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

這部電影通過一部詞典的編撰讓我再次見識到了日據時期高麗民人的種族關懷，同《東柱》《一死開悟》《大將金昌洙》等抗日作品一樣，催人淚下。可見，這種抓住人心的作品是有其一貫傳統的。

高麗的抗爭劇似乎恆常在追問同一個主題，即面對強大的異族壓力，我們應該怎樣全面地展現這同一個抗爭的多個面向？以使人感念前人的精神並繼承之，而非單純粗暴地痛恨歷史上的敵人並延續這種痛恨。因為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繼續塑造出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個民族偉大與否，不是以她擁有多少先進武器為參考的，就如同一個大學校的層次高低不能通過她的大樓數量來判斷一樣。

鬥爭當然離不開武力，但如果一個地域的影視作品持續數十年都是以武力題材為主流，那只能說這個地域的審美已經低級到純粹地欣賞暴力。以暴制暴是最直接最低級的反抗方式，對這種動物性反抗方式的宣傳除了培養觀眾的暴力和畸形崇拜以外什麼都培養不出來。

高麗民族的影視作品能達到這樣的高度，當然是和她的社會環境是有關的，而這個環境是其一代又一代，影視的、非影視的同仁們一起創造的。仁人君子，百代而上，百代而下，都在孜孜為其民人塑造一種環境，一種人的環境。

没有人能体味这种情感，这部片子前前后后看了不是4遍就是5遍。看的时候也会流泪，仔细留意每一个细节，仔细思考每句台词，仔细而小心地写下这段文字。就这样吧。看了所有的影评，感觉他们其实根本没办法跟主创人员共情，都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的态度。如同吃瓜群众，当然也无法苛责本瓣里的影评人们，毕竟，有些事情既无法直说又无法共情，人类其实挺复杂的。

語言是民族的精神，文字是民族的生命。

看到韓國，不免想起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早期統治者為了便於統治，除了要求派駐台灣的日本官員學習台灣本土語言（包括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等），也同時對台灣人推行「國語教育」，此時的「國語」指的是日語。但就在1937年， 台灣總督府一改過往四十多年的雙語政策，強力推行日語教育，廢止報紙、雜誌的漢文版，在各地設立「國語講習所」、「國語練習會」、「國語保育園」、「國語愛用會」，取消漢文課，要求老人也要學日語，同時又設立「皇民練成所」，公布「國語家庭認定規程」、「國語模範部落建設競進會要項」、「關於官公署國語使用要項」，展開正式的皇民化運動。 這段歷史曾聽阿嬤說過，不過，由於出生鄉下地方，倒是沒有受到太大的限制，但幾句日文還是記得的。

語言可以滲透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可怕的就是思想的轉變，你會開始以為自己就是日本人，這也正是殖民者想要的效果。

也因為這段過去，到了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在台大力推行「說國語運動」，此時的「國語」是普通話，具體的舉措包括 「國語廣播教學」 、 推行《國語小報》（今國語日報），也著力加強學校、機關及公共場所須使用國語。初期也並未限制人民說本土語言，但到了1951年，教育廳明令各級學校應以國語教學，嚴禁方言，教師和學生之間談話都必須用國語，聘請教員時，國語程度太差者，不予聘用。此後又陸續出台更嚴格的措施，1973年， 教育部為「為普遍推行國語及注音識字運動」公布《國語推行辦法》，依照辦法第2條：「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得聘請專家及熱心人士，組成國語推行指導委員會，負責研究、設計、及指導事項。」，所有教育單位需設立「國語推行委員會」。

在「國語推行委員會」推行國語期間，台灣各主要道路及在原住民部落較顯眼之處，皆會以大型標題「人人說國語」或「愛國說國語」及「請說國語」等看板宣傳，且在學校必須講國語，電影院禁播方言、外語電影。

作家侯文詠的小說《請說國語》生動描述了那段推行「說國語運動」的歲月：

小學校長想出點子，硬紙板上寫著：「請說國語。」一條尼龍繩綁的狗牌用來懲罰那些用方言交談的人；狗牌共有6面，每個年級各發一面，戴狗牌的人兼任糾察當「鬼」，在他發現另一個說方言的人時，就可以把狗牌交出去了。

這段提到的，是校園中對於說方言的學生，會祭以「掛狗牌」的方式侮辱。媽媽也曾跟我分享，小時在學校說台語是要被罰錢的。但在社會上，人民為了表達抗議及不滿情緒，也會以普遍敵視不會講方言者為回應。這就造成了社會中的敵對仇視（譬如大家可能常聽到台灣有本省外省的衝突，現在偶爾還是會被政治人物拿來炒作）。

直到解嚴後，國語運動才廢除，改行推廣本土語言，但是國語取代母語的趨勢已無法停止，許多年輕人已不太會聽或說方言。不過，還有政府及許多有志之士仍在努力，除了推行方言學習，在台灣也有客語認證、閩南語認證等措施。學校也開闢課程，讓學生從小學習本土語言。重視語言、重視文化，該是人的自覺。

想要從根本摧毀一個民族，打擊語言、湮滅文化是必要手段。但是，這些可都是寶啊，在現代，保護都來不及了，想著打擊是怎麼樣地殘酷呢。

說完台灣，還是回到本片吧。電影的題材沉重，雖然加入了諸多情節軟化了一些，但結局不免是以犧牲換成就。

就題材而言，該拍，不過還是有明顯的缺憾，節奏稍顯拖沓，許多情節甚至安排得太刻意，可以刪減，譬如警察長明知聽證會有鬼卻查不到，在手下匯報時，命令他們密切探查朝鮮語學會留有的後手，結果教堂外都沒人盤查，只去監視代表，這實在智商太低，不如不要安排這幕。還有些演員的表演較為生硬，偶爾會讓人出戲。幾個試圖意象化的元素，如童謠、蒲公英等，倒是不用多次點明。

唉，不知道中文辭典的編撰出版背後又有哪些故事，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挖掘，或是以那段歷史為主軸的再現。

《词典》讲述了韩国被殖民时期，一批有志之士冒着生命危险在地下完成韩语词典的编篡工作。故事还是一贯的市井小人物救国，韩国大多数的主旋律电影几乎都是，粗鄙的小人物，喜感十足，被崇高理想打动而献身。娱乐效果很强，可以说有利有弊。 弊端不是说讲小人物不好，而是韩国电影的小人物形象太过于模式化，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太重。这种喜剧，人物的行为略微浮夸，在细节上也不能深究，所以失去了不少深刻性。同时也有利于传播，毕竟通俗。 这种风格的喜剧国产电影也做了不少的尝试，比如开心麻花，但是故事上都更单薄。而有些电影，更是错误的尝试。比如这类娱乐片所常见的，在某个节点，英雄们集结登场亮相，由于电影本来风格就浮夸，也不会让人很出戏。但像《我不是药神》里刻意的造型登场就不同了，非常突兀，不应该在现实题材中刻意使用。

1

上个周末，清明假期，于家中小院聚众烧烤。

聚众，意味着齐齐整整，少长咸集。

于是，在烧烤趴体开始之前，还得有独属于学龄孩子的假期作业环节。

而帮助我展开此篇文章的，正是孩子所翻查的那本工具书——《新华字典》。

2

作为小学语文的必搭单品，《新华字典》绝对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因此，当看到这样的一部电影片名时，自然也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观看起来。

《词典》。

印象中，韩国这种采用人海战术的电影海报大致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那就是：海报笑得越灿烂，影片就让你哭得越潸然。

这部影片同样如此。

3

影片讲述了二战时期，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朝鲜土地上，一帮朝鲜知识分子为帮助本民族抵抗日本的文化入侵而秘密搜集朝鲜方言词汇，以编著出史上第一部朝鲜语词典的故事。

已故的漫威之父斯坦·李老爷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差不多是这样：超级英雄的成功与否不在于其能力的大小，而是在于能否引起观众的共鸣。

事实上，不仅仅是超级英雄类电影，几乎所有拥有明显普世意义主题的电影类型都是如此。

因此，尽管《词典》是一部再明显不过的民族主旋律电影，并且剧情套路也分分钟都能被猜透，却还是让看过它的观众们不由自主地感慨万千。

而这，就要看你的主旋律究竟是怎么拍的了。

4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我们那些广受诟病的献礼片——正是这些影片，让我们开始对“主旋律”这个词儿有了条件反射般的质疑。

其实要说的话，我们也拍出过不少好的主旋律电影作品，但就好像国漫的命运一样，这类作品不知怎么地忽然就一蹶不振了。

在我看来，毛病其实很明显：缺乏戏剧冲突。

作为一部剧情长片，戏剧冲突是推动影片故事发展的重要核心之一。没有戏剧冲突的电影，即便拥有再多的偶像明星作为卡司，也会让观众们觉得索然无味。

而戏剧冲突的来源，则是人物。

5

相比于《复联》而言，我为什么会更偏爱单行版的漫威超英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人物。

影片中人物角色们的性格缺陷造成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如何去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则让故事有了继续发展下去的必要。于是，在解决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人物思想开始逐渐发生转变，角色逐渐成长，形象也逐渐立体了起来。

正是这一与人物一同成长的过程，让观众感受到了共鸣。在《词典》当中，亦是如此。

面相和性格都酷似二龙湖浩哥的金判秀是个有着一儿一女，却什么也不会的市井混混。可以说，除了还算得上是比较讲义气之外，金判秀几乎一无是处——甚至连字也不识一个。而这两点，也为其后来的命运——或者说影片的故事发展——埋下了伏笔。

正是由于为人义气，金判秀获得了狱中好友曹老师（他曾在狱中救过曹老师一命）的推荐，成功进入朝鲜语学会所在的租书屋打杂，也因此得以负担上儿子所在中学的学费。

同时，也由于他的大字不识，毫无文化修养，使得他和学会中这帮知识分子们之间的这种文化差距制造出的笑料令人捧腹，也使得他和与学会代表柳正焕之间产生的种种误会成功推动剧情。

6

最终，与柳正焕代表成功化解彼此间误会的金判秀不仅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朝鲜语，更是喊来了自己在狱中认识的各地文盲帮助学会进行朝鲜语方言词汇的搜集。

比起一个人走十步，十个人迈出的一步更大。没想到吧，小学数学里学的单位生产力应用题，竟然是一道哲学题。而我也终于第一次直观体会到了漩涡鸣人学习螺旋手里剑时，所运用到的影分身之术的作弊经验积累能力。

不仅如此，在进行制定标准朝鲜普通话的听证会上，金判秀更是帮助柳正焕代表向在座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所有语文老师们区分了“屁股”与“尻”所表达的具体位置的不同。

这一知识分子们一本正经讨论“羞耻部位”的桥段设计，不仅表达了单纯的语言文化本无雅俗之分的正确观念，也让我们明白相比于繁琐复杂的文本定义，有时候通俗的直观表达才更容易使人理解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而金判秀的这些行为，与那些空有一身学识却毫无文人傲骨，并且还轻易就屈服于侵略者的所谓的“老师”们之间的对比，则让我们不由得感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意义所在。

7

关于文化入侵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我们在《最后一课》中早已学到过。

同时不仅在朝鲜半岛，在抗战时期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同样也存在着日本试图通过文化改造和思想改造而达到征服目的的文化入侵行为。这些，都是伤痛。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语言绝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交流工具。

正如影片中柳正焕代表告诉金判秀的小女儿顺熙胡饼为什么叫“胡饼”所展现的那样，文字和词汇当中本身就蕴含着历史与文化。而这些所体现出来的，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其所在民族的认同感。

我们尚且不去谈论一个民族其所在文化属性的优劣好坏——毕竟首先无论如何，具有社会性依赖的人类在生物本能上是必定会需要获得某种归属感的——但总之，由于语言本身在其历史长河当中所沉淀积累下的一切意义，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其母语存在的意义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不容侵犯的。

也正因为如此，前段时间为了从众（那些不好好学习的众）而修改某些汉语文字发音的消息一出便受到大片的反对一事，自然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8

最后，影片中还有一个地方是最令我有所感慨的。

有天晚上，刚学会看懂一些朝鲜文字的金判秀待在租书屋没有回家，他随手拿起一本《好运的一天》（玄镇健 著）读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柳正焕代表看到他的时候，发现他竟然已经因为书中的剧情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了。

原本略带喜剧效果的桥段，在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让我想起了影片《海蒂与爷爷》中的一处片段：

克拉拉的祖母泽塞曼为海蒂讲了一小段童话故事，然而却在故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把书本合了起来。这时，海蒂央求她继续把故事讲下去。而泽塞曼的回答，则是如此地睿智：想要知道后面的故事吗？等你学会这些文字以后就行了。于是，一开始厌学的小海蒂便主动学习起了那些令她头疼的文字。

是啊，对一个民族而言，其所拥有的文化作品本身的魅力，才是让人学习其语言的最大动力。

完。

这是一部很典型的韩式主旋律电影，类似《暗杀》、《国际市场》、《军舰岛》等片。电影的叙事手法并不新鲜，从小人物视角叙家国情怀，笑中有泪，讲述了朝鲜语学会在日本殖民当局的强烈打压下，秘密编纂朝鲜语词典、保存朝鲜民族语言文字的故事。

我的感怀并不在电影本身，而在于电影并未展现的殖民时代末期（上世纪40年代初）的复杂与暧昧。

对于朝鲜人而言，这段时期无疑是进入殖民时期后民族的“至暗时刻”。

三一运动后短暂的“文化统治”带来相对自由宽松的空气，随着浪漫大正时代的落幕一去不返，随之而来的是昭和前期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尤其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朝鲜半岛作为连结大陆的跳板，自然被裹挟进了战时动员体系。日本在朝鲜实施了严苛的统治，强制推行国语（日语）教育、创氏改名、关闭朝鲜语报刊，欲将朝鲜人改造成忠诚的“皇国臣民”。这便是《词典》所讲述的时代背景。

如果说支撑整部电影的主线，是朝鲜语学会所代表的坚韧不折“抗日”分子，另一条不容忽视的隐线则是“亲日”分子，如在报纸上撰文鼓吹“内鲜一体”的尹致昊，被林先生泼粪大骂的李光洙、朱耀翰，以及男二柳正焕那位担任校长的父亲。这条隐线虽在电影中被一笔带过，以映衬前者抗日之决绝，然而若回归到殖民末期的历史情景中去，后者方是当时的主流。

除“亲日”之外，这些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因而不同于纯粹为了获取个人利益的卖国求荣（所谓“韩奸”），也不同于被胁迫无奈的亲日（如电影中为了救自己狱中的妻子而向日方告密的闽同志），而是深思熟虑后主动的亲日。

这种思想转向，或曰“变节”，显然无法简单归结为来自日本单方的外部压力，抑或这些知识分子个人的道德沦丧。

近年来逐渐跳出民族主义视角的韩国学界，针对“亲日”的研究也逐渐兴起。主流的观点认为，韩国知识分子大面积由抗日转向亲日的转折点是中日战争的爆发。

在朝鲜知识分子眼中，这场战争是日本所代表的亚洲力量登上世界舞台的世界史时刻。作为朝鲜独立运动空间的中国国土的步步沦丧，以及借由战争再次感受到的日本帝国的力量，令朝鲜知识分子产生了“可能再也无法求得民族独立”之绝望。

可以说，曾经对于独立的渴望有多深，绝望便有多深；绝望有多深，变节的动力便有多强烈。以至于当时鼓吹废除朝鲜语、彻底同化的言论往往出自朝鲜亲日文人，而非主导皇民化运动的朝鲜总督府——时任第七任朝鲜总督的南次郎虽在任内强力普及国语（日语），但并未主张完全废除朝鲜语，甚至不止一次表示：“要尊重朝鲜人的特性。”（这并不是为殖民者说话，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忽视历史事实之复杂性）

电影中，男二无法理解早年积极抗日的父亲缘何“突变”为亲日分子，恐怕还是他还年轻，尚未尝受过父亲那般长久默默抗争而希望无觅的感受罢。

既然独立无门，朝鲜知识分子便转而追求成为日本帝国内部真正的一份子，“血肉统统化为日本人”，来消除朝鲜人长期所受日本人的歧视与压迫，真正摆脱“被殖民者”的身份。

正如李光洙在光复后的自我辩解：亲日是为了民族，为了消除“内鲜差别”。这种“亲日即爱国论”，便是片中男二父亲大声喊出的“变节宣言”。

当时日本鼓吹通过战争建设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等言论，更使亲日文人看到了摆脱“被殖民者”身份的希望。由社会主义者转向为亲日文人的印贞植在与汪精卫1940年的通信中如此写道：

“朝鲜青年将成为帝国的忠实臣民，助汝推翻蒋介石政权。自高句丽时代起就扬名海外的朝鲜武士的英魂，如今与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精神合体，必将成为新东亚的伟大推动力”。

他主张朝鲜人应积极参与侵华战争：

“朝鲜并非殖民地，而是基于“内地延长主义”的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将朝鲜青年送上战场，有助于朝鲜民众获取与日本国民的平等权利。”

这种逻辑细思极恐——只有通过沙场上的鲜血甚至死亡，朝鲜人方能成为真正的“日本人”。

对于另一些亲日文人而言，亲日思想则直接继承自传统的朝贡体制思维。譬如尹致昊认为朝鲜的理想模式在于，像苏格兰（而非像爱尔兰一般）被英国同化一般，真正纳入日本帝国。他提出的“内鲜一体论”，便在无意识中沿袭了东亚传统世界秩序观——从尊华到亲日（几乎毫不费力地无锋对接），无非是将从前对中国天子“德义”的认同，转向了天皇。

在我看来，朝鲜知识分子大规模“变节”虽发生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然而其种子却孕育于上一时期的“文化统治”，换言之，变节更是现代性怀柔的产物，而非殖民统治野蛮胁迫的产物。

当然，也有研究者主张“变节”的知识分子并非主流，更多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沉默与封笔，因此不为人知。这些弃笔文人之无声抵抗，以及普通人之坚韧日常，绵密感人，却难以电影等戏剧化的方式呈现，有待历史研究者慢慢挖掘一一道来。

换一角度，对于日本帝国而言，电影中展现出其穷凶极恶之状，讽刺的是，恰体现了帝国的虚弱。反倒是大正时期在朝鲜放开报禁、让人说话的“文化统治”时期，方是日本帝国在朝鲜最为自信的统治“高光时刻”。

日本在三一运动后朝鲜人独立精神全未退潮的20年代，允许朝鲜语报刊掌握舆论权力，而在朝鲜人的抵抗性几乎完全丧失的40年代，竟做出废除朝鲜语报刊的决定。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用韩基亨教授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帝国的国力与气度因为在亚洲战场的疲于奔命而走到了尽头。

也正是因为帝国气数到了尽头，呈现出疯狂之态，我们才在电影中看到残酷的殖民者与英勇反抗的被殖民者之间鲜明的对立。

然而试想，如果日本并未迫于太平洋战争及中日战争之战线拉长而走向疯狂，如果“文化统治”时期再拉长十几二十年，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当下的韩国会否如台湾一般，对日治时期怀有陌陌温情？

历史容不得假设，却总忍不住教人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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