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从记录片的角度来说,大段的画面中镜头多以“朋友”的视角加入场景,一起喝酒,甚至参与对话。因此拍摄到的画面和寻常第三人称角度纪录片相比更加具有私密性,被拍摄者面对镜头所展现出来的情感也更加的私人化。同时,在拍摄人物的间歇,导演又插入了很多游离在主题之外的,更加具有意象和符号化的镜头:雨天的小巷、麦田、市场里的人流。
所以我更愿意,把这部电影单纯的当成一部记叙了普通女孩生活的故事。
其实初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吃惊。在普世价值观中的“边缘人群”,在谈论起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时,出乎意料的那么坦然——无论是对性本身还是对自己的生活。
她们一边嬉皮笑脸的说“其实大家都是好奇嘛,了解了之后就无聊了”;一边又像无数普通的女孩一样面对结束的关系而犹豫,为背叛自己的情人哭泣。
她们是特殊的,在逼仄的炮房里咒骂她们的嫖客,伴随着吵闹的音乐跳舞,在简陋的KTV里和异性性工作者打闹。但是她们又是普通的,穿过铁路到邮局给家人汇钱,和朋友在大排档喝酒吵架,在麦收的时候奔走在地里。
北京和家乡在镜头里对于她们没有区别,都是那么狭小灰暗。她们的生活中有避孕套、酒瓶和无数朋友一般的嫖客。但和众多年轻人一样有着眼泪、病例和生病的家人。
导演从来没有回避过那些特殊,但是也从来没有吝啬过那些普通。而相比于区别,那些芸芸众生的鸡毛蒜皮反而占了多数。老鸨、妓女、嫖客,他们在导演的镜头下就如同无数普通人一样,聊天、吹牛,开无伤大雅的黄色玩笑,站在工地里热情的介绍着自己的工作,在生日那天做上一桌子菜。
影片的结尾,洪苗抽的烟头铺满了医院的窗台,导演问她有没有想过父亲去世,她回答不知道,对着镜头哭了,之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我们并不知道属于洪苗的故事结局。如同片名《麦收》,这只是个普通女孩的人生中不足为奇的四季。
徐童是一个太懂得生活的人,他知道如何接近通常意义上拍摄者很难接近的人群。“苗苗”对于很多没有见识过妓女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是绝对的未知数。但她对于观众的未知并不真的来源于她的职业,我们对她身边的人、对她本身的性格和行事方式都抱有窥探的猥琐兴趣。徐童把这种猥琐的兴趣在纪录片中稀释调和,最终让它变成了单纯对社会中游离个体的关注。苗苗生活在城乡结合部,会穿又土又艳俗的衣服,同时脱下这身衣服和民工、卡车司机之类的嫖客睡一睡。她夜生活除了偶尔去KTV找找男妓外,便是坐在路边大排档里吃烤串、麻辣烫,喝啤酒。她亦会在人前人后议论老板,也会陷于感情和友情的纠葛里,她自然也会在父亲病重时扛起家庭农忙的重担并在父亲去日无多时郁郁寡欢。《麦收》的结尾,苗苗在徐童长时间的沉默里情绪激动起来,她大声质问徐童“还拍不拍”。然后画面一黑,随着演职员表的出现,苗苗哼歌的声音轻轻浮现……徐童在《麦收》里完成了对一个人的多面塑像,他记录了苗苗一段生活的同时,也记录了生活在苗苗身上碾压的过程。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语境里都和苗苗处于同一种困境,苟且偷生之余,道德理想思维哲学都显得毫无用处,尤其是在残酷而复杂的现实面前。
在观看的过程中就隐约觉得导演的镜头所呈现出来的态度给我带来一种不适感,那是一种“导演不尊重被拍摄者”的感觉,这种不适感在结尾处当徐童导演问出洪苗的那些话时达到了最高点。
果然,了解了一下《麦收》的背后,关于徐童导演,得知他本人因道德上的问题引来争议:他隐瞒了拍摄该片的真实目的,未经当事人许可就把片子在国际上公映,当事人的家庭信息甚至没有打码处理。(结果是《麦收》揽获了海外各大奖项)
一开始导演跟被拍摄者说这些影像只用于高校教研,不会公映,可一转眼就拿去海外参赛。这种没有经过被拍摄者的同意就把影像公之于众的无耻之徒行径,不过是导演打着人文关怀的旗号消费底层人物罢了,用他们的不堪来换取事业上的成功。
从来没有一个国内的纪录片导演如此直白地在镜头下展现一个群体——妓女和嫖客群体。直到徐童这么做了。不仅镜头对准“鸡”“鸭”以及他们的消费者,而且有名有姓,毫不隐讳,导演还跟着女主角回到她老家,拍摄她父母,她父母也有名有姓,有头有脸地完整出镜,叙说着女儿的出息。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女儿拿回家的那么多钱是怎么赚来的。这个片子貌似极有猎奇色彩,但其实,导演的用心也较容易看出:他试图将这个群体里清晰的个体,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以极其普通平常的方式展示出来,达到“去魅”的效果。导演在片中丝毫没有道德评论,甚至隐隐可看出,导演与这些人是站在一起的。他镜头下,只有一群鲜活的人,一群因种种原因,在大众视野里被遮蔽的人。如果你作为消费者去面对他们,只能见识到极不真实的一面。而此片的导演做到了,跟他们玩在一起,吃喝在一起,达到哥们和闺蜜之间聊天的程度。因此,我们看到,人们眼中的“妓女”和“嫖客”,除了交易关系,其实也有不少存在情感联系的。至少,是一种互相慰藉的关系。与金钱无关。这种职业的从事者和消费者,第一次作为普通人,在镜头前展示他们的日常真实状态,喜怒哀乐。因此 ,这个片的价值再怎么评价也不为过。这也是徐童的纪录片处女作。曾经引起巨大争议,引起一拨抵制浪潮。尤其片中一位出镜的妓女,对被制作成纪录片展映感觉到震惊,抗议两三年之久。不过此片特殊在,本身就是一个地下电影,只在国外电影节上展映并拿奖,在国内,进行过极有限的几场小范围放映。它从未公开化过,没走上官方通道。因此对它的抵制也像锤子打棉花,最终并没起到彻底扼杀此片的程度。仍能从盗版渠道获取片源。导演拍此片的过程充满了说不清的色彩,他是不是欺骗了被拍摄的对象,是不是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和友谊?不清楚。这些争议本身,也是极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作为纪录片,这个片有着非凡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里。
好闺女之外,妓女是苗一体两面中的不体面。片子没有交代苗为什么做出了这个常理下不明智的选择——镜头里落后的农村、老病的父亲或许能稍作解答。工作即是出卖身体,没有什么贵贱高低。可潮流的音乐,大红大紫的铺盖并不能为她换来一点体面。因“歇逼”而生气的苗,放出的狠话也不过是“你要是有兴趣,就打电话联系我,要是没有,就滚他妈的”。只有偶尔的泡泡鸭子,能让她汲取一些尊严。苗当然也渴望不与金钱挂钩的感情——于是她不可抑制地沉溺在与强的电话粥嘴贫中。苗用着当年的流行语警告这个油嘴滑舌的男人:“你千万别对我动感情,否则你会死得很惨。”临了,曹大夫用严谨的医学知识宣判了苗老父的死亡,强则用一句浪漫的“我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位过客,一颗流星”给爱情下了最后通牒,我们不会知道,苗究竟在为何落泪。臭男人将情节推向了极端的戏剧化,然而可怖的是这是纪录片,是一米巷里潜藏的真实。当年第一次走近炮房的时候,苗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的。
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陷进去以后该怎样逃出来?豆友懒画眉的影评里说:“流动性给人以某种可以改变命运的幻觉。但更多的事实还是随波逐流的无力感。”得过普利策奖的《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里则有这么一句话:“生命与家是一体两面,几乎无法分割而独立存在。有家才有隐私和安全感,人才能获得保护和滋养。”流动性予苗们这些“外地来的”以希望,恶劣的生存环境又夺去了他们成家的可能,隐私与安全感自然要么沦为敝履,要么成为奢望。这也是为什么城中村蕴存着无限的叙事可能。
转场很有想法(尤其是警车隐喻),从琐屑的生活素材中剪辑出思路清晰的纪录片,也很见功力。关于这部片涉及的道德伦理,不想也没有资格去谈论太多。只是烧烤摊外苗接电话时导演那句“扬声器”、苗接完分手电话后“到底怎么回事”的质问,抹杀掉了这位精神嫖客的最后一丝温情。
导演的方式让人不舒服。
姐妹儿们跨在工作台上像谈论庄稼一样比较嫖客的素质,不断和小姐煲电话的建筑小工用自己也不信的肉麻话排解寂寞,回家,又是麦收的季节。田里没有年轻人的身影。
徐童的镜头一直让我觉得不舒服,他和王兵式的藏匿、隐化镜头的方式截然相反,他往往在故事中,以朋友或私人的身份诱引话题,将阐述者某一时的态公之于屏幕,说实话这种窥私之欲和公共之语是不可转换的,这种艺术性的生活片段放大是不道德的,于算命者的夜谈是,于性工作者的记事也是。
奇怪的是中国只有在妓女身上才能看到一种对性的坦然。
无视那些道德不道德的讨论吧。。。贴着拍,就像贴着写。。。多年之后想修改下:大概还记得当年的纷争。主要是麦收的女主角之一,认为片子的拍摄和放映对她造成伤害,要求不要放映,其实这个要求完全合理。想起来纪录片界有一种观点,大概是电影无罪论,我不能同意。虽然作为电影放映员,和导演们喝出了感情。不管导演以何身份进入她们的生活环境,(无意对p客这个身份进行judge,但是这个身份,确实影响了性工作者对摄像机的态度,是存在权力关系的。至于导演后来如何尽力花钱捞唐小雁,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唐小雁的生命力很强悍,跟徐童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也可以说这是个“救风尘”的故事。毕竟婚姻不是什么值得追寻的事物,如果这是唐小雁想要的,那徐童这个行为也算完成了一点对摄像机原罪的救赎。只是麦收里的女孩子,就真的依然在尘埃里
徐童是想写一部和卖淫女有关的小说,和这个女孩成了朋友,后来很熟了之后,才答应让他拍的。这也是他能够拍到很多,拍得很真实的原因。放映现场有人问到是否给了这女孩好处,徐童说,我们是等价交换,我当然会给她好处。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舒服。什么算是等价的?一点儿金钱和她在镜头前面交出的信任可以
为什么那些女权主义者会抨击导演呢?他们从潜意识上就是站在高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些性工作者。如果去除社会给予她们的身份,她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麦收》把注意力从“妓女”这个概念转移到了“人”身上。整体来说是部勇敢的电影。不担心女主角红苗以后会怎样面对曾经做过妓女,只是这个拍摄都向其父母保密,待电影公映那一天,这一切还能隐藏么?我比较担心她的父母,何况又年高病危。 还有一点,这是我目前见到的第一个描写5·12地震默哀情形的长
很好的一个片子。徐童说,红苗结了婚,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世上的故事,说的人很淡然,一切也都不会变
我靠 我昨晚看完胡杰的《我虽死去》已经很受惊吓了 再看完这个片子久久缓不过来 笑着看 看完心中有种哭不出的钝痛感 拍摄本身就在挤压我的道德 这样拍这样剪又客观又刻薄 红苗在医院数钱给她妈 她爸爸那个短暂羞愧的表情彻底让我崩溃了 都是多好的人啊 太残酷了
没看过徐童,你不算真的懂中国人的游民性格
那么多人卑微地负重活着,也在卑微的爱情里搀扶着过路,可似乎和我们自以为的普通人并无本质的区别。也许人活着本就是苦,过程虽不同,感受可能却是差不多的。而我也不再追究自己是不是错、该不该犯贱,也不想套路地生活。何必过得那样瞻前顾后,熬完通宵这一宿,再说吧。
看到有人提到这部片子“侵权”的问题,想说几句。这个问题确实有讨论的必要,这涉及纪录片导演的伦理界线。但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摄影师、记者和一部分小说作者那里也会遇到),严格执行某种规范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每一句话,每一个镜头都要事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那么纪录片是否还有可能拍摄?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或许也可以问,在人权面前,我们是否愿意牺牲掉一部分肖像权和隐私权?当然这个问题是漏洞百出的,很容易被攻击。但我想说,一个创作者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人”,一个优秀的创作者甚至不可能是一个“好人”。
看完《算命》追过来的 喜欢徐童纪录片里那种将生活最底层的原貌暴露在观众面前的态度 在看底层人物生活中酸甜苦辣时偶尔会有一种恐惧 那种恐惧源自于片子的真实 让你体会到那种无奈 心酸 麻木其实离自己很近
她是个性工作者,也是孝顺闺女。
约酒的嫖客给洪苗打来的那个电话,一旁的导演叫了两次开扬声器,这是全片让我最不舒服的一个地方。描述边缘人的影像或许可能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但那足以融冰的温热才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
我对导演自身对于这些底层性工作者的真实看法呈疑,片中对人物介绍是“妓女”“鸭子”这种称呼,不过让我不适的是导演对着得知父亲病重的女儿问“有没有想过他会死”“万一他死了呢”这样的问题,然后拍下她哭出来的画面。
有些人看不惯类似徐童导演的做法,认为这侵犯肖像权,隐私权之类,无端挑刺,在我看来,他们宁愿娱乐至死,也不想看到现实的残酷。比如非洲小孩旁边的秃鹫,河南艾滋,如果没人去拍,他们能看到悲剧正在上演吗?站在伪道德的高度,不伸援手就罢了,无耻指责拍摄者,这不是双重标准下的伪君子吗?
被摄影机骗了的傻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