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

首先要明确一件事情，对于少部分人类来说，庸俗现象学意义上的宇宙并不是其想象力无法正视的，比如布努埃尔。这个西班牙人具备了将虚无令人信服地降格为现实的能力，也正因为这种能力在布努埃尔后期职业生涯得到了最大限度开发，所以在本片电影中，我们看到了也许是电影史上最成功的用绵延替代空间的尝试：所有人都可以同时感受到所有人的梦境，梦境是完全开放，彻底无政府主义的——Thevenot很确信自己梦到了Henri Senechal梦到了什么。用人，时间，存在来划分整体的识别范式被电影魔法强势取代。

既然被电影化了的梦境确实可以抹去物理活动和生理活动之间的时间差，那么可感受的，机械的剪辑活动，也可以倒流回到强度中，凭空制造全新的，不可描述也不可再次转移的自由活动。比如Henri Senechal答应陪主教去花园，之后看到的一幕却是之前一直彼此碰不到的6个人终于集合，在空旷的乡村道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这里省略了什么？没有什么被省略，就像Rafael制服女刺客的那场戏也没有证明和解释发生了什么一样。在电影中，感知，认知，或者别的随你喜欢怎么命名的前-思考状态总是必须以可思考体的形式被树立，只有在布努埃尔，布列松这样水平导演的作品里，我们能看到后-思考的雏形：一切都是可梦的，所以一切都是可发生的。一栋房子，一块羊腿，一声惨叫，它们本身都是一个独立，自治的梦境的后果，它们被共同安置在同一序列的影像内，履行一刻不停组建新梦境的义务。电影被创造出来的唯一作用就是加速梦境从思想的分裂。

那么，摄影机又代表了哪个方面的梦境？摄影机频繁的运动使得意识和表象甚少交叉在某个足够形成时间概念的临界点，动态和呼吸着动态的人类大脑，在40分钟左右就已经发育到了必须处理掉过剩记忆的地步。于是，梦境开始被编织，随着梦境越来越多，布努埃尔已经从“辨别此刻和过去”的舒适区走出，着手处理“将此刻和过去融合进一个全新有机体”的难题。这个有机体是什么？就是布努埃尔自身，无数个被电影化的布努埃尔梦境组成的一个全新的布努埃尔奥体：这些梦境有的取人类的外型，用人类的语言，也有的心安理得地混入电影外通行的政治符号之中，从内部瓦解了后者：Florence用2月22号这个记载在官方资料中的布努埃尔生日，和权威的占星术，开始了一番对布努埃尔的审视，电影与电影人的从属关系在这里经历了一次表面上的颠倒，这样的颠倒除了加强布努埃尔对布努埃尔电影的主权并无他用。

于是，做为编剧的卡里埃只能在这场游戏的副本中，用他被布努埃尔赋予的权力，向一切可能逼迫他本人现身的人物和剧情提早下手。这点和《银河》很像，越散越开的枝条，最后在根基之外长出了新的叶子遮蔽了根茎，而对被遮住根茎的搜索反过来给予了电影一个它本来不期待的主题。在本片中，主教&园丁一上来扮演的是审判者的角色，他的谜之介入曝光了一切人类密谋，区分了梦境和前梦境（有神父参与的场合肯定是梦境，没有神父的场合肯定是前梦境）。然而，在围绕神父的叙述已经充分到可能溢出之时，卡里埃立刻给他安排了退场，这就跟Rafael, Thevnot, Henri Senechai甚至警察局长的梦境不一样，这些梦境不管看上去声势再浩大，都是那顿饭局派生的，那顿饭局是所有梦境都要流经的心脏。灵魂没有心脏就不能绵延，布努埃尔没有卡里埃也制作不出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部电影。

看完这部电影最大的感受就是，活了72年布努埃尔领悟到了，生活的本质就是对心灵活动永远缺失的某个部分的接近。不妨把阻挠物质与精神融合的这种努力称为艺术。因为物质和精神在生命的尽头，更多的是程度而非类别上的不同，在精神之外物质从来都不神秘，倒是精神是一种摇摆在生死两端，持续自我扰乱的美妙力量。

昨晚看的，回味无穷。伯格曼、布努埃尔等那一代的导演，是不是都对画幅构图有强迫症？都是剧场式场景切换，基本都是一个空间切换到另一个空间。看片名，以为以一个无产阶级来审慎这个片子，会发觉它乏味。结果布努埃尔这个可恶的资本主义把它拍得极为刺激有趣，回环式的故事章节，用梦将一个个紧张刺激、毫无联系的情节串在一起。有似梦非梦的中尉，讲述自己在母亲唆使下杀死养父。有军官梦见自己去世，在另一个世界遇到自己朋友和母亲的故事。警察局长梦见自己的手下竟是恶鬼，还放走了几个他刚逮捕的大亨。电影三位男主角所做的梦，则都是他们内心恐惧的投影，第一位梦到自己和朋友去参加一个军官的宴席时，发现自己和朋友们转身被安放在舞台之上，接受台下观众的指指点点。这位男主角在宴请客席到家的时候，自己还和妻子跑到自家花园行周公之礼，这种担心被发现的紧张刺激被构筑在梦里。第二位则梦到自己和朋友们去参加军官上校宴席，席间众人纷纷对他米宏达大使的朋友冷嘲热讽，嘲笑他国家的贫穷落后，其中以宴会男主人尤甚，米宏达大使隧开枪将男主人杀死。这位男主角内心应该是对米宏达大使恨得咬牙切齿吧，因为他不仅来自社会主义，还和自己妻子乱搞。第三位则梦见宴席席间，突然几个工人阶级模样的人闯进屋，将除了他以外的人开枪扫射杀害。这个人是来自社会主义背景的米宏达共和国的驻法大使，他和其他几位都有着根本上的阶级矛盾，猜测他内心深处，应该是敏感于他们关于米宏达的言语的。如果说黑泽明的《梦》展现了淋漓尽致的东瀛神秘美学，而布努埃尔的“梦”则曲径幽回的还原一个资本主义镜像。

电影开场，男男女女来到餐馆，“这里的鱼子酱肯定没有我家的好”，“价格不贵，可是来这里的人也不多，这是个问题”等话语，都表明他们万恶的资本主义身份。米宏达大使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内心对自己的认同确是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美女企图进他家刺杀他，侧面反映社会主义对他的批判。主教自己的父母因为过于严苛对待自己的园丁，而被园丁杀死。多年之后，主教为一个濒死之人做临终祷告时，发现对方就是当年杀害父母的园丁。代表资本主义的主教还是枪杀了自己的仇人。这些小恶与大恶，都是布努埃尔的批判。因为这些男男女女，永远在宴会席间。

本文为个人试译，发表于微信公众号“有害的洞见”，翻译已经邮件沟通获得Ф. И. Гиренок本人同意。

本文及可能的后续文章均由本人在工作之余译出，考虑到个人精力有限，恕原则上不打算对文中内容做出详细考证，对相关问题也未必能够全部做出回答，望谅解。

考虑到个人水平及精力有限，难免纰漏百出，欢迎随时捉虫，可以直接留言。

本文中个人认为存疑的字句均在括号中标注了原文，并直接采用了原文中所出现的格和时态等。

布努埃尔

当代的哲学家们总是无法停止谈论形而上学的危机，或者，同样地，主体之死。布努埃尔（Luis Buñuel Portolés）的电影《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Скромное обаяние буржуазии, Le Charme discret de la bourgeoisie）很好地展示了主体的危机。

电影《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中的六个人怎么都无法见面、一起吃晚餐。他们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他们中的四个人去两个朋友那儿做客，但对方却没有在等着他们，因为某人搞错了会面的时间。然后他们一起去了饭店，但饭店关门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还开着，但里面的人正忙于埋葬刚去世的饭店老板。女士们想在咖啡厅喝茶，但茶已经卖光了。她们又想喝葡萄酒，但这家店不卖酒精饮料。她们点了咖啡，但咖啡馆要关门了。

“主体的时代过去了，——布努埃尔说——主体性的时代到来了。”我们无时无地不感到这一点。主体的缺陷和缺席随处可见，虽然在电影中这一缺席不是悲剧性的、也不是存在的缺乏，而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布努埃尔知道，中产阶级永远嗅得到金钱的味道，即使这与金融犯罪与贩毒有关。但他并不想谴责他们。他感兴趣的是其他的事——中产阶级的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并非在梦想（грезит）着创造、而是在想着喝干马提尼的主体性，而且这一主体性对他们而言是时髦的（симпатична）。电影中的角色们什么都不想要，他们是瘫痪的（выгорели，干枯，燃尽）。但问题不在他们，而是在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简单的行动和基本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布努埃尔看到，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在于它仍然可以做梦，因而它减少了对身边世界的反应——他的生活是混杂着梦中景象的（вперемешку со сновидениям）。

主体性使客观现实（реальности）变得毫无意义，但没有人比戈达尔的电影《再见，语言》更期待着主体的死亡。

没有主体的世界

戈达尔的世界中没有事件性（событийнности），就像在Jahnn（Янн, Hans Henny Jahnn）的书中那样，河可以没有岸而存在。在当下的世界中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意识形态和领袖，政治的主体（субьектовполитики）并不被这样称呼。重要的是，没有人想要他们存在。但最令人厌恶的是民主的昆虫和吞噬从前存在的人的主体性剩余（остатки）的金融的蝗虫。疯狂者（безумцы）离开了文化，而只有理性主义者留下来。经济中的理性主体死去了，在那之中，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只有主体性的支配。就像在布努埃尔电影中的最后一帧那样，主体性在人们从未知的来处走向未知的去处时出现（люди идут неизвестно откуда неизвестно куда）。

主体

主体是在我们内心中创造欺骗感的他者在场，而他者是不正视你的、从背后注视自己之人；而哲学中的主体被理解为普遍的他者，既从正面又从背后看着你。主体没有正面也没有背后——他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世界对他而言是透明而清晰的。主体不创造主体性，他只创造以客体围绕着自身的客体性的幻象（иллюзию объективности）。主体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其努力支撑自身，而非以因果关系。于是，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需要以原因维持，并需要着其主人的主体性，而也有一些东西需要以主体性维持，并需要着客体性。在人的主体性和主体的客体性之间产生了冲突，就像在契诃夫的戏剧《樱桃园》中那样。罗巴辛（Лодпахин）像卖掉花园赚钱，这符合事情的客观逻辑；而朗涅夫斯卡亚（Раневская）梦想着像曾经那样生活，这也符合主观的愿望。

主体性

混乱（хаоса）的真正源泉是主体性，它反对着身体和主体。主体性无色无味，不是心理学家们认为可以附着在身体（тело,也可作“物体”，下同）上的东西。看到颜色并不意味着保持着主体性（бытьсубтьективным），而有食欲也不意味着拥有意志——这只意味着活着。而主体性并不是由不同褶皱（разнымискладками）形成的内部事物，也不是等于主体所做的事——主体性即赋予自己的行为想象力的作用。

“赋予自己”意味着改变意识，在自身中创造另一个计划。为了让这第二个计划出现，需要让幻影（призраками）遍布世界——让那些实际上不存在、但若它们被视为真则就存在着的事物遍布世界。

人类的历史及其主体性正以这种对待不存在者（несуществующему）的态度而开始。如果世界上不曾有过主体性，那么世界上就干脆没有过任何东西。而既然主体性存在，世界就有着它的另一面和欺骗（изнанкаи обман）——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如字面上那样的世界，而是在一个投机（спекулятивный）的世界中。

主体性是从想象世界传递到与其平行的现实世界的信息（весть），对它的衡量标准不是情动（аффект,affect）或情感，而是意志，即使只有情动的、像火山爆发般醒来的情绪的能量作为意志的力量（силой воли толькои может быть энергия взорвавшейся эмоции, проснувшегося, как вулкан, аффекта）。某种与情动斗争的心智的表现创造了一种幻觉的（иллюзорную）本体论，而幻觉（иллюзия）中有主体性的两部分——心智和情感。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心智，也没有逻辑。其中只有——一方面，身体和力——而另一方面，主体性和意志。主体性并不因为拥有身体而存在，而是因为有在其中对客体性建立起主体的意志才存在。

主体与主体性间的裂隙（разрыв）

没有主体性的世界是没有任何东西会返回自身的身体和力的空洞的（пустой）世界，其中没有不可逆转性（необратимасть），因为任何不可逆转者都是主观的。身体的世界带来宇宙秩序的永恒重复的诱惑——返回因而成了浪费时间；而物理的世界是失去了时间的世界，一个瞬间在其中持续成永恒。

要么世界是单一而整体的（един и цел），要么其中就没有主体性；或者其中没有自我返回（самоотнесение）——于是被撕裂为主体性的和真实的（реальное）——这甚至无法在“存在”一词中重新连接。把主体性当成某种对客体对象的补充是错误的。主体的第一次危机就在于主体性与客体性原则间的裂隙。

主体性的世界是一个无法挽回地为主体所毁坏的世界，一位内主体所持有的东西总在时间之中。而主体的诱惑（искушение）即由一切因果链中由身体和力所保持的内容所组成。

主体的第二次危机从一个意想不到的面向上表现出来——它发现自己在一个无法完成其简单行为的世界中。布努埃尔电影中的角色自然并非加缪书中的人物，他们并不在毫无成功希望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而戈达尔新近电影中的角色甚至不再试图理解无意义（бессмысленность）——他们甚至无法将彼此关系间的基本的简单理解行为现实化。

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并不理解的世界中，因为这一世界只是由身体和梦幻（грез）的混合物（смеси）组成。于是，威胁着人们的不只是对存在的遗忘，因为存在只是从主体性方面的关于存在的质疑，而人和主体性之间的裂隙是可能的。人的幻影的建立宣布了自身独立于人的主体性，而人和自然间的裂隙使文明的建立成为可能。人与主体性间的裂隙创造了新的认知状况（когнитивнуюситуацию），而这又威胁着人的实存（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这种威胁是一种智能而又没有生命的身体。

无主体性的主体

由自我意识的主体在不需要意识的智能中找到了自身的极限，而陷于（застревая）一切琐事的的意识干扰了他的思考。没有主体性的主体现在被看作一台机器——一台自动机，一个宣告（возвещать）人的死亡（смерть）的着智慧的身体。这种死亡是身体与力的世界获胜的时刻（миг торжества），因为它预示着以主体性为基础的行动的中介。今日，基于纯粹知识的行动的时刻到来了，意志让位于不先于情动之觉醒（пробуждение）的知识和力。主观性的火山在沉睡，而身体在欢庆着胜利。

文章发表于《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2019-09-2。

晚年的布努埃尔听力基本全部丧失，成为一个只能听到自己回忆的聋子。

他执拗地在自己的电影中拍摄那些保守且古板的中产阶级，或是复古地追踪20世纪初的欧洲上流社会，直到1972年《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

那时候流行的是披头士和喇叭裤，连爵士乐都成为褪色的金子，更别说雍容典雅的古典乐了。

然而布努埃尔依旧喜欢在他的电影中展现资产阶级的做派，他们还是会在繁文缛节中得意，边喝着马天尼酒，边洒脱着得体的西装和晚礼服。

然而布努埃尔向来不正经，他没打算好好地讲一段资产阶级保守派的衰亡史。

他总是用闹剧和超现实的手段处理这些体面的中年男女，以至于很多人都觉得，《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是一部讽刺资产阶级的辛辣之作，他们纷纷称颂这位曾经的超现实主义悍将，为他不忘40年前的志愿而拜服。

总觉得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还不能足当地描摹这位电影大师。

尽管影片中的确不缺辛辣的讽刺桥段，譬如那对在草丛堆里做爱的夫妻，他们依照着装来判断他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当神父穿着园丁衣着时，被他们不由分说地扫地出门；而当神父穿着主教衣着入门后，他们又万分抱歉，以至处处表露敬意。

而这位主教同样是个表里不一的人。当一位将死的老人向他忏悔时，他得知老人就是在几十年前杀害其父母的凶手。在仪式上，他丝毫不失基督教的礼节，他告诉老人，上帝将会原谅他的罪行。

然而在他将要离开时，却又用枪直接崩掉了老人的脑袋。

但这些看似虚伪造作的行为，却是布努埃尔一种狡黠的仁慈。他不愿意说些冠冕堂皇、正正经经的话，就像面对《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时，他也很快哉地向记者调侃道：“那当然啦，我可是付了奥斯卡那边25000美金哦！”

尽管本片最后还是拿到了奖项，可这个玩笑还是弄出了不少风波。

这位已至暮年的老人希望将那些熟悉的资产阶级老朋友一一画像，去抚慰那些或许被看做老古董的“审慎魅力”，这种“审慎”的气质，布努埃尔本人同样具备，对面外界的采访，他也毫不避讳地说：“我也是个资产阶级啊！”

所以在电影里面，布努埃尔大量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周围朋友的故事作为题材。

比如那位士兵在餐馆中突然走到三位女主角的面前，向她们询问童年是否快乐，并讲述自己不幸的遭遇。这个桥段其实是布努埃尔经常在酒吧想做而又没做的事。

而整部电影一直围绕的聚餐活动，便直接来源于布努埃尔的一位朋友贝尔希曼在生活中遭遇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也成为了电影的开头。

而用聚餐或者聚会作为契机，让三男三女不断的聊天、应酬、做爱、偷情，甚至漫无目的地走在乡间大路上，布努埃尔依旧没打算轻易放过他的银幕角色。

他让六个人先是不断的安排聚餐，然而正当开始吃饭时，一桩桩变故接踵而至。要不是约错了日期，要不是餐厅旁边正在举行葬礼，要不是因为男女主人忙着亲热，错过了聚会，要不就是因为军事演练，搅乱了饭局。

而当他们正可以好好吃一顿时，却发现不仅是在梦中，而且还被人在梦中用各种手段打断。

布努埃尔可以狡黠地安排无数个挫败，让这些看似体面尊贵的资产阶级男女跌倒在无尽的泥淖中。

并且他将这些挫败大多安排在每个人的梦境之中，而且还是梦中梦。比如片中最后的一段梦境，是米兰达国的大使所做的梦。他的梦中又出现了两段聚餐的场景，然而，一场被警察破坏，一场被青年恐怖分子破坏。

在这两场聚餐中，他还在梦中让一位警察做了恐怖的梦，而这位警察在接收上司命令时，却又因为飞机的轰鸣声，对话被完全掩盖。

这种梦境和关键信息被“恰巧”掩盖的场景在片中多次出现，布努埃尔不再像《一条安达鲁狗》和《黄金时代》中那样，用超现实的画面怀疑现实，反抗世俗，而是将超现实的手段化在了整部电影的情节、场景和故事中。

尽管这种彻底模糊现实和梦境的手法在1967年的《白日美人》中就已经初露苗头，但是直到《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中，布努埃尔才开始用大面积的梦境来作为真实故事的补充，何者为梦？何者为真？在他的狡黠下，已经分不清了。

恰如他自己所言：“因为梦境是现实的延伸，是清醒状态的延伸。在电影中，一旦你说‘这是一个梦’，它们就变得没有任何价值。”

于是，每次怀着饥饿参加聚餐，而又每次被打断的梦境成为资产阶级的时代现状——他们总是活在优哉游哉但又充满挫败感的处境中。

越到晚期，布努埃尔越是将潜意识中的身份印证到电影中，包括他对资产阶级那种狡黠的仁慈。他自小便生活在一个标准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因为在古巴经商暴富，所以回到西班牙家乡之后，大量购置土地，成为一方乡绅。

当他青年时期，可以用热血和浪漫主义的激情反抗资产阶级家庭的出身，以及天主教的文化因子，可是越到晚年，这位反骨式的人物反而温和了。

《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恰是这种从锋利到温和的“梦的解析”。它的人物自然还是逃不了人类的原始欲望，萨内夏尔夫妇为了满足一时兴起的性欲，他们宁愿让一群客人坐冷板凳；拉斐尔大使和朋友的妻子搞外遇，而当朋友明明可以戳穿他们的奸情时，三人都选择了体面的解决，不愿戳破尴尬的事实。

然而这些甚为可怜的欲望却和六个人的聚餐一样，始终很难得到彻底的满足，萨内夏尔夫妇的性事草草了事；而拉斐尔和朋友妻子的偷情也无奈中断。

这种欲求不满而又处境窘迫的氛围，化作了那段顶着烈日而又遥遥无期的集体行走，他们穿着体面，但却又身处荒蛮之地。

四十年过后，布努埃尔开始对自己和所处的这个阶层终于以某种方式握手言和。

这个看似保守迟钝的失聪老人，或许在经历七十年风雨之后，从他在西班牙、法国、美国和墨西哥这些形色各异的国家中听清了些什么，而这些听清的东西，对于我们大部分听力良好的人来说，或许一辈子都听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