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2009

文/故城

有人说哈内克暴力自上至下充满着一种温文尔雅，却如冰冷的匕首刺向每个人的心房，其实他的冷峻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弊端的一瞥中，他制造出一种疏离内生于社会秩序的无助，挖掘出一种暴力内生于内心欲望的无奈。《白丝带》继承了哈内克电影一贯的“开放式”结局，也继承了哈内克一贯的阴郁内质，将潜藏在社会结构下的群体压力与异动展现给观众，有着撼动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根基的勇敢和执着。

一
《白丝带》的故事发生于一战前的德国小镇。它讲述了掩盖在平静小镇下的嫉妒、怨恨与报复，伴随着医生的坠马，农夫妻子的意外身亡，男爵儿子被鞭笞以及谷仓被恶意焚烧，似乎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正在展开。实际上即使在影片的结尾，我们也无法知晓那个阴谋的策划者到底是谁，村长女儿对众人的缄口、牧师对教师疑虑的恐吓都让观众心中的假设与猜想无法考证。

影片完全以黑白影像呈现，摒弃色彩的渲染和暖色调的侵扰，黑色给影片搭下了庄重与阴郁的基调，作为一部探讨社会问题的严肃影片，这样的处理是必不可少的。哈内克说，用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来制造出一种遥远的效果，“遥远”本身酝酿着一种距离、一种荒芜感，使观众能更清醒自己所处的位置，也更接近影片所表达的核心。影片中没有任何配乐，完全剥离了音乐对于叙事的牵引和干扰，观众只能听到脚步声、关门声以及人物的对话声等，寥寂的声音世界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影片中牧师家走廊的那个长镜头让人难忘：狭小的空间里，孩子低着头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将戒鞭取来交给父亲，我们观察到的只有暗哑的灯光和脚底压迫木地板的咯吱声，关上门，寂静中传来的是鞭打声和矜持的呻吟。我无法描述此时内心巨大的压迫感到底来自于哪里，是逼仄的空间，还是枯燥的声音，或是两者兼有？只知道静寂中内心已汹涌澎湃，却无法阻止肢体的僵硬和冷却。一个个长镜头和空镜头的拼接，便让这种煎熬延续，便让身上的镣铐越发沉重。

《白丝带》的别名叫《白色录音带》，它一方面与著名的“白丝带“运动（反男权暴力运动）遥相呼应，另一方面暗示影片中的教师自叙是以录音带的形式呈现的，它与《隐藏》的别名《隐藏摄像机》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这种设置有两个深层次的寓意。首先，“录音带”与《隐藏》中的录像带都是匿名的，录制者是不可知的。换句话说，即罪恶都是被匿名揭发的，不能公然署名公布的。它表明，有些罪恶本身是内生于社会构成的，揭露了罪恶也会动摇社会结构的根基，这也是文明发展的两难问题，是所谓文明的衍生物和附着物。其次，录音带和录像带都是记录现实社会的工具，具有客观和理性的特质。通过它们，观众感受到的是一种隐秘的真实和一种理性的存在。然而，《隐藏》中的摄像机是人为操作的，它截取时间流上的某些节点，本身就是有选择的，而本片的“录音带”是一个人物的自述，它是对现实的主观呈现，或多或少都带有人的主观偏见。虽然两部影片都对叙述者的立场、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抽象化了，《隐藏》抽象为隐藏的摄影师身份，而《白丝带》抽象为影片中内心情感最单纯的乡村教师。但是仍无法避免视角的片面和单一，它告诫观众任何的单向逻辑与思维都是不可取的，只有放在更多元化的历史语境中才存在解读的可能性。

借此深入，我们发现录音带或录像带之中，还包含着哈内克对于电影叙述手段的探索。萨特说，小说中的任何东西都是作者操作的表现。电影中亦是如此，只不过操纵者更为隐蔽。一直以来，非人称叙事是电影特有的模式，观众往往会忽略这个全能叙述者的存在。当我们沉浸在冷静客观的镜头叙述当中时，哈内克用录影带（《隐藏》）或者录音带自述（《白丝带》）提醒观众，这里是存在叙述者的。《白丝带》中叙事者时而是乡村教师这个具体的个人，时而又是隐藏的观察者（摄像机）。两者交互出现，既保持了道德上、理智上、情感上、时间上、身体上的一种距离，又产生了影片的多义结构和反讽的复杂的叙事效果。它使得观众略过对人物单一伦理道德评价，而直奔一种对生命存在形态的关注，甚至正是这些引起道德评价歧义的人物，更淋漓尽致的触动了退去世俗身份屏障的本真存在。

二
《白丝带》所讲述的本真存在，涉及到一个“仇恨”与罪恶从哪里来，一个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却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家庭/社会权力分配结构的问题。影片将矛头直指父权/男权的社会权力结构，用德国小镇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家庭和社会中所掩藏的暴力的根源，甚至将当今社会中恐怖主义的源头也包裹在社会权力结构的对抗之中，这便是《白丝带》与前作《隐藏》的立意之所在。

从《第七大陆》到《隐藏》，哈内克对暴力的解读往往关注于家庭内部。《第七大陆》中身处澳洲的家庭成员的自我残害，《班尼的录像带》中父母未能有效疏导孩子暴力的情绪，《钢琴教师》中母亲的强权压抑导致女性心理的扭曲，而《隐藏》中夫妻的疏离关系被录像带的介入变得紧张而复杂。而《白丝带》则将镜头对准德国小镇，焦点则从家庭拉升到社会层面，我们不仅看到每个家庭内部的矛盾，也看到各个家庭因社会身份、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对抗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而是多线交错、盘根错节的。

男爵作为小镇权力的最高象征，他拥有小镇财产的支配权，往往他的态度决定一个家庭的生存。农夫儿子因母亲的死将过错推给男爵，他破坏菜园和焚烧粮仓都是试图用暴力来伸张正义，是对男爵社会权力核心地位的反抗。与此同时，在男爵的家庭内部，妻子用不忠向丈夫权威发起了挑衅，她对个人情感的诉求无疑是对冰冷淡漠的夫妻关系的反抗。应该说，男爵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对抗成分，是对影片中各类关系对抗的浓缩，而更多匿名的暴力可以说是个人/阶层对父权/男权社会权力结构的不满和反抗。

影片中的孩子和女性均处于一个弱势群体的地位，不同于男爵家庭关系的有限度紧张（可以类比《隐藏》里中产阶级的家庭矛盾，是有限度的，很难引发暴力），牧师的家庭是一个父亲/丈夫过度强势的家庭结构，影片中牧师对子女带白丝带的强硬、鞭笞儿子马丁的严厉以及对乡村教师的恐吓都集中体现了一种牧师对自我权威的滥用；而农夫的家庭则是一个父亲弱势的家庭结构，农夫本人虽然对家庭成员有父亲的权威，但他对于男爵的地位却从来不敢挑战，他是社会关系中的弱势力量却在家庭关系中的占据强势，所以挑起家庭反抗旗帜的竟是受父权长期压抑的儿子。我们仔细思考这其中的关系链条，发现社会关系的强与弱往往是建立在一种依赖关系上，人的生存对别人的依赖程度越强，他便越处于权力关系中被支配的位置。牧师对小镇权力中心的男爵的依赖程度最小，所以他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强硬一种专断，而农夫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依存于男爵的恩泽，便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软弱一种妥协。

顺着此思路，我们对比男爵和医生的家庭关系，就会惊喜的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男爵的妻子虽然在意大利与其他男人私会，但她最终仍回到男爵的身边，即使男爵问她是否与那男人上过床，她停顿片刻说没有（显然是有的）。这里，男爵妻子在夫妻两性关系中处于依赖性较强的一方，他对丈夫的经济依赖过强导致她不敢也不愿意贸然与丈夫决裂；而医生家庭中的女儿（不是医生亲生的）则有本质的不同，女儿继承母亲前夫的财产是可以独立生存的，她在经济上是不完全依赖于父亲的，所以她在家庭关系中应该是最容易反抗的（类比农夫家庭的儿子），在遭受医生数次淫辱下她的委曲求全就不可思议了。带着这种疑问去看待医生坠马受伤的事件，我们便可发现一个隐秘的线索，即那条细绳是其女儿所为，她的弑父行为是对父亲乱伦的反抗，影片中医生坠马的全过程是通过女儿站在窗口的一个反打镜头呈现，也印证了我的猜测。至于教师在与牧师对话中提到的村里的孩子参与了此事件，我想也不难解释，女儿指示她的小伙伴们参与了此次“阴谋”，他们在事发后的心照不宣的“会面”便传达了这个信号。其实，影片中后续的匿名事件大都可以用此思路判断“凶手”是谁，并且逻辑清晰明了，大体上卡里去揭农夫妻子面纱以及医生救活了村长孩子发烧两场戏是解开疑问的两条关键线索，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男权社会中，权力分配的失衡往往影响到人们对于善恶的判断。影片中的种种破坏和虐待事件，放在一个正常的舆论评价体系中，都是不道德甚至是邪恶的。然而由弱势人群构成的“小团体”中，集体的越轨行为却不易被整个集体所察觉（即使某些人被察觉了也会被匿名的惩罚），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而这种罪恶造成的根源，是成员中个体的仇视、敌对无处宣泄，个体在权力链条中弱势地位无法改变造成的。个人的仇视进而变成一种集体仇视，个体暴力通过集体暴力这种匿名的形式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仇视、怨恨是被集体成员抽象了的，而不是具体到某个个体成员身上的。因此这种抽象的怨恨极易被扭曲，或者被群体中某些拥有话语权的人所利用，故而产生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暴力事件。这也许就是暴力和恐怖主义产的的根源之一。

三
影片中一再试图通过上帝/宗教的感化疏导怨恨、仇视和暴力的发生，但事与愿违，结尾那虔诚的圣歌响起是对宗教多么深刻的反讽，暴力并未在圣歌中得到消解，相反，更大规模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暴力（战争）正在激化，宗教、伦理和道德在社会结构中的尴尬地位逐渐突显，基于“善”与“恶”的宗教、伦理和道德约束在社会评价系统失效了，基于父权/男权的社会权力结构在权力分配系统失灵了。

历史的看，生命本身的生产形成了广义的配偶、亲子等原始人伦关系，并逐步衍生为宽泛意义上的家庭伦理关系。在家庭形成的同时，又伴随着劳动形式和财产关系的建立，形成了家庭层面上的最初权力结构，父权/夫权结构便是人类社会依此衍生的最初的家庭权力结构。随着家庭成为社会关联的出发点，生产分工又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剧，因为受夫权家庭结构影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权力结构便应运而生了（基于男性天赋和财产的权力分配结构）。从个体到家庭的权力构成中，需要建立以伦理为基础的家庭契约关系，而从家庭到社会的权利构成中，则需建立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契约关系，伦理与道德均是宗教和社会秩序产生的基本准则。然而，当我们聚焦于社会分工本身时，发现分工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凝聚感（杜尔凯姆），另一方面它使人高度抽象，并承担被扭曲的风险（费尔巴哈）。凝聚感使群体产生共识继而转化为行动准则（道德），但个体的抽象化使得道德本身遭遇个体时也面临被抽象化的窘地，也就是说道德产生的同时，被扭曲的道德也同时产生，个体在不同集体中其实是有着不同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这些都是社会秩序本身所内生的。影片中，那些匪夷所思的暴力是舍弃道德存在的，来自家庭的紧张催生出更为激烈的社会紧张，“小团体”的行为在一种抽离出道德后的准则下变得越来越放肆，每当事发后他们聚集时的眼神总会给我一种阴森的感觉，这其中有种众目睽睽的放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道德这个社会的衍生物，它很多时候被看做是通过某种目的性对单纯因果序列的扬弃，是反省意识对当下人的意欲冲动的超越，它其中是蕴含着一种集体潜意识对个体自主意识的压抑。用道家思想来看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心所欲”即是表明存在一种个体的动机系统（自我），而“不逾矩”则是表明一种集体评价系统（自律），后者对前者的限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体现了自律对自我的压制，有种弗洛伊德意味。然而当社会因经济文化等意识形态发生突变的过程中，自律可能出现缺失或者被扭曲的现象，那个鞭笞自我欲望的戒尺消失或损坏了，我们便会不自觉的去寻找其他的“戒尺”或承认已扭曲的“戒尺”。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影片中暴力和一种恐怖主义倾向的诞生，乃至延伸到一战和二战的爆发，是极具说服力的。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被扭曲的“道德”不再受道德的压抑，一种对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诉求呼之欲出，暴力和恐怖主义可以通过集体匿名的形式重构社会秩序。同时，自律这个群体意识缺失或被扭曲了，造成个体动机系统的“失控”，并寻找新的或扭曲的自律，自律很容易被借用达到煽动个体的行为的目的。联系到影片中这些小孩所生长的年代，二十年后正是他们登入历史舞台的时期，他们儿时所处的这个极度扭曲的家庭/社会环境，以及他们缺失的或被扭曲的自律意识，被二十年后希特勒轻易的煽动和操作，原本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自此坍塌，一种由内向外的新秩序悄然生息。

原载于《礼·志》
10/01/05 4:25

在折桂嘎纳的《白丝带》（Das weiße Band – Eine deutsche Kindergeschichte）之前，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把他1997年自编自导的实验电影《趣味游戏》（Funny Games）翻拍成了英语版的B级恐怖片，在美国上映。同一个故事拍两遍，可见他对这个题材的倾心。

《趣味游戏》讲的是两个年轻人劫持一个中产之家，以夺命游戏的方式残害、侮辱、杀戮一家三口的故事。不管哈内克的社会讽刺寓意为何（比如影像本身的暴虐之恶），全力表现暴力的趣味性都是影片的重点之一。两位反面主人公的年轻人在这场暴力游戏中最为尊重的是游戏规则的权威和游戏过程的公正，至于人命跟道德，则不在他们考量的范围之内。

我觉得理解这种暴力的畸形恶趣，对更深入的理解影片《白丝带》十分必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暴力的趣味性主要在于一种强烈的感官冲击，它激发人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恐惧，引发人的攻击本能，激迫肾上腺素飙升，同时获得出于绝对主导地位的控制权和破坏行为所带来的心理快感。可以说，暴力的趣味是人用于肯定自身的原态自然趣味中的一种。

在影视作品中，暴力的趣味性发展到极致就是“暴力美学”。暴力美学强调暴力行为的形式美感，多以一种浪漫、超脱、梦幻的视觉方式存在。然而哈内克在《白丝带》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暴力趣味性的另一个极端，一个彻底颠覆形式美感，曝露人内心深处隐藏最深、最原始原发暴力倾向的极端。

这种对形式美感的颠覆表现之一是刻意剥夺了背景音乐的令人燥郁不安的长静默，以及肃穆萧煞的黑白摄影。在这个黑白单色的传统德国村庄里，秩序井然的田园生活本来恬静安逸，，却不知什么原因的突然发生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暴力事件：先是骑着马的村医被一条绳子绊倒，差点丢了性命；然后是村中最大地主男爵的幼子被人虐打；再后来是有人趁着收获会偷偷破坏男爵的菜园子；暴力事件愈演愈烈，最后甚至发展到火烧谷仓及虐待村中寡妇的弱智儿子。

对形式美感颠覆的另一方面是主体叙事的不完整性。故事采取了乡村音乐教师的个人视角与回忆，直到影片结尾也没有明确证实那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凶手或凶手们究竟是谁。但探究明确的凶手并非影片的关键，乡村教师对这些源自奇怪暴力事件的片段性回忆重点其实是为了琐碎而又细腻地揭示出这个村里人们的生活状态。而这个状态的中心便是：压抑。

一种是显性的压抑。这种压抑以牧师一家为代表。具有父权神权双重性质的父亲在家庭中是绝对的权威，他强调绝对的秩序，孩子晚归会被施以体罚，而且全家饿饭作为惩戒，他用罪恶感约束孩子的行为。在这个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小孩，为防手淫男孩睡觉双手被缚，女孩子因为说话大声即被当众羞辱；他们胳膊上缝着象征纯洁的白丝带，心里却一寸寸长出恶毒的反抗之草，逮住一切缝隙疯狂地实施报复，他们只有在破坏中才能重获对自己身体与行为的控制及肯定，原生态的暴力趣味成了生活中仅有的、唯一的乐趣。这正如作家刘瑜在影评《快乐的可能》中所说的“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

另一种是隐性的压抑，以寡妇和男爵的妻子为代表。这两位女性在各自所处的男女关系中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前者被粗暴的抛弃，后者虽主动逃离，却依然要遭受侮辱与蔑视。这二人都没有像牧师家的孩子那样直接反抗她们的压迫者来宣泄压力，而是采取了隐忍的态度，不自觉地把压力从自身转移到下一代身上，从寡妇搧男爵管家儿子的那一耳光和对医生儿子的抱怨，还有男爵妻子责备大儿子的不耐中，隐隐可见暴力的传递性。

无论显性或隐性，源自心理压抑而来的暴力倾向都具有类似于强迫症表征的惯性，一旦养成心理快感，再要戒除，非常困难。这种暴力倾向还具有群体性及诱导性，往往并不止于一个人的独立行为，常常蔓延而出，通过不良示范作用波及他人。

在一个运转正常的健康社会里，人格中的暴力趣味通常是被抑制的，最多也就是通过影视作品、电子游戏等虚拟娱乐的方式来进行舒解。但如果一个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处于一种连贯的压抑之中，心底的暴力恶趣便会如火山爆发一样，待到合适的端口剧烈喷发，造成暴力的个案；而假若一个社会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不论是普遍性的阶级压抑还是有针对性的群体压抑，暴力的恶趣则会逮住一切机会恣意蔓延，暴力个案终于演化养成群体性的暴力心态，在压抑中发展到极致，甚至形成变态的暴力崇拜，开出法西斯主义的恶之花朵。

刘瑜认为自由是通向快乐的唯一途径，但我觉得“自由”这个命题有点太过宽泛了，因为不加约束的绝对自由并不存在，不具体限定的自由距离不自由也只有一步之遥。对于消除暴力来说，自由的作用其实是一种转移的作用，将人的暴力恶趣以其他的形式舒缓出来，或者给予人充分的选择，以更有建设性的趣味打败暴力的趣味。从《白丝带》中那个具有寓言性质的德国小村出发，要对抗群体性暴力，自由的含义便是民主社会，自由的希望孕育在牧师的小儿子对责任与欲望似懂非懂的肩负之中，孕育在乡村教师对自己未婚妻真诚的爱恋与尊重之中。

但即使在民主社会里，自由对暴力恶趣的转移也是暂时的，是不彻底的。在被社会忽略的某些角落里，暴力犯罪依然猖獗，是表面光鲜之下的根深蒂固的暗疮。但若要彻底的消除暴力的恶趣，那只能如库布里克在电影《发条橙》，或赫胥黎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所表现的那样，通过对人性的根本否定来实现，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超越了个人小暴力之上的社会大暴力。




【少年犯罪系列】

《伊甸湖》：暴力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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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布朗》：以暴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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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丝带》：暴力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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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知晓》：黑色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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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人》：被遗忘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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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weiße Band – Eine deutsche Kindergeschichte (2009)

继续看金棕榈奖获奖影片。本片获得第6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电影讲述了一个老人的回忆，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己生活的村庄中的怪事。影片的情节很琐碎，主要讲述了如下事情：

1.村庄的医生骑马时被一根隐蔽的绳子绊倒，受了重伤住进了医院。

2.在村庄大地主男爵的指派下，一个农妇工作时因意外身亡。

3.男爵的菜地因为农妇儿子的报复，在一个庆典日被破坏。

4.男爵的儿子在跟随村庄中其他孩子玩耍时失踪，并被殴打。

5.男爵管家的孩子因为不喜欢刚出生的男婴，在深夜打开窗户冻病了男婴。

6.男爵的农庄在深夜被人纵火。

7.因为全家被男爵开除，农妇老公在自己家中上吊自杀而死。

8.医生与产婆有私情，但是医生康复回家后就开始厌恶产婆，不与她发生关系。

9.不能解决生理需要的医生，在深夜猥亵自己的女儿。

10.神父的女儿被父亲训斥时装作晕倒，在恢复后杀死了神父钟爱的小鸟。

11.产婆的智障儿在跟随其他孩子玩耍时被人弄伤眼睛。

12.男爵儿子吹奏笛子时，被管家的儿子抢走笛子被推下河中。

13.医生一家与产婆的智障儿同时失踪，而产婆则慌张的去往城里。

以上是电影中发生的主要事件。此外，片中还有一些次要情节，如回忆者与未婚妻的交往、两个单纯男孩的天真行为、兄妹情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背景。

通过电影的情节，本片描绘了一个充满复仇、怨恨、残忍、冷漠的村庄。在这个村庄中，人与人之间缺少信任,而且村民们都有着极强的报复心理，甚至连孩子都近乎残忍的成熟且相当具有城府。简单概括，这个村庄就像电影的名字一样处处充满着“白色恐惧”，是一个人人都想逃离的恐怖之地。因此本片的主题是，通过电影的描写将人性恶的一面展现出来，包括嫉妒、报复、冷漠、性欲、叛逆、残忍等等人性的劣根。此外，本片还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奥农民的生活状态展现出来，从更深的层次揭示了战争爆发的起因。

当然，本片主题如果要延伸的话，还可以理解到纳粹青年们的童年生活，不过这就扯远了，因为电影故事与纳粹根本不沾边。这一点也是很多人理解本片的重点，不过在我来看这就属于过度诠释了。电影只是要表现德奥农民在那个时代的精神与生活状态，表现出德意志民族的一些特性，仅此而已。况且，纳粹党的成长与壮大还有着许多其他主要原因，如二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第一世界大战后德国的萎靡、德国民族主义的崛起、魏玛共和国的软弱等等等，所以将本片的“白色恐惧”与纳粹联系在一起时相当可笑的。当然，不能否认片中的孩子们都是二十年后纳粹德国的中坚力量，只是这些孩子成长在农村，能有多大作为？

既然如此，我们就看一看德意志民族日耳曼人都有些什么特性。首先，这个民族的男人很强势，医生可以猥亵自己的女儿、神父在家中彷如上帝；家中的所有女人都害怕男主人，无论是回忆者的未婚妻，还是神父、管家的老婆，她们在男人面前都是唯唯诺诺的样子。其次，这个民族的孩子都很聪明但冷酷，只要他们想做的事情，任何威胁都不能阻碍他们，无论是父亲的皮鞭、耳光，还是宗教上的惩戒。第三，这个民族崇尚暴力，这些从片中的事件都可以看到，只要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他们都要用暴力解决、用极端的方法伤害他人，而从来没有通过沟通来解决。第四，这个民族虽然信仰虔诚，但是他们只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信仰上帝，比如男孩自杀后的举动以及神父面对回忆者的指控，这两人都依照自己的想法从信仰上给了自己宽慰。第五，这个民族对于阶级的差异非常认同，这从男爵对在村庄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以上就是电影着重表现出的德意志民族特性，可见电影描述的与我们对德国人的理解是相差不大的。

针对以上的这些民族特点，就可以知道德奥迅速开战的深层次原因了：德奥两个皇帝一句话，普通大众能不听吗？何况这个民族的人都充满暴力基因，还都是由男人掌权的社会，而且在宗教上还可以给自己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当然，这些都是我的推测，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德意志民族的特点是使得德奥两个国家迅速开战的原因之一。

影片拍摄方面的亮点不多，只能说影片的风格与剧情很协调。因为电影黑白的画面、寂静的场景、缓慢的镜头、固定的机位，以及荒凉的村庄景象都使得电影冷冰冰的，给人一种彻骨般的寒冷感觉。“白色恐惧”一切尽在不言中。

因为这是一部德国电影，且演员都是孩子，所以对演员们就不多说了。对于他们我只有一个整体评价——本片所有演员恰如其分的诠释了每一个角色，这使得电影看起来非常真实，也让观众们感受到了影片中那“心慌慌”的恐怖氛围。

总结一下。本片是一部有着很深隐喻的电影。虽然它看起来非常沉闷、拖沓，而且情节也不吸引人，但是在了解到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后，就会惊讶于影片的深邃。总之，本片是一部可以带给人众多思考的好电影。金棕榈奖的获奖影片，终于有一部我比较欣赏的了。

序列：0721

The.White.Ribbon.2009.Blu-ray.720p.x264.DTS-MySiLU

2012-02-18

他们竟然也是这样过来的。这是我看了电影《白丝带》之后最强烈的感受。
 
我是说，他们的文化也曾如此压抑、如此阴暗、如此令人窒息。他们，德国人，传说中有着自由传统的西方。这个电影简直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 《孔雀》，就是《青红》。重要的不是情节，是氛围，是一口无限幽深的暗井里快乐的不可能性。
 
你能想象那样一个世界吗？一个初生的婴儿，无比娇嫩，无比纯洁，但是从他降生第一天起，你就知道他此生是不可能快乐的，他所降临的那个世界是不可能给他快乐的，事实上它所降临的世界是与快乐为敌的。如此与快乐为敌，它举着一只苍蝇拍，四处虎视眈眈地寻找快乐，一旦发现，就将它们一拍子打死。
 
在《白丝带》里，牧师就是这样手举苍蝇拍的人：他的孩子们在外面玩得回家晚了，一顿暴打；儿子马丁手淫被他发现了，从此睡觉要把他的双手绑在床架上；孩子们课间休息时打打闹闹，被他一顿呵斥……出于对孩子们以及对上帝的热爱，他在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里精心养育着一头叫做罪恶感的野兽，以至于有一天，马丁冒险穿越一条高空独木桥，在被质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时，他说：“我想给上帝一次杀死我的机会”。
 
真的，在1913年的这个德国村庄，谁是快乐呢？农夫一家生活在贫困线上，被庄园主解雇之后，他上吊死去；管家战战兢兢活在庄园主的庇护之下，可以为主人儿子口哨的丢失而毒打自己的儿子；接生婆为了讨医生的欢心而做牛做马，但是医生对她说：你让我感到恶心；孩子们生活在大人任意打骂中，变成了村庄里秘密的“恐怖分子”。重要的不是痛苦，而是痛苦的必然性。每个人都在承受痛苦，然后将自己的痛苦在流水线中传递下去。村庄里的权力关系如此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几乎就像是一件科技产品，几乎就像是艺术。
 
关键是压迫者并不比被压迫者过得更好。庄园主不断遭遇“阶级复仇”行动：孩子被打、房子被烧；欺辱妻子、情人和女儿的医生被陷害摔伤；牧师对儿女的“爱”并没有换来感恩，相反，他的宠物鸟被自己的女儿用剪刀戳死。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这些村庄里的“当权者”要给权力机器上润滑游以免它生锈，给它站岗以免它被盗，给它交租金以免它被收走……他们的痛苦与他们所压迫的人的痛苦，具有几何上的对称性。
 
令人惊恐的是，放眼向人类历史望去，与快乐为敌的历史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历史。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大多数时候“祖祖辈辈”都在告诉孩子：不许贪玩、不许手淫、不许大声喧哗，不许这么想，不许那么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就是说，历史上有那么多、那么多娇嫩、纯洁的婴儿，他们一批一批地降临到人世，一批一批地穿过权力机器的流水线，进去的是生命，出来的是……他们再也没有出来过。
 
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尽管有文化相对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传统文明爱好者……对现代化深恶痛绝，我想我之所以愿意做一个福山那样的、不那么酷的、不那么政治正确的、坚定的“现代化”拥护者，是因为我向往一个快乐的世界，而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导演Heneke在一个访谈中说，他想通过这个电影表现“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后果”。我想他的意思是，一切权力关系的本质都是“恐怖主义”：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宗教的教条主义，性别上的压迫……而这些“恐怖主义”的后果，在那个村庄里，就是那些孩子的“阴谋破坏”活动：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
 
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村庄里，也还是有爱与诗意。影片有一幕最令人难忘：牧师的小儿子紧张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只受伤的鸟，小声问爸爸可以不可以收养它，爸爸表示同意了之后， 在这个几乎完全没有笑容的电影里， 他眼睛一亮，展现出一个惊喜的笑容。即使是如此冷冰冰的世界，也不能消灭爱的细菌。我想人类是如此不善于快乐，简直不值得拯救，但对爱与被爱的渴望，也让这个物种的笨拙有了一个底线。
 

《白丝带》的剧情和背景就不赘述了，导演用一战之前的故事写二战相当具有智慧。电影讲的是一群孩子。因为他们是孩子，所以接连的危言耸听的坏事发生后从来没人怀疑他们；因为他们是孩子，当牧师听到老师的猜测后慌张掩饰，那将是多大的丑闻；也因为他们是孩子，这部电影和二战纳粹的联系，二十年后这些被压抑的孩子加入浩浩荡荡的“民族主义”征战，这种可能性让人毛骨悚然。

这里导演还讨论了一个问题：道德。道德究竟是用来塑造灵魂的还是约束灵魂？这一个个表面上道德高尚、家教良好的家庭，是靠什么维持着的？乱伦、独裁、暴力、猜忌……归根结底，道德是掌权人制定的保证自己的权力能长久生效的框框条条。它教人仁慈，却服务于冷酷惩罚的借口；它教博爱，却连对亲人也没有一点点仁慈。麦克•哈内克想通过这些到今天还存在着的一个个悖论指出，道德是被高估了的。

        关于电影本身：哈内克是心理大师，但他并不致力于如何运用心理技法，将观众吸引到影片上来，紧随剧情。相反，他打破这种幻象，放弃配乐，连续性剪辑等这些最基本的抓住观众心理的技法，而是用干涩、单调、不连续的风格，故意将我们从电影世界中拉回来让我们思考。哈内克擅长的，从《钢琴教师》到《白丝带》从没变过的拍摄理念，是将空间留给我们。《钢琴教师》里面爱丽卡在报复年轻女学生和沃特的亲密之前在更衣室里，哈内克给我们的是她的背影，镜头静止，她也静止，这个看似无意义的镜头持续了很久。我们知道她在思考，但我们看不见她，如何将这空白填补从而连接起上下文，也就是她究竟感受到了什么，导演留给我们来想象。

在《白丝带》中也一样，马丁被母亲带到餐厅接受父亲的惩罚，摄影机始终停在走廊里，他进去了又出来，带回去一根鞭子，我们便得知了是父亲让他拿的。然后，他关起门，摄影仍然不动，维持着一个空镜头，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房门，一分一秒过去了，我们想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孩子开始被打了吗？还是父亲放弃了？导演把观众阻挡在门外，这是大多数电影，都极力避免的情况，哈内克习惯让我们自己想象。过了很久里面才发出父亲鞭打孩子的声音。

当然，关于这部电影最大的空镜头，是电影本身。究竟谁是凶手？故事结束时已经不难判断了。我们有了答案，而不是导演拍在影片中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自己获得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再是被动的幻象接受者，我们和导演一起创造了这部电影。

迈克尔·哈内克 Michael Haneke带着对暴力本源的追逐以及对“幸福”这个词汇的不信任感，通过这样一部影片实现了大师级别的跨越。

之前作品从个人、家庭、阶层的透视，在这里变成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性；同时叙事也更为宏大，多个家庭带着各自模糊的指向性，构成了导演心目中的“罪恶”世界。影音本身仍旧带着他独有的特点：画面冷色调、清晰的镜头；配乐的缺席（或者是极简）；行动代替心理活动；暴力简单化；开放式的主题……即便是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的色彩浓重的画外音，也被他充分利用于减少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