瓣有影评把它分析的还算透彻可以去GOOGLE百度一下豆瓣之后找来看看，关于人性啊宗教啊信仰啊都说的挺多。装逼青年都认为看不懂的电影才是有内涵的好电影，或者他俩成必要条件，我也不能赞同更多。因为不懂，才带来思考，带来思考，然后...接着思考，最后是你得到了升华！看过笑过哭过就过去的电影，没什么好留恋的。 哭过就过去的电影，《唐山大地震》是个很好的例子。 容我记忆出现偏差，当年《大地震》上映的时候，有个人我忘记是不是冯小刚了，说过“看这个电影，不哭不是中国人。”这句话，还说当年进电影院都是给观众发纸巾的，据说上次粗现看电影发纸巾的盛况都可以追溯到90年代催泪大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上映的时候了，所以《大地震》这部电影的效果可见一斑。由于青春年少叛逆心强烈，对于这种“不哭不是中国人”“不顶不是中国人”“不转发不是中国人”的种种善意诅咒我一向是照单全收的，所以《大地震》我强忍着免费领纸巾的诱惑没有去看，至今也没看过。我没发言权。但得益于经常看豆瓣，经常看见一种意见就是这是一部除了过于煽情而把人感动哭了的催泪大片之外，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和思考的快餐电影——权当转述他人言论。 可能是冯导也意识到了上次《大地震》煽情煽的有点儿过了以至于让人觉得做作，所以这次的《1942》感觉还是挺憋着劲儿的把情绪包裹住——我觉得做的挺到位的，满满当当的电影院有人哭有人笑，恩，挺好的。这电影里不时透着一股冯氏幽默的劲儿，恍惚让人有种当年《甲方乙方》那时候的感觉，但放在这悲剧的大背景下的电影里，就只能说是黑色幽默了，至少我是十分笑不出，最多算苦笑不能再多。我是十分怀疑那些在看过这部电影中最悲戚部分之后为了导演耍的那点儿小聪明而甩的那点儿小包袱以显示导演的小幽默的小桥段还能TM哈哈大笑的人们的大脑是怎么构成的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沟回，或者说真的把这部电影当成一部放松休闲的娱乐电影了？如果是前者，只能说观众作为人是不成功的。若是后者，只能说导演是不成功的。还是我上纲上线了？原谅我又想起来鲁迅先生当年留学日本时的见闻了。 冯小刚觉得只拍喜剧已经不能体现他大师的功底了，以前他是代表普通民众来吐槽这操蛋的生活，现在他觉得应该是他代表来反思的时候了。拍悲剧是很体现功底，问题是，每次的悲剧题材都必须放在一个特别大的社会背景下，就显得导演很不自信。我记得当时《大地震》的时候我就跟谁说过，这种题材，谁拍谁火，谁拍谁票房好，谁拍都能把观众拍哭——这么说偏激了，但也说明，用国民的伤痛来消费国民的眼泪，这种行为本身就没有TM什么技术含量，大导演们一次次用揭伤疤的方式来告诉民众：别TM忘了以前是这个样子滴！顺便再说没事儿我帮你回忆回忆历史给我点儿票房钱就行不用客气，真心是不厚道。我能记起来的，就有《南京南京》《唐山大地震》《金陵十三钗》。这次又来到了1942年的大灾荒，看着同胞被饿死，被日寇的机枪扫死，被国民党的军队打死，作为一名中国人但凡是个人都会悲愤，但问题是，中国历史几千年，被饿死的同胞不计其数，天灾人祸从来就没断过，就拿近代史来说1942年也不是最后一次——你们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次，我实在看不出这部电影可以让人们记忆深刻以至于反思以至于前进的点在哪里。难道仅仅因为这部电影的政治正确性？那真是让人呵呵了个呵呵了的8亿票房了。拍喜剧觉得没劲，拍悲剧你说我故意煽又做作，这次好容易我不煽情了，还是离不开一个国难大背景，我觉得导演也挺没劲的。 说悲剧，最近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48年意大利的电影《偷自行车的人》，黑白电影，两个男主角都是从大马路上拉来的，没有大背景，算起来也是意大利战后重建。但当最后一幕，儿子拉住父亲的手，父亲在人流中留下眼泪的时候我是觉得真的被震撼了。算了说跑题了，我只是想说，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也可以让人产生极大的震撼的悲剧效果。 最后我想到的一点也是在观影过程中一直萦绕的一个想法，就是人们对新闻或者说是悲剧的一个快餐化的消化模式。这应该算是老生常谈了。微博上经常爆料出全国各地各种悲惨的事件，有些极轰动的，可能会持续好几周甚至引起全社会的大讨论，而有些“小”悲剧，可能上午被转发转发@@下午就没了。这也是消息流动太快的一个后果吧。以至于到这部电影，1942年的大饥荒，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警醒国人给人以烙印，还是有人可能看完电影就觉得，我管你1942年大饥荒我TM现在还欠着饥荒呢。历史是需要反思，但反思历史更大的价值应该是警示现世。前阵子看过的一部电影，《卢旺达饭店》，里面一句对白，一位西方记者说的：“你以为拍下来的东西就会有人看？如此就有人关心这儿的情况？我想不，我想他们会边看电视边说［天哪，那真恐怖！］然后继续吃晚饭。”这种情况何其似曾相识，当我们晚餐时间看着新闻联播里面的巴以冲突和非洲的种族屠杀，我们会说，真恐怖啊，怎么能这样？接下来就还是继续讨论房价的问题了。这难道是我们麻木不仁？我想也许是的，换种装逼的说法，是我们来不及悲伤。 所以回过头来看，《1942》的现实意义甚至都不及《金陵十三钗》，而后者在外国人眼中连伊朗的30万美金制作小电影都不及，那《1942》的意义除了撕国人伤疤圈钱以外我也找不到他存在的意义了。若真是想探讨人性的深刻问题，国产片还请放过大背景，大背景的政治与民族因素势必会掩盖影片中人性给人的思考。（日本的《入殓师》就是探讨人性的成功影片，尤其是里面的配乐与风光真的很美，当然还有广末凉子） 《战争之王》中也有一句对白：“地球上的人都会在战争中死去。”所以，战争是以上这一切悲剧的原罪，愿世界和平。 以上是我看完这两部电影的一些想法，抓紧记下，怕老了忘了。
2 ) 被豆瓣评分骗了，差点错过一场非常值得观看的好电影！
以后还敢不敢相信豆瓣评分？这么好的电影竟然被那写没看过影片的人恶意中伤的这严重，把对导演的攻击转化成对一部好电影的污蔑。
每次进影院去看电影之前要在豆瓣上看下评分，低于7.5的直接忽略。
周一看的少年派是因为评分竟然达到9.2,但走出影院内心并没有太多的震撼。然而1942的评分如此之低让我一开始直接认为此片不过是又一部“大师级”导演出品的垃圾片。
但是仔细观察影评，很多打一星的评论者根本没有看过电影，只是对导演和影片恶意的中伤。
幸亏今天走进影院看了这部电影，没有错过一部国产电影中难得的好片。电影借着还原历史讽刺了很多东西，人们在饥荒面前本性的暴露，我们中国人善良和邪恶的两面都真实显现。1942河南饿死三百万人，1959年饿死何止三百万！冯不敢也无法去拍1959，只能借由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讽刺去指桑骂槐。冯近些年对宗教的感悟也融入其中，个人觉得此片和少年派都在宣扬基督教。虽然本人不是基督教徒，但是看到世界上有如此多的灾难之时我也会发出影片里的那种疑问：“如果神灵不去拯救受难的人们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信?如果上帝战胜不了魔鬼我们为什么还要信？”悲凉的百姓只能在饥饿和战火中挣扎，侥幸活下来的不愿意回忆这段悲惨的过去。
希望喜欢看电影的人们不要因为近乎污蔑的评分错过一部好片，以后看电影真的不敢迷信豆瓣了。
每次进影院去看电影之前要在豆瓣上看下评分，低于7.5的直接忽略。
周一看的少年派是因为评分竟然达到9.2,但走出影院内心并没有太多的震撼。然而1942的评分如此之低让我一开始直接认为此片不过是又一部“大师级”导演出品的垃圾片。
但是仔细观察影评，很多打一星的评论者根本没有看过电影，只是对导演和影片恶意的中伤。
幸亏今天走进影院看了这部电影，没有错过一部国产电影中难得的好片。电影借着还原历史讽刺了很多东西，人们在饥荒面前本性的暴露，我们中国人善良和邪恶的两面都真实显现。1942河南饿死三百万人，1959年饿死何止三百万！冯不敢也无法去拍1959，只能借由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讽刺去指桑骂槐。冯近些年对宗教的感悟也融入其中，个人觉得此片和少年派都在宣扬基督教。虽然本人不是基督教徒，但是看到世界上有如此多的灾难之时我也会发出影片里的那种疑问：“如果神灵不去拯救受难的人们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信?如果上帝战胜不了魔鬼我们为什么还要信？”悲凉的百姓只能在饥饿和战火中挣扎，侥幸活下来的不愿意回忆这段悲惨的过去。
希望喜欢看电影的人们不要因为近乎污蔑的评分错过一部好片，以后看电影真的不敢迷信豆瓣了。
3 ) 卫郑之风淫
诗经十五国风，八个在河南，篇幅最多的是《郑风》，郑国就在如今郑州附近，河南中心地带。孔子以“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其他国风也有妇人事，比如《秦风·小戎》，说的是女子思念出征的丈夫，但《郑风》多半是未婚女子谈恋爱的过程。这就不一样了，在孔子看来，女子敢这么大胆求偶，甚至弄到失态，那还了得，就是淫。卫国在河南东部，不仅有诗歌，音乐也很发达，而且描绘的多半是贵族爱情故事。孔夫子向来是讲次序的，离经叛道的事儿，下里巴人们做做也就罢了，贵族应该四平八稳，行君子之德彰国家大义，像农妇村汉一样沉溺于情事，忒不稳重，所以有“卫郑之声淫”。
现在中国人看到淫字，基本上立刻想到分子水平，如果不是DNA水平的话。其实这词儿本来不属于动物生理学的范畴。淫通霪，是竟日不停的雨水，引申义为缓慢而持久的浸润，感情上的缠绵悱恻。若用于比附人的生活态度，即为浪漫。《纵横四海》里发哥对红姑说：你要浪漫，我给你浪漫！旁边不过是个游泳池，人造的浪漫还是不够有吸引力，所以红姑没嫁他。真正的浪漫是要有条件的，丰富的自然环境，宽松的人际关系，精神自由随遇而安，才会有浪漫的心态。
经过孔夫子辣手整理，诗经幸存了一些缠绵悱恻的句子。下面这些耳熟能详的，皆出自诗经中现在属于河南的地区。
【发春梦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网友欺骗，见光死】：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浪漫邂逅的】：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赠花表白】：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姐又不是没人要，想姐就赶紧来！】：
子惠思我，蹇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翻墙偷会】：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
【嫌姐丑？分手！】：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
【老情人发达，剩女懊悔不已】：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将兮。
【思念总是度日如年】：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再见君子，云胡不喜？
【新婚祝辞】：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以今人之见，河南诸国风颇富野趣，女子顺应天性，自由恋爱，婚姻美满，不见得道德低下。孔子恶语贬抑，当然是为他的政治哲学服务的，三纲之一是男尊女卑。想想颇有婚外恋嫌疑的孔子见南子事件，他自己说不定还不如这些求爱的女子更有操守，但这并不阻碍儒家在这片土地上领千年风骚。
如今读这些诗句，不仅感觉无比浪漫，而且惊人地发现古代河南的生态非常好。荇菜是一种浮萍，漂流在河洲里，溱、洧都是河流的名字，桑、荼、蔓草、扶苏、荷华、舜英、桥木、游龙、凫、雁，还有各种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鸟。河南简称豫，就是一个人在牧象。黄河象早已绝种，人们很难想象，如今一片过度耕植、人口超饱和的河南，曾经是堪比热带雨林的水草丰茂、野物出没的景象，正如你偶尔在某个房地产或化妆品广告上看到这些缠绵悱恻的句子，不会想起这是河南人写的。
至迟到北宋，河南都还相对富庶，罗马贵族生活质量大概比不上汴梁的一个马车夫，欧洲人看待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汴梁，应该和今人看纽约差不多。从此后就走下坡路，就像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河，逐渐干涸不见踪迹。历史荣枯本无常，但这是一次不可逆转的单向衰落，河南也开始逐渐与贫困、落后、灾荒相连，曾经促进过人口繁衍的文化，逐渐显露出世故、势利和残酷的一面。生态衰落和人际规则的复杂此消彼长，河南从盛产浪漫情诗的地区，成了典型的中国传统“重灾区”，总之，跟浪漫毫无关系了。
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歧视，歧视维族、藏族，那是恐惧异类；歧视河南人，则是无法面对自己。河南人在今天的形象，首先是像1942这样的影像不断暗示和强化的，惊人的贫瘠，伴随贫困的是土里土气，世故狡狯。对拼命奔赶现代化的人们，这不就是对整个中国过去的印象吗？在民族复兴已经完成62%、跻身发达国家遥遥在望的时候，人们更迫切地希望与过去切割，不断尖刻地嘲讽河南人以宣示彻底的脱离。
然而，这仅仅是愿望，整个中国还是一个饥馑社会，哪怕已经确信不会再被饿死、被吃掉，稍有落于人后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社会通过“面子”不断对每个成员施加压力，甚至你的亲人挚爱也不断对你进行规训，以保持与社会的步调一致。为此我们不断让自己变得坚硬，阉割掉羞涩感、以世故嘴脸对待落后者，为自己寻找不敢享受浪漫的借口，给恻隐之心等一切美德附加理性条件，如临大敌般对待任何让我们放慢脚步的事物。人们迫切追求的进步无异于逃荒，仿佛不朝前走，掉了队，就要堕入极为悲惨的境地，物质上再饱足，也抹不去化入基因的饥馑记忆，和深刻的心灵创伤。
淫风之后，饥荒史将长随。
现在中国人看到淫字，基本上立刻想到分子水平，如果不是DNA水平的话。其实这词儿本来不属于动物生理学的范畴。淫通霪，是竟日不停的雨水，引申义为缓慢而持久的浸润，感情上的缠绵悱恻。若用于比附人的生活态度，即为浪漫。《纵横四海》里发哥对红姑说：你要浪漫，我给你浪漫！旁边不过是个游泳池，人造的浪漫还是不够有吸引力，所以红姑没嫁他。真正的浪漫是要有条件的，丰富的自然环境，宽松的人际关系，精神自由随遇而安，才会有浪漫的心态。
经过孔夫子辣手整理，诗经幸存了一些缠绵悱恻的句子。下面这些耳熟能详的，皆出自诗经中现在属于河南的地区。
【发春梦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网友欺骗，见光死】：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浪漫邂逅的】：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赠花表白】：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姐又不是没人要，想姐就赶紧来！】：
子惠思我，蹇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翻墙偷会】：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
【嫌姐丑？分手！】：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
【老情人发达，剩女懊悔不已】：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将兮。
【思念总是度日如年】：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再见君子，云胡不喜？
【新婚祝辞】：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以今人之见，河南诸国风颇富野趣，女子顺应天性，自由恋爱，婚姻美满，不见得道德低下。孔子恶语贬抑，当然是为他的政治哲学服务的，三纲之一是男尊女卑。想想颇有婚外恋嫌疑的孔子见南子事件，他自己说不定还不如这些求爱的女子更有操守，但这并不阻碍儒家在这片土地上领千年风骚。
如今读这些诗句，不仅感觉无比浪漫，而且惊人地发现古代河南的生态非常好。荇菜是一种浮萍，漂流在河洲里，溱、洧都是河流的名字，桑、荼、蔓草、扶苏、荷华、舜英、桥木、游龙、凫、雁，还有各种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鸟。河南简称豫，就是一个人在牧象。黄河象早已绝种，人们很难想象，如今一片过度耕植、人口超饱和的河南，曾经是堪比热带雨林的水草丰茂、野物出没的景象，正如你偶尔在某个房地产或化妆品广告上看到这些缠绵悱恻的句子，不会想起这是河南人写的。
至迟到北宋，河南都还相对富庶，罗马贵族生活质量大概比不上汴梁的一个马车夫，欧洲人看待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汴梁，应该和今人看纽约差不多。从此后就走下坡路，就像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河，逐渐干涸不见踪迹。历史荣枯本无常，但这是一次不可逆转的单向衰落，河南也开始逐渐与贫困、落后、灾荒相连，曾经促进过人口繁衍的文化，逐渐显露出世故、势利和残酷的一面。生态衰落和人际规则的复杂此消彼长，河南从盛产浪漫情诗的地区，成了典型的中国传统“重灾区”，总之，跟浪漫毫无关系了。
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歧视，歧视维族、藏族，那是恐惧异类；歧视河南人，则是无法面对自己。河南人在今天的形象，首先是像1942这样的影像不断暗示和强化的，惊人的贫瘠，伴随贫困的是土里土气，世故狡狯。对拼命奔赶现代化的人们，这不就是对整个中国过去的印象吗？在民族复兴已经完成62%、跻身发达国家遥遥在望的时候，人们更迫切地希望与过去切割，不断尖刻地嘲讽河南人以宣示彻底的脱离。
然而，这仅仅是愿望，整个中国还是一个饥馑社会，哪怕已经确信不会再被饿死、被吃掉，稍有落于人后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社会通过“面子”不断对每个成员施加压力，甚至你的亲人挚爱也不断对你进行规训，以保持与社会的步调一致。为此我们不断让自己变得坚硬，阉割掉羞涩感、以世故嘴脸对待落后者，为自己寻找不敢享受浪漫的借口，给恻隐之心等一切美德附加理性条件，如临大敌般对待任何让我们放慢脚步的事物。人们迫切追求的进步无异于逃荒，仿佛不朝前走，掉了队，就要堕入极为悲惨的境地，物质上再饱足，也抹不去化入基因的饥馑记忆，和深刻的心灵创伤。
淫风之后，饥荒史将长随。
4 ) 糟心的电影你又拍它，图个啥？
这是片尾的一句旁白：“这些糟心的事我都忘了，你又写它，图个啥？”
糟心的电影导演又拍它，图个啥？
虽然我不知道导演拍这个片子到底是图什么，但我们可以扪着良心问自己，这部片子是不是给我们还原了一段还算比较客观真实的、不为广大青年们所知道的、抹不去的历史。
历史是人们共同的记忆，而维系一个民族情感和关系的纽带就是共同的记忆。中国人口多，中国人喜欢反复研究历史，这也没什么不好，好歹让人们能忆苦思甜，或是更团结。
看电影之前，千万别带着很沉重的心情。冯小刚一点也没想赚观众的眼泪，也不想用灾难片来绑架观众，他就是很平静地在讲一个故事，一个比小说略乏味比纪录片略有趣的故事，看完这个故事是笑是哭那都是你自己的事了。
不要将这种题材当做一种负担，它仅仅只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不需要我们再来为这些悲剧负责。看电影本来就是一种感性的享受，而理性的思考都是你强加给自己的，却不是电影逼着你去想那些又苦又累的问题。所以不要拿影片背后隐喻的政治之类的来说事，也不要纠结于人性到底怎样，先单纯地享受电影的本身就好。
回到电影，导演的功力还是有体现的。每每看到快哭的时候，故事又马上会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收起眼泪，偶尔还会掺杂一些黑色幽默，让你啼笑皆非。
初看电影时间146分钟，在想会不会过长了，后来进入电影后就完全忘了这回事，根本是多虑。2个多小时的电影，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讲述一个令人无法冷静的故事，造成的无奈感和心理反差格外强烈。除了神父那部分显得有些做作和拖沓外，其余的故事进展得不紧不慢。
故事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在河南与重庆之间切换自如，形成对比鲜明的强大反差效果，对天灾的无奈感与对人祸的讽刺味昭然若揭。
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剧本就是要好。剧中有些台词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在大饥荒面前，人可以什么都不顾；但在大饥荒面前，人却还会有最后的底线。
逃荒路上的主线基本围绕着老东家展开。老东家经历了十分戏剧化的一段逃荒经历，从痛苦挣扎到愤恨无奈，从最初的人丁兴旺到最后全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只撇下他独一人，真正告诉你什么叫兵荒马乱、饥荒逃难的年代。
而花枝、星星等女性角色面对灾难不得不做出一些痛苦、无奈却又充满存活希望的选择，也算是为了家庭的存活献出绵薄之力。
栓柱对于孩子的情感执念与老马挂在嘴边的“保命”信念作比较，虽然略嫌做作，但还是十分现实地将一个忠实马夫作为中国奴仆与一个圆滑厨师作为日本奴隶的差异化结局残酷地表现出来。让人绝望与苦痛不堪。
政府方面李培基体恤民情的执着与蒋鼎文蔑视难民的冷酷相对，到最后李培基也表达出对官场的无奈，以及注重形式的口号排练与惨造欺凌的完败战役都表现出国民党政府实质性的腐败无能。事实的真相竟然要一个外国记者突破层层阻碍反映到蒋介石处才能得到还原与引起重视。
电影中的配乐并不多，没有去故意煽动人的情感。说实话，两个多小时流水账一般的电影像极了纪录片。但在这基调理性的故事里，导演像是拿着一条细腻的感性长鞭，一下又一下慢慢抽打着你的内心深处。你疼一下，再让你缓一下，反复交错。
我个人偏好冷静的叙事方式，这样更加能让你感觉到故事本身的痛苦与无奈、挣扎与冷漠。
最后对于那些嫌弃导演不够犀利尺度不够大的观众，要借用片中李培基的一句话：“政府不救灾你们就长吁短叹，政府现在救灾了，你们又在这里吵起来打起来。”导演已经尽力还原了，故事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才会显得真实。至于那些想看人吃人或是更残酷血淋淋场面的观众，建议你要么看看小说就够了，要么就先自己拍出一部这种尺度片子在国内公映，给我们开创条先河。
其实，我们应该感激和鼓励充满诚意的导演和演员们创作出这么一部电影。做人要知足和适可而止，而不是整天四处叫嚣着我只看无删减版国外剪辑版或是还没看电影就开始打嘴炮鄙视“发国难财”的垃圾“商业”电影。
糟心的电影导演又拍它，图个啥？
虽然我不知道导演拍这个片子到底是图什么，但我们可以扪着良心问自己，这部片子是不是给我们还原了一段还算比较客观真实的、不为广大青年们所知道的、抹不去的历史。
历史是人们共同的记忆，而维系一个民族情感和关系的纽带就是共同的记忆。中国人口多，中国人喜欢反复研究历史，这也没什么不好，好歹让人们能忆苦思甜，或是更团结。
看电影之前，千万别带着很沉重的心情。冯小刚一点也没想赚观众的眼泪，也不想用灾难片来绑架观众，他就是很平静地在讲一个故事，一个比小说略乏味比纪录片略有趣的故事，看完这个故事是笑是哭那都是你自己的事了。
不要将这种题材当做一种负担，它仅仅只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不需要我们再来为这些悲剧负责。看电影本来就是一种感性的享受，而理性的思考都是你强加给自己的，却不是电影逼着你去想那些又苦又累的问题。所以不要拿影片背后隐喻的政治之类的来说事，也不要纠结于人性到底怎样，先单纯地享受电影的本身就好。
回到电影，导演的功力还是有体现的。每每看到快哭的时候，故事又马上会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收起眼泪，偶尔还会掺杂一些黑色幽默，让你啼笑皆非。
初看电影时间146分钟，在想会不会过长了，后来进入电影后就完全忘了这回事，根本是多虑。2个多小时的电影，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讲述一个令人无法冷静的故事，造成的无奈感和心理反差格外强烈。除了神父那部分显得有些做作和拖沓外，其余的故事进展得不紧不慢。
故事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在河南与重庆之间切换自如，形成对比鲜明的强大反差效果，对天灾的无奈感与对人祸的讽刺味昭然若揭。
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剧本就是要好。剧中有些台词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在大饥荒面前，人可以什么都不顾；但在大饥荒面前，人却还会有最后的底线。
逃荒路上的主线基本围绕着老东家展开。老东家经历了十分戏剧化的一段逃荒经历，从痛苦挣扎到愤恨无奈，从最初的人丁兴旺到最后全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只撇下他独一人，真正告诉你什么叫兵荒马乱、饥荒逃难的年代。
而花枝、星星等女性角色面对灾难不得不做出一些痛苦、无奈却又充满存活希望的选择，也算是为了家庭的存活献出绵薄之力。
栓柱对于孩子的情感执念与老马挂在嘴边的“保命”信念作比较，虽然略嫌做作，但还是十分现实地将一个忠实马夫作为中国奴仆与一个圆滑厨师作为日本奴隶的差异化结局残酷地表现出来。让人绝望与苦痛不堪。
政府方面李培基体恤民情的执着与蒋鼎文蔑视难民的冷酷相对，到最后李培基也表达出对官场的无奈，以及注重形式的口号排练与惨造欺凌的完败战役都表现出国民党政府实质性的腐败无能。事实的真相竟然要一个外国记者突破层层阻碍反映到蒋介石处才能得到还原与引起重视。
电影中的配乐并不多，没有去故意煽动人的情感。说实话，两个多小时流水账一般的电影像极了纪录片。但在这基调理性的故事里，导演像是拿着一条细腻的感性长鞭，一下又一下慢慢抽打着你的内心深处。你疼一下，再让你缓一下，反复交错。
我个人偏好冷静的叙事方式，这样更加能让你感觉到故事本身的痛苦与无奈、挣扎与冷漠。
最后对于那些嫌弃导演不够犀利尺度不够大的观众，要借用片中李培基的一句话：“政府不救灾你们就长吁短叹，政府现在救灾了，你们又在这里吵起来打起来。”导演已经尽力还原了，故事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才会显得真实。至于那些想看人吃人或是更残酷血淋淋场面的观众，建议你要么看看小说就够了，要么就先自己拍出一部这种尺度片子在国内公映，给我们开创条先河。
其实，我们应该感激和鼓励充满诚意的导演和演员们创作出这么一部电影。做人要知足和适可而止，而不是整天四处叫嚣着我只看无删减版国外剪辑版或是还没看电影就开始打嘴炮鄙视“发国难财”的垃圾“商业”电影。
5 ) 饥饿是唯一的真理
这不是一篇认真的影评，随便写写。
《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说他小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大喇叭里天天高喊着亩产一千八，孩子们却饿得连铅笔和课桌的木头都啃。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于是说到《一九四二》，跟《少年Pi》一样，说到底，不过都是讲了个生存斗争，人和肚子的故事罢了。不同的是，Pi是独角戏，真空环境，讲的是少年和老虎在海上饿着肚子求生的事儿；《一九四二》是群戏，携家带口逃避饥荒，扯不断的家族社会伦理关系。
《一九四二》不美，画面还赶不上《白鹿原》，更别提《少年Pi》，但不能否认冯小刚是个讲故事的高手，通篇下来，人物饱满，叙事挺有张力。
几个有意思的镜头。比如嫂子刚生了孩子，5天没吃饭。爹说煮了星星的猫，对不起她，没想到她只淡淡地来了句：“我也要喝猫汤。”就蹲到锅前，从怀里掏出一本书，一页一页撕开来当柴火烧了。从这一刻起，星星就全然摆脱了读过书的小姐身份，只剩下一个“人”的本性。家产被抢，连之前自己不吃饭也要喂猫的底气都没了。包括后来栓柱偷了美国人的饼干，偷偷拿给星星吃，想要趁机“弄了她”，星星仍是半推半就的，不说不给，也不说给，只是说等饥荒过去，就给他弄。跟家里的长工情深意切，一丁点身份架子也没剩下。
说实话，虽然当初栓柱冒死从当兵的手里救下星星，受了伤的时候，星星也曾含情脉脉地给他包扎伤口，但说到底，她还是个没义气的女人。为了肚子，扔下自己的爹，刚生下的小侄子，还有“情郎”，毫不犹疑就把自己给卖了。最初，当家的也是瞧不上栓柱的，刚出城的时候看见栓柱跟星星说：“有俺谁也不能欺负你”，满眼的嫌弃。可是到了这节骨眼子上，也抹起了眼泪，“哪个龟孙不愿把她给你哟”。栓柱是真冤，看上这么个无情无义的姑娘。
于是要说花枝。花枝从头就是个聪明理智的女人，栓柱没弄成星星，花枝第一个跑过来说：“我跟你弄，饼干给我”。星星一走，她又立刻说要和栓柱结婚，让他饿死之前也有个媳妇。可花枝却是个最有情感，有血性的女人。瞎鹿要卖孩子，花枝疯了似地骂，说她就是把孩子摔死，也不能卖了。后来瞎鹿夜里偷驴，让当兵的给拍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花枝又原地等了三天，直到当家的说，再这么等下去全都得饿死，才又上了路。洛阳的窑子来挑人，花枝第一个被挑中，可她却带着两个孩子，和人家说：“挑一个大的，送两个小的，您合算。”
花枝和栓柱结婚，也是为了生存，她说栓柱有了媳妇，就能卖媳妇了。她自己做主，把自己卖了四升小米。临走之前，她跟拴柱说：“我的棉裤囫囵（完整）一点，咱俩换了吧。”于是两个人走进过人高的芦苇地里，缓缓脱下裤子。这个镜头有点像《红高粱》里面野合的场景，可花枝不是个浪漫的女人。她务实得很，做爱是做爱，为了填肚子，棉裤是棉裤，一码归一码。
都是女人，又想起《白鹿原》里的田小娥，也是快饿死了，一动不动躺在炕上。丈夫的叔叔来弄她，给她一块馍吃，她也给人弄。没人来弄，仍旧是躺在炕上，最后活活饿死。一点也没有生存斗志，没有主观能动性，比不上花枝。
其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仍旧是孤寡老头，消失在世界终点。不管是《活着》还是《白鹿原》还是《一九四二》，老头永远看尽人世变迁沧海桑田，生命力堪比绿巨人。
《一九四二》还是沉重了点，即使字幕显示花枝和星星都活了下来，看完还是如鲠在喉，撸完没射的感觉，太压抑。《少年Pi》虽然尾大不掉，倒是有始有终。同样是开放结局，不看吃蛆的那篇影评，依旧是阳光灿烂生活挺美的。总之，这世界上只要是没了吃的，老虎也得饿肚子，地主也得饿肚子，耶稣基督军阀大官都得饿肚子，谁也不能免俗。
所以王小波说饥饿是最大的真理，我说：肚子才是最大的真理。
P.S.没看过就给片子打一星的行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有点文革的意思，先定性，再找事儿。典型的立场大于真相，意识形态大于是非黑白。当然，咱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套，你也可以说这是严酷的文化枷锁下人民表达愤怒的唯一途径。
P.P.S.根据《南方公园》的最新统计，容易愤怒的人无一例外呈现阴茎短小的特征。
这科学吗？
《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说他小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大喇叭里天天高喊着亩产一千八，孩子们却饿得连铅笔和课桌的木头都啃。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于是说到《一九四二》，跟《少年Pi》一样，说到底，不过都是讲了个生存斗争，人和肚子的故事罢了。不同的是，Pi是独角戏，真空环境，讲的是少年和老虎在海上饿着肚子求生的事儿；《一九四二》是群戏，携家带口逃避饥荒，扯不断的家族社会伦理关系。
《一九四二》不美，画面还赶不上《白鹿原》，更别提《少年Pi》，但不能否认冯小刚是个讲故事的高手，通篇下来，人物饱满，叙事挺有张力。
几个有意思的镜头。比如嫂子刚生了孩子，5天没吃饭。爹说煮了星星的猫，对不起她，没想到她只淡淡地来了句：“我也要喝猫汤。”就蹲到锅前，从怀里掏出一本书，一页一页撕开来当柴火烧了。从这一刻起，星星就全然摆脱了读过书的小姐身份，只剩下一个“人”的本性。家产被抢，连之前自己不吃饭也要喂猫的底气都没了。包括后来栓柱偷了美国人的饼干，偷偷拿给星星吃，想要趁机“弄了她”，星星仍是半推半就的，不说不给，也不说给，只是说等饥荒过去，就给他弄。跟家里的长工情深意切，一丁点身份架子也没剩下。
说实话，虽然当初栓柱冒死从当兵的手里救下星星，受了伤的时候，星星也曾含情脉脉地给他包扎伤口，但说到底，她还是个没义气的女人。为了肚子，扔下自己的爹，刚生下的小侄子，还有“情郎”，毫不犹疑就把自己给卖了。最初，当家的也是瞧不上栓柱的，刚出城的时候看见栓柱跟星星说：“有俺谁也不能欺负你”，满眼的嫌弃。可是到了这节骨眼子上，也抹起了眼泪，“哪个龟孙不愿把她给你哟”。栓柱是真冤，看上这么个无情无义的姑娘。
于是要说花枝。花枝从头就是个聪明理智的女人，栓柱没弄成星星，花枝第一个跑过来说：“我跟你弄，饼干给我”。星星一走，她又立刻说要和栓柱结婚，让他饿死之前也有个媳妇。可花枝却是个最有情感，有血性的女人。瞎鹿要卖孩子，花枝疯了似地骂，说她就是把孩子摔死，也不能卖了。后来瞎鹿夜里偷驴，让当兵的给拍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花枝又原地等了三天，直到当家的说，再这么等下去全都得饿死，才又上了路。洛阳的窑子来挑人，花枝第一个被挑中，可她却带着两个孩子，和人家说：“挑一个大的，送两个小的，您合算。”
花枝和栓柱结婚，也是为了生存，她说栓柱有了媳妇，就能卖媳妇了。她自己做主，把自己卖了四升小米。临走之前，她跟拴柱说：“我的棉裤囫囵（完整）一点，咱俩换了吧。”于是两个人走进过人高的芦苇地里，缓缓脱下裤子。这个镜头有点像《红高粱》里面野合的场景，可花枝不是个浪漫的女人。她务实得很，做爱是做爱，为了填肚子，棉裤是棉裤，一码归一码。
都是女人，又想起《白鹿原》里的田小娥，也是快饿死了，一动不动躺在炕上。丈夫的叔叔来弄她，给她一块馍吃，她也给人弄。没人来弄，仍旧是躺在炕上，最后活活饿死。一点也没有生存斗志，没有主观能动性，比不上花枝。
其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仍旧是孤寡老头，消失在世界终点。不管是《活着》还是《白鹿原》还是《一九四二》，老头永远看尽人世变迁沧海桑田，生命力堪比绿巨人。
《一九四二》还是沉重了点，即使字幕显示花枝和星星都活了下来，看完还是如鲠在喉，撸完没射的感觉，太压抑。《少年Pi》虽然尾大不掉，倒是有始有终。同样是开放结局，不看吃蛆的那篇影评，依旧是阳光灿烂生活挺美的。总之，这世界上只要是没了吃的，老虎也得饿肚子，地主也得饿肚子，耶稣基督军阀大官都得饿肚子，谁也不能免俗。
所以王小波说饥饿是最大的真理，我说：肚子才是最大的真理。
P.S.没看过就给片子打一星的行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有点文革的意思，先定性，再找事儿。典型的立场大于真相，意识形态大于是非黑白。当然，咱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套，你也可以说这是严酷的文化枷锁下人民表达愤怒的唯一途径。
P.P.S.根据《南方公园》的最新统计，容易愤怒的人无一例外呈现阴茎短小的特征。
这科学吗？
6 ) 谌旭彬：戳破《1942》里的伪历史
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坊间已成热词。但可惜的是，无论是
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
伪史当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
2012-12-07 第95期电影《一九四二》海报
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
，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
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详细]。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
大饥荒。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
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
12月7日刚刚辞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换言之，报导灾
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
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譬如重庆《新华日报》
，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
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
入陕豫灾民，陕省府设法救济
1942，12，1
豫省灾情志略
1942，12，1
[洛阳各界救灾工作竞赛展期至本月十日]（要闻简报）
1942，12，3
豫灾弃婴，捐款救济
1942，12，4
[傅作义捐款万元救济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5
豫灾救济，洛阳各界热烈响应，米干主教来渝筹赈
1942，12，7
救济豫灾，政府拨一万万元，卫立煌等发起扩大募捐
1942，12，8
河南之灾，灾区来信痛陈饥荒
1942，12，10
灾民迁徙耕地荒芜，豫省当局规定代耕办法，并筹措平粜基金及粮食
1942，12，10
[灾荒严重民食困难，豫省府通令禁止酿酒]（要闻简报）
1942，12，11
救济豫灾，美援华会派员赴豫，主持发放该会赈款，陕省府拨款收容灾童
1942，12，13
豫灾民相率流亡，每日到洛阳达数千，过去四个月已配送十二万人
1942，12，14
救济豫灾，农行赶办第二批灾区款货，甘全省捐一日所得赈豫灾
1942，12，15
洛粮价上涨，赈灾款已募四十余万
1942，12，16
前线将士同情豫灾，X战区官兵节食助赈
1942，12，18
豫省募款救灾，年底可望达五千万元，鹿邑上蔡灾情益严重
1942，12，19
救济豫灾，鲁山县献粮薪，各省纷纷捐款
1942，12，20
[新疆垦业银行及山西省府均寄款救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21
蒋介石轸念豫灾，令在陇海沿线设粥厂，豫建厅筹划明年春耕
1942，12，28
豫枪决污吏
1942，12，29
豫战区官兵赈灾，每月自动减食两餐，蒋介石特电嘉奖
1942，12，29
[陆军某师某团，绝食一日赈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30
国际友人协赈豫灾
1942，12，31
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
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
；《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
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所谓国
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
，政府从未有过限制。《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
政府。
《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
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
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
洛阳喜雨，豫购陕粮救灾
1942，9，12
豫请振代表昨谒徐部长
1942，9，15
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
1942，9，30
视察豫灾（张继、张厉生奉派赴豫）
1942，10，1
救济豫灾；豫枪决污吏
1942，10，2
宣慰豫灾民
1942，10，7
查勘豫灾
1942，10，8
查勘豫灾，张继等由洛出发
1942，10，25
豫灾民移垦
1942，10，29
宣慰豫灾，张继等返抵西安
1942，11，5
振济豫灾，中央将再拨款急振
1942，12，3
豫省积极救灾，筹平粜基金，向富户借粮
1942，12，10
振济豫省灾民
1942，12，28
豫省灾荒目睹记
1942，12，28
天寒岁末念灾黎
1942，12，28
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
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
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
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
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
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
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
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
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
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
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
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
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可
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
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
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
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事实恰恰和冯玉
祥所言相反。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
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
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据郭
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
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
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
”，全然不是事实。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
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
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
420万石）减为250万石”。详情可见上期专题。[详细]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
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
报告有关。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
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
蒋介石。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
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
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
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
：“（《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
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
‘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
免。’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
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了谎。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
，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
年代时杜撰的。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
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救灾工作
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
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
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
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
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
……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
发挥了很大作用。”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详细] 。但事实
并非如此。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
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
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
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
”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
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
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
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
制定。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
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
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
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
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
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
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
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粮
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
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远早于白修德
的报道。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并不可信。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
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同时，3月份也是政府救灾工作最艰
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
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
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
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灾
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
灾，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准确得多
谢伟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据谢氏记载：“粮食现在也
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
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
吨。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
吨粮食。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几乎所有桥
梁都被破坏了。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
义和智慧。”如果谢氏调查到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
铁路，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
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
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最终饿死人数众
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更不难发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其实只是1
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样是重灾区——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下达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记载：“目前五、
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
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
《时代》刊文的时间。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抗日根据尚且“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
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自不难想象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交通不畅的河南国统区会是何等
情状。
蒋介石让前线部队撤退，想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
电影里有蒋介石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学者们
中也有人撰文说：“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质。……日占区不仅严禁灾
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
压力。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积极救助；第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
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 [详细] 这些说法，与史实相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说政府“没有积极救助”，何谓“积极”？若以“效果显著”来定义“积极”，那么政府
很显然没有做到；若以“尽力”为“积极”，则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并不多。至于基层政
权空洞化、腐败化，无法将救灾措施落到实处，则实在是国民政府贯穿整个大陆时期的痼
疾。但若说政府“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则纯属诛心之诬蔑。政
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会沿着灾民逃往陕西的路线设置那么多的救济站。更何况，河南省
政府当年还专门出台过规定，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
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2）各县应督率
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
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
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政府非
但不曾“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更不曾有过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想法。
1943年蒋介石确实从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但目的是为防止该部队起义倒向中共
不过有意思的是，1943年，蒋介石还确实曾经从河南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即赵寿山的第
38军。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想要放弃河南，直到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
在河南的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后移。赵寿山的38军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之
所以被从前线撤回，原因不是灾荒，而是蒋介石和汤恩伯均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共产党同化
控制，放在前线随时可能举旗易帜，故先将其从前线调回巩县“集训”，实质上是将其置
于国军的控制之下，稍后又将亲中共的军长赵寿山调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据
该书称，该部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曾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
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酝酿和准
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
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赵寿山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
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
党员调到关键岗位。夏，又将教导队和干训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
对付突然事变。”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毛泽东指
出：部队要做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
国民党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方面早有知晓，故而才会
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与灾荒则毫无关系。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
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说：“别忘了，
他们首先是人！”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刘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
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
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
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
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
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
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
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
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
《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
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
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
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
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
属胡说八道。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
大幅度的后移。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
没有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
回到冈村宁次。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
。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
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至于日军在
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任何史料。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
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
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
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
毁日军粮库多处。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
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山西通志》）
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19
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
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
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这虽
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
灾民。”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
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田氏
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
出去，田氏别无他法。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
，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
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汉三回忆，此人
“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
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工作开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
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
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
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
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其他逃往更广阔
的东部沦陷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
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道。
结语
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市面上可见的报道里，还有太多太多的伪历史。譬如说汤恩
伯不救灾，兵败时库存还有100万袋面粉。稍微用脑子想想，也知道这种证据站不住脚——
汤氏兵败是在1944年4月，灾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汤氏40万部队，在灾荒已过的194
4年库存半年军粮，与救不救灾哪里有半毛钱关系？再如媒体报道里常见到一个细节，说为
白修德往纽约发稿的那个电报员被蒋介石杀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忆
录原文，可以看到那里分明写着“我猜想……”，其实连白修德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存在这
样一个正直的电报员。
广告语真的很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只是，在伪历史里“温
故”，最后“知”的，会是什么“新”呢？
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
伪史当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
2012-12-07 第95期电影《一九四二》海报
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
，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
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详细]。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
大饥荒。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
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
12月7日刚刚辞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换言之，报导灾
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
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譬如重庆《新华日报》
，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
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
入陕豫灾民，陕省府设法救济
1942，12，1
豫省灾情志略
1942，12，1
[洛阳各界救灾工作竞赛展期至本月十日]（要闻简报）
1942，12，3
豫灾弃婴，捐款救济
1942，12，4
[傅作义捐款万元救济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5
豫灾救济，洛阳各界热烈响应，米干主教来渝筹赈
1942，12，7
救济豫灾，政府拨一万万元，卫立煌等发起扩大募捐
1942，12，8
河南之灾，灾区来信痛陈饥荒
1942，12，10
灾民迁徙耕地荒芜，豫省当局规定代耕办法，并筹措平粜基金及粮食
1942，12，10
[灾荒严重民食困难，豫省府通令禁止酿酒]（要闻简报）
1942，12，11
救济豫灾，美援华会派员赴豫，主持发放该会赈款，陕省府拨款收容灾童
1942，12，13
豫灾民相率流亡，每日到洛阳达数千，过去四个月已配送十二万人
1942，12，14
救济豫灾，农行赶办第二批灾区款货，甘全省捐一日所得赈豫灾
1942，12，15
洛粮价上涨，赈灾款已募四十余万
1942，12，16
前线将士同情豫灾，X战区官兵节食助赈
1942，12，18
豫省募款救灾，年底可望达五千万元，鹿邑上蔡灾情益严重
1942，12，19
救济豫灾，鲁山县献粮薪，各省纷纷捐款
1942，12，20
[新疆垦业银行及山西省府均寄款救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21
蒋介石轸念豫灾，令在陇海沿线设粥厂，豫建厅筹划明年春耕
1942，12，28
豫枪决污吏
1942，12，29
豫战区官兵赈灾，每月自动减食两餐，蒋介石特电嘉奖
1942，12，29
[陆军某师某团，绝食一日赈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30
国际友人协赈豫灾
1942，12，31
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
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
；《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
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所谓国
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
，政府从未有过限制。《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
政府。
《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
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
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
洛阳喜雨，豫购陕粮救灾
1942，9，12
豫请振代表昨谒徐部长
1942，9，15
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
1942，9，30
视察豫灾（张继、张厉生奉派赴豫）
1942，10，1
救济豫灾；豫枪决污吏
1942，10，2
宣慰豫灾民
1942，10，7
查勘豫灾
1942，10，8
查勘豫灾，张继等由洛出发
1942，10，25
豫灾民移垦
1942，10，29
宣慰豫灾，张继等返抵西安
1942，11，5
振济豫灾，中央将再拨款急振
1942，12，3
豫省积极救灾，筹平粜基金，向富户借粮
1942，12，10
振济豫省灾民
1942，12，28
豫省灾荒目睹记
1942，12，28
天寒岁末念灾黎
1942，12，28
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
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
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
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
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
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
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
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
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
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
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
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
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可
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
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
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
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事实恰恰和冯玉
祥所言相反。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
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
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据郭
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
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
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
”，全然不是事实。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
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
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
420万石）减为250万石”。详情可见上期专题。[详细]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
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
报告有关。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
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
蒋介石。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
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
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
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
：“（《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
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
‘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
免。’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
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了谎。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
，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
年代时杜撰的。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
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救灾工作
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
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
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
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
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
……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
发挥了很大作用。”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详细] 。但事实
并非如此。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
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
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
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
”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
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
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
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
制定。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
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
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
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
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
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
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
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粮
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
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远早于白修德
的报道。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并不可信。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
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同时，3月份也是政府救灾工作最艰
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
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
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
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灾
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
灾，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准确得多
谢伟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据谢氏记载：“粮食现在也
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
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
吨。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
吨粮食。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几乎所有桥
梁都被破坏了。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
义和智慧。”如果谢氏调查到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
铁路，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
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
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最终饿死人数众
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更不难发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其实只是1
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样是重灾区——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下达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记载：“目前五、
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
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
《时代》刊文的时间。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抗日根据尚且“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
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自不难想象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交通不畅的河南国统区会是何等
情状。
蒋介石让前线部队撤退，想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
电影里有蒋介石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学者们
中也有人撰文说：“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质。……日占区不仅严禁灾
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
压力。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积极救助；第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
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 [详细] 这些说法，与史实相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说政府“没有积极救助”，何谓“积极”？若以“效果显著”来定义“积极”，那么政府
很显然没有做到；若以“尽力”为“积极”，则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并不多。至于基层政
权空洞化、腐败化，无法将救灾措施落到实处，则实在是国民政府贯穿整个大陆时期的痼
疾。但若说政府“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则纯属诛心之诬蔑。政
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会沿着灾民逃往陕西的路线设置那么多的救济站。更何况，河南省
政府当年还专门出台过规定，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
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2）各县应督率
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
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
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政府非
但不曾“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更不曾有过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想法。
1943年蒋介石确实从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但目的是为防止该部队起义倒向中共
不过有意思的是，1943年，蒋介石还确实曾经从河南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即赵寿山的第
38军。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想要放弃河南，直到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
在河南的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后移。赵寿山的38军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之
所以被从前线撤回，原因不是灾荒，而是蒋介石和汤恩伯均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共产党同化
控制，放在前线随时可能举旗易帜，故先将其从前线调回巩县“集训”，实质上是将其置
于国军的控制之下，稍后又将亲中共的军长赵寿山调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据
该书称，该部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曾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
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酝酿和准
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
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赵寿山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
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
党员调到关键岗位。夏，又将教导队和干训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
对付突然事变。”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毛泽东指
出：部队要做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
国民党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方面早有知晓，故而才会
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与灾荒则毫无关系。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
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说：“别忘了，
他们首先是人！”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刘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
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
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
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
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
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
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
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
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
《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
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
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
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
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
属胡说八道。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
大幅度的后移。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
没有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
回到冈村宁次。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
。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
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至于日军在
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任何史料。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
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
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
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
毁日军粮库多处。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
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山西通志》）
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19
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
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
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这虽
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
灾民。”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
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田氏
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
出去，田氏别无他法。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
，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
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汉三回忆，此人
“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
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工作开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
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
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
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
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其他逃往更广阔
的东部沦陷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
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道。
结语
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市面上可见的报道里，还有太多太多的伪历史。譬如说汤恩
伯不救灾，兵败时库存还有100万袋面粉。稍微用脑子想想，也知道这种证据站不住脚——
汤氏兵败是在1944年4月，灾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汤氏40万部队，在灾荒已过的194
4年库存半年军粮，与救不救灾哪里有半毛钱关系？再如媒体报道里常见到一个细节，说为
白修德往纽约发稿的那个电报员被蒋介石杀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忆
录原文，可以看到那里分明写着“我猜想……”，其实连白修德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存在这
样一个正直的电报员。
广告语真的很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只是，在伪历史里“温
故”，最后“知”的，会是什么“新”呢？
从头演到尾其实就一个字，苦。饥寒交迫的逃荒路还夹杂着日军轰炸，每隔几分钟一段伤感的配乐加死人，无节制的煽情的目的就是你必须得哭。说是天灾，归根到底还是人祸，这层意思其实还是拍出来了。只是委员长那条线太弱，原书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现在却成了鸡肋。幸亏刘震云小说里有很多妙处
苦大仇深，平铺直叙，漫长的两个半小时毫无波澜，就像在看一部沉重的纪实片、太累。同样是历史和悲情，作为电影，不如《唐山大地震》来的轻松。不过，如果你喜欢《建党伟业》此类题材，到也是可以去瞅瞅。
潼关，位于陕西渭南，是1942河南大逃荒一大目的地，也是这段苦难之旅的“终点”，很容易联想到“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千万颠沛流离，三百万饿殍漂野，天灾+人祸，主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靠自己，走下去，活下去。
饿死人的年代过去了就不要再回来。
很明显《1942》这部残酷到让人失语的作品不太符合多数观众观影需求，难以理解为毛有好多人没有看片子就在那里叨叨说是烂片，咱们能理智一点吗？！无论票房与评分怎样，都不能掩盖这是一部绝对有诚意的伟大作品！从大众立场转换到精英立场的冯小刚这次遭受的考验不小...
张国立演的真是贼好，不用说话，一看他的脸我就想哭，那表情太特么可怜了。
“河南到死了多少人？”“政府统计一千零六十二人。”“实际呢？”“大约三百万人。”
从灾民逃荒拓展至政界/商界的讨论，点线面俱到，进而批判了国民政府的冷漠与腐败，倒不是不人道而是太务实。剧本改编扎实，群戏相得益彰，政府/逃荒两条线均衡适中，既顾及到小细节的感人又拥有大场面的震撼，稍许冯式幽默渗透其中。如果编导能只专注于戏剧，而不是过于展现悲惨，整体性会更上乘。
哈哈，回头再看看十年前的影评唏嘘不已，尤其是那些恶评说刻意渲染苦难的，电影是好电影，只不过我们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视角进行解读，近些年的见闻和经历让看懂片子的人越来越多了。电影并没有渲染，相反，在我看来反倒有种收着的谨慎，且看且珍惜，这种电影现在和以后也不会再有国产导演做了^_^
可以不用对这部电影有敬意，但要对历史有敬畏之心。年轻的时候应该多读书，老了才知道该怎么发力。
他们沉默的走在中原大地上，无人问津
所有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刘震云如是说。这部片子就秉承了这一宗旨，悲剧氛围之下，处处都有引人发笑的对白。其实用喜剧手法表现悲剧，悲剧的核，喜剧的壳，是很高明的玩法。可惜冯小刚有的只是小聪明，难成大气候。又想直面人性之复杂，又不敢深入点到即止。冯氏小机灵，可以休矣。
真心没什么意思。这样类似题材的电影应该是没人能拍得过＜活着＞了。剪辑混乱。无用人物太多。情绪不到位。
我觉得这种片得让情绪递进，但是视角太多感受就散开了，很遗憾它没有预告片那么好，但也庆幸它没像大地震那样故意煽。
刘震云：继续逃荒的人就告诉他说，大爷，别往回走啊，往回走就是个死。老东家说，没想活着，就是想死的离家近一点。当他又往前走的时候，发现这个山坡上有一个小女孩，五六岁的样子，趴在一个她妈的尸体上在哭。物伤其类，同病相怜，这老头说我得劝劝这孩子，过去就跟她说，妮儿啊，别哭了，身子都
1942,河南大灾，三千万人流离失所，不得不踏上逃荒路，加上日军的围堵，尸横遍野，民不聊生，政府把河南灾荒当作包袱，日本人却利用灾荒赢得河南战役。剧本扎实，镜头感值得称赞，演员表演到位，朴素真实，片尾人卖人的戏是整篇的高潮段落，把两个小时的挤压集中释放，冯小刚最佳影片！
原来当时我并没有看懂其中的真实和残酷
冯灾难和冯段子，我觉得还是第二个稍好点儿。
苦死了
敢于拍人祸的导演比只拍天灾的要更值得尊重。天灾只是人祸的体现，借古讽今，道尽中国人当今处境。贫富，上下，大家与小家，历史的维度上，中国人并没有本质改变，大众会懂这一声叹息。这种玄妙无需庙堂僧润色，只需江湖匠简单呈现。平民黄金八点档的简单通俗，注定会让高端影迷的逆反最终化为一碟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