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老子《道德经》
   
     晚上休息，看了周浩的纪录片《棉花》，有一肚子话想说，但又真的不知道从哪说起。

     这个纪录片太真实了，它就像是把我小时候的生活倒带重放，看的时候甚至边哭边笑。虽然此片拿了金马奖，但据说周浩自己不太满意，我觉得可能是题材太大，线头杂乱到无法彻底理清吧。就好像我现在刚看完这个片子，脑袋发胀，我想说说近几年国内经济大环境的疲软对轻纺织业的致命冲击；想说说资本一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留着劳苦大众的鲜血；想说说这庸庸碌碌生活的悲哀和它矛盾般的迷人；想说说这高照的艳阳下疲于奔命但又乐天生活的人们。可是这些话题太过沉重与宏大，我的阅历和思想恐怕难以驾驭。那么，让我们搬个马扎，坐在正午的暖阳下，聊一聊关于棉花的旧事，一些关于棉花的闲言碎语。

      要说棉花的旧事，自然要先说说我的母亲，她是93年从河南来到新疆的，就像片中那些坐着摇摇晃晃的绿皮火车（她当时是四天三夜的火车）来拾棉花，一个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一心想挣钱的小媳妇，来到新疆无依无靠，有的无非是一把子气力，几个月的辛勤劳作倒也挣到了一笔钱，于是第二年又来了，靠着灵活的头脑，这次就成了带领劳务工的中介，带着小姐妹们一起来拾棉花，再后来就是包地，有了本钱，盖了房子，于是安家落户到新疆，这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笑称她是“戈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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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妈在给棉花打顶（去年回家休假的时候拍的）
      我就这样和棉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应该也是新疆团场孩子的共同记忆，我曾在棉花跺上看书，玩耍，在棉田里劳作占据了我假期的大半时光，从扒苗、定苗到除草、打顶，再到最后的采摘，这些劳作都已经的根植于记忆里了。明天是五一劳动节，如果是小学的时候，现在估计正在地里扒苗，不过都是早几年的事情了，这几年大面积普及机采棉，扒苗这一道工序也省了下来，不用再一天忙到晚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抱怨两句的时候父母还会说：“啊呀，小孩儿哪有腰哦！”

      作为独生子而且上学比较早（相较于班上的其他同学），我其实直到小学毕业都干活不多，大多数时候父母都心疼着不让我干重活，而且我小时候就胖，很怕热，到了地里有时因为太阳太毒，干活不一会就汗流浃背，就会偷偷躲到旁边的葵花底下，借着葵花的大叶子“纳凉”，后来的一个折中的办法是我在家喂鸡喂猪，打扫房子，到渠道边洗衣服，然后做饭，这样就不用下地干活，这也是我不到九岁就会做饭的原因了，我妈有时会说：“真是把你当个姑娘养了，就差缝衣服不会”。

     干农活少的话，到了拾棉花的时候自然也拾不太多，我上小学的时候新疆的棉花还都是人工采摘，学校会组织学生下地摘棉花，那时并没有什么童工不童工的说法，甚至学校给每个人都有定额，对于小学生来说四十公斤的定额真的不太好完成，所以我到了四年级干了一个月的活还要给学校倒贴几百块。大概是到了初一的时候，我拾花的速度忽然“突飞猛进”，一个多月干下来，扣掉每天的定额竟然还挣了一千块，而到了初二的时候最高也拾到过110公斤，现在的我恐怕都未必能做得到。
  
     说道河南拾花工进疆，主要还是当时拾花时间不等人，短期需要大量劳力，到了第三季采摘的时候可能已经十一月初，棉花早已落了霜，那时候我们会在地头烤火取暖，直到快十一点太阳高照的时候才会进地，初中的时候还会在下地前偷偷的喝两口三台酒来驱寒，可是露水还是很大，进地不一会整个裤子就湿透了，多亏了新疆的昼夜温差大，到了中午衣服又都干了，小棉袄也换成了短袖。但是就算这样的紧赶慢赶的劳作，到了犁地罢园的时候还是有些棉花来不及采摘，只好“撸”下来青桃子拉回家，记得很多年的冬天写完了寒假作业，就会被父母叫着坐在炉火旁剥棉花桃，当然奖励就是可以边剥桃子边看电视，《射雕英雄传》就是那个时候看完的。这时候母亲就会打趣我说：“你把你的好朋友叫到家里来玩嘛，一边聊天一边就可以帮我们剥桃子了”

     想起一个拾花工爷爷，大概是我刚上初中的时候，爷爷五十出头，以前好像是中学的美术老师，生活所迫也随着一起来新疆拾棉花，每天也拾不太多，但每到下雨天休息的时候就会画画，手艺非常好，临走的时候老爹专门买了宣纸请他画了几幅，翠竹熊猫、芙蓉锦鸡、山间的野鹌鹑、湖里的游鱼，都画得栩栩如生，每幅画题的字也非常好看，现在纸张已经有些破烂，老爹最近每次看到都说可惜当时没有裱起来。

      还想起一个爷爷，大概是2000年前后吧，老爷爷当时住在我家后面，是援疆的老知青，家境自然要富足一些，又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所以餐桌上总有三五盘菜，我打小是个贪吃鬼，就常去老爷爷家蹭饭，有次看到老爷爷在菜地摘棉花，看我站在一旁，就招呼我一起拾，那时候通货膨胀还没这么厉害，拾棉花每公斤不到四毛钱，我摘了可能不到三公斤的棉花，老爷爷却给了我五块钱，为此我高兴了很长时间。去年过年回家老爷爷生病住院，比以前消瘦了些，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话。

      初中拾棉花其实算是我们的小长假，但那个时候物质很不富足，每天拾花结束需要自己把棉花包扛出去，于是老师挑了几个身体好一些的男生每天抗包，这么重的体力活的报酬却只是一包泡面和几根火腿，算下来不到三块钱，但那时候却都抢着去干。不过精神上可能要富足一些，每到下雨天休息的时候就躺在被窝里看看闲书，15块的小游戏机玩俄罗斯方块可以玩一天，到了后来王同学弄了个小电视，于是大家抢着玩红白机的FC火箭车，一人一条命，当然免不了有人耍赖想多玩一会儿，就会争的面红耳赤。
    
       不得不说我们这一代很多事情都赶上了尾巴，比如上了高中以后机采棉开始大范围的普及，人工采摘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学生就更不用下地受苦了，现在想想也许未必是好事。
     
        我们可能是很特殊的一代人，或者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是特殊的一代人。

周浩舒缓却感人的纪录片对准了中国的棉花产业。。。

从田地到牛仔服装厂，周浩舒缓却感人的纪录片展示了中国与棉花产业相关的一群人的生活。棉农、摘棉女和机械操作师都进入了导演的镜头。影片或许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之处，但这群勤劳的人们让影片从头至尾散发出人性的温暖。

棉花跟拍了从种植到加工该原料的人们的生活。西北新疆艰难度日的棉农，工厂里在难以忍受的高温下长时间劳作的工人。离家两个月，坐两天两夜火车去摘棉的女人们。他们的共同之处并非只有贫穷，还有他们的坚韧勤劳，对子女们更好未来的憧憬。

影片的人物由棉花链接，虽然都明显处于社会的底层，仍然个性鲜明。穆斯林的棉农骄傲地展示他年轻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小女儿。另一位有着三个年幼孩子的母亲，她对待两个月极为辛苦的摘棉劳作的乐观态度令人动容。许许多多这些身处艰境的人们笑容灿烂。

家庭是影片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些人们不仅仅是为了抚养下一代而劳作，大多数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再像他们一样。他们的人生目的是为了让下一代的生活比自己更好。虽然这个理想很美好，影片中有一段却令人心冷。有人告诉一个在工厂打工的女孩，即便她学了电脑也无法离开车间，外面那些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更何况她这样一个自学的。

在这些人性故事之外有一条更社会意义的主线。这是一个提出质疑的故事。某些人明显因这个产业链获益。在消除资本主义的理想中，很明显有些地方发生了偏差。这个产业在挣扎，那些国营企业的荣光日子似乎已经成为历史。

周浩的纪录风格是观察式的。他将镜头对准拍摄对象后便任他们在镜头里闪耀。和尼克∙布龙菲尔德或是迈克尔∙摩尔那样侦探式的导演不同，他们通常有较强的存在感，而他们和被拍摄主体的关系也通常是影片的重要部分。当然许多采访问题提出的部分肯定是被剪去了，剪辑师那里也肯定堆积了很多剪掉的素材，周浩的方式让我们觉得成为了这些人生活的一部分。我猜想周浩也是刻意没有给出这些人物的名字，他们是千千万万类似人群的代表。

如果要挑不足之处的话，影片欠缺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结构上虽然影片以棉花的生长周期来串接，我更希望影片在拍摄棉花的生长生产过程的同时也有人物故事的发展。而在主体方面，我希望能看到处在经济阶层更高的一些人的故事。影片中出现的最高层人物不过是车间队长或主任，他们也给影片带来了很不同的层面。中国南方的交易会场面也可以再多给一些。

这两点当然是非常次要的（特别是第一点，基本完全是我的个人喜好）。虽然“一条牛仔裤承载了许多人的劳作”听起来并不是特别有趣的纪录片主题（类似题材的影片已经拍过很多），这部影片让我们看到的中国是西方很少看到的。艰苦耐劳和强烈的人性色彩令这部影片成为一部优秀的作品。难怪该片斩获许多奖项！

（
注：
由于周浩连拿了两个金马奖，关注度蹭蹭蹭上去，好多次看到有人转载拙作。故特此声明——
转载请注明【本文原载于“澎湃-有戏”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9030】
毕竟我是拿过稿费的，所以还是不要太随便了。。。
之前没标注，十分抱歉！
）


在当代华人纪录片导演中，周浩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南方周末及新华社摄影记者出身的他，每一部作品中都带有明鲜明的记者思维的烙印。在《高三》、《厚街》、《差馆》等纪录片中，周浩表现出对现实敏锐的洞察力、过人的采访与突破能力、抓典型能力，上佳的情感控制力，并且他的拍摄具备深度新闻的周密性，可以说是呈报道式的。

新作《棉花》同样秉承了这种新闻记者特有的思维风格。他的镜头跟随了一株棉花的命运，从种植到纺纱到批发至USA的过程，以此展现了“中国制造”下的各个经济环节上的个体命运。

9年前，周浩在一列火车上结识了一位种植棉花的新疆人，由此生发了拍摄一部关于棉纺产业链纪录片的想法，最初的野心，甚至大到要进行跨国拍摄，去印度、泰国等地走完整个链条，苦于种种原因而未成行。在蹉跎中，周浩最后选择与法国剪辑师合作，结束掉拍摄《棉花》的工作，将其成片。《棉花》大致以棉花种植、棉纺厂、牛仔裤生产公司三条主线的交叉剪辑而成。其中棉花种植部分以时间为线，依次经历了种植、摘顶、抬纱、运输等环节进入纺织厂，农民的辛劳与对生产技术进步的憧憬，令人唏嘘。棉纺厂的部分则以河南纺织女工为拍摄主体，她们在没有空调的厂房忍受高温工作，有些女工怀孕7、8个月也不敢休假，另一些年轻姑娘则不甘心当技工的命运，每每挣扎在辞职的边缘。第三个部分则拍摄了在珠三角发生的牛仔裤加工及出售的过程。

片子一反周浩过往拍摄的常态，不再具有强戏剧性，而是平淡舒缓，出现大量的抒情镜头。比如在拍摄棉花种植部分，周浩捕捉了田埂上的光，以及遥望农人接连步入田间构成的线条，令我想起阿巴斯的构图与意境。在讲述工人的部分，还运用了许多对人群的俯拍，充满同情。在女工乘坐列车的桥段，则使用了低角度的平视特写来体现物理上的拥挤，且可引申理解为从事密集劳动力产业对人的心理产生的逼仄感。

《棉花》中的人物，并不算个性鲜明，而是像加了一层滤镜一般，变得模糊，甚至有些符号化。这种符号化，我想并非周浩导演的疏忽，而是一来是早期宏大的拍摄野心导致的必然——拍摄对象与所需素材过多，个体的“戏份”自然减弱；二来，这更是当今的“个体”的客观现实。

在与一名牛仔裤加工工人对话时，那位中年男子淡淡地说着“贫富差距太大”，这一镜头被指责“肤浅、不深入”。然而，我的理解是，这句话并不是指向工人的肤浅，也不能指向导演的肤浅，这句话在当今社会现实中，成了和“吃了吗”一样的打招呼的方式。这和人们在饭局中骂腐败，或一遇事就说“体制问题”一样，是压抑至麻木后的一声虚无的叹息，一种对于无法改变的处境的绝望表达。

在观片的前半程中，我一直怀揣着“周浩是左是右”的问题。但当看完全片，我明白了这个问题不再重要。

敏感多思的艺术家，往往对劳苦大众充满深挚的同情，却又在对经济的认知上比较天真。卓别林便早已创作了《城市之光》、《摩登时代》这样的影片来探讨资本工业与个人幸福间的关系，对时代的不满毋须多言。杜琪峰导演的《夺命金》则描绘了小人物在逐金时代的迷茫，却同样在刻画人的贪婪之外，没有超越“跟钱有仇”的层次。另一位同样对劳动者充满爱的“环保电影大师”宫崎骏，早年醉心社会主义，一直到1994年连载完《风之谷》，思想才产生转变。

关心穷人，不能等同于攻击富人或占有资源的人。周浩在关切的镜头之外，并没有流露出批判的锋芒，这被一些观众诟病为“妥协”。但假若要在观察现实的基础上作批判，“剑”又该指向何方呢？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城市化、全球化这一切一切，都造成了中国乡村的凋敝、工人生活的枯燥，情绪化的表述显然无法解决问题。

另有一些学者尝试给出了药方。原《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辉格认为，若要改善农村生活，应当仿效美国，建造人们“按各自生活态度和居住偏好自由组合”的新型村镇，这种组合“既可由开发商的细分定制来实现，也可由居民直接组织”。在《乡村复兴之路在何方》一文中，他写道：“此等发展对制度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居民不能自由迁居，土地产权没有落实，土地用途和交易受到限制，居民无权自我组织，社区自我管理契约得不到法律承认，社区发展受限于行政区划的桎梏，自我管理与既有村镇政府体系相冲突，水电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被垄断和管制，居民在交了社区物业费并实现公共产品的自我供给之后，却仍要和其他依赖政府服务的社区一样纳税，那么新型村镇就难以建立。”

文中举出了以艺术家和爱好者为“目标客户”的特拉华州阿登村，和弗吉尼亚费尔法克斯县的自治社区雷顿斯为正面例子，以示改良村庄的可行性。

事实上，20世纪初美国人掀起的“回归乡村”运动，在江浙沪一带，已隐隐有了苗头。去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扶持和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上海郊区松江的泖港、新浜、叶榭三镇于近年推行了家庭农场试验，以期可辅助缓解城乡失衡问题。

但是，上述这些评论家的构想与步履维艰的改革举措，是否最终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实现乡镇的生活质感，是否能使工农获得抵御全球化的内心力量？这些仍是难以知晓的，更遑论让一部纪录片来承担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任务。

在《棉花》中，周浩没有流露出自己的立场，只是默然地注视着这些勤恳的、在讨生活中失去个性的农户与工人。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聂欣如所言：片子有很多没有说，这些就是留给观众自己去想的。纪录片学者吕新雨则评价，这部节奏趋慢的片子，是周浩“最有诗意”的一部作品。

周浩历来抵抗任何标签与过度解读，他曾在拍完《高三》之后说：“我不是一个改良者，只是一个记录者”。我想，作为记者，周浩的内敛应当并非囿于新闻教学书籍中诸如“记者应客观记录而不表述观点”的设定，或对“直接电影”理论流派的信奉，更非没有自己的观点，而是在追溯了整个链条之后、反复体察全球化与土地生存模式间的缝隙之后，走向了无奈的平静。周浩说，可能是我年纪大了，不再激烈。除了用镜头来凝视这片大地，已没有话可讲。

全片最感动我的，是女工集体乘坐火车时的一幕。一位纺织女工在众人嬉笑的簇拥中，对着摄像机自信地唱起了豫剧《谁说女子不如男》。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谁说女子享清闲
男子打仗到边关
女子纺织在家园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
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
乡亲门才有这吃喝穿
你要不相信那就往那身上看
咱们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
千针万线都是他们裢那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婚来嫁
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贤
这女子们哪一个不如儿男
唉咳唉咳唉

这一刻的河南话，好听得犹如黄鹂。这一刻的个体，终于在群体的背景下，得到了锐化，却又并不与集体分离。清亮的嗓，唱得我身上一阵阵的麻，让我终于回想起生活原本的甘美——无论被稀释成什么样，都是绝无仅有的甘美，就像棉花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过程本身一样。

注：《棉花》于6月12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进行点映，吕新雨、聂欣如及周浩的部分话语来自点映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