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1.从那桌散伙饭，到吕受益痛苦去世，只有一年时间，疾病就是如此迅捷的摧毁一个人，不留痕迹。

2.吕受益死后，黄毛在吃一只橘子，那橘子干干巴巴的，是吕受益生前给他的。

3.据说维c有抗癌的作用，而橘子是唯一便宜而不用削皮的维c水果。所以吕受益才会随身带橘子。除了少数成熟的那几个月，橘子很酸,但他想活。

4.对于黄毛来说，命太贵了，相对来说受伤，劳累都是小事。所以他才会在屠宰场打工，第一个冲上去救牧师，用手砸碎玻璃杯。对于他来说，每一天都是赚的。他不渴求生命，却珍惜。

5.程勇让病友群主们摘下口罩，以表示尊重。和勇哥一起时，吕受益从没戴上过口罩。

6.吕受益的妻子做了一桌子菜，程勇坐下时，她特意把肉菜换到陆程勇面前。

7.第五版红色百元人民币发行自1999年，片子中是四版五版混用的，大概在2000到2003年

8.程勇送思慧回家，思慧推脱两次，是不愿。后来答应了，是报偿。

9.思慧换上情趣内衣，平静如常，说明程勇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人。思慧女儿治病，要花很多钱。

10.程勇离开思慧家，门关上时，思慧一笑，她知道这个人与其他不同。

11.程勇去吕受益家时的房子与吕受益死后的不同。他们换了房子。这一年之间，治病又花了很多钱

12.程勇平时抽纸烟，警察曹斌去套话时，他特意点起雪茄，是为了假装油腻商人。而且他的工厂很小，赚不到每月几十万。

13.吕受益清创时露出的“伤口”，其实是人造瘘口，一般不需要清创，也不是特别疼，但看着十分恐怖。真正的癌痛是化疗痛，占位疼痛，拍不出来，但是比伤口清创疼上百倍。

14.警察封住了海关的出口，要想让程勇不被抓，黄毛只能自己开车去闯。他真的不会开车，车一开始摇摇晃晃的。

15.程勇第一次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为了忽悠牧师入伙。后来他重新卖药，打着卖到被抓为止的准备。他践行了这句话，于是成为神。

16.就算程勇-不重新卖药，他之前卖药的事还在追溯期。只要假药贩子把他供出来，他还是会被抓。但是假药贩子没说。

17.医药公司代表在电视上说假药有风险，推广高价进口药。右下的标志是“健康之路”。现实中很多假药打着健康之路的模式做广告。

18.病友们在医药公司门前游行，喊口号。吕受益在一旁边看边吃盒饭。他知道这没有用。

19.吕受益病情恶化之后，医生说只能强行移植骨髓干细胞。其中“强行”是因为吕受益的身体太差，已经达不到安全移植的标准。

20.如果做干细胞移植，最好的供体是直系血亲，也就是说肯定要给吕受益的孩子做干细胞提取手术。吕受益不可能接受。可能这也是他那么快自杀的原因。

21.开庭时，程勇说的台词和口型好像对不上。当然，这一段本来就不是给我们看的。

22.程勇父亲的病可能是脑动脉瘤，随时有破裂，中风的危险。脑动脉瘤介入手术价格在5-15万，符合片中的8万。

23.药厂需要赚钱，得以研发新药。他们没有错另一种意义上，恰恰是他们救了病人。然而当格列卫在中国卖23500时，在美国只卖13000。其中的差价有关税，有中间利润。

24.程勇出狱，思慧没有出现。她的女儿还好吗，导演里没有说。吕受益停药一年，进入急变期。那么停药3年呢。

25.全片聚焦在程勇的转变，而假药贩子王长林像是彻头彻尾的“坏人”，然而正是这个坏人，在被抓住后非但没有供出程勇，反而说着自己救了多少人，笑的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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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程勇在一片杀虫烟雾中看到的神像，左手拿着兵器，右手拿着头颅和一只碗。是印度神迦梨。迦梨曾与恶魔搏斗，然而恶魔的血滴到地上，又会变成新的恶魔。迦梨只好托着碗，去接恶魔的血。当程勇重新卖药，他就像是与病魔搏斗的神，托着很多人的希望。

27.一开始曹彬冲向程勇，被众人拦住，后来黄毛死去，程勇冲向曹彬，同样被拦住。这两幕像是镜面对称，只是人物换了位置。

28.医药公司代表与曹彬握手时，沾了一滴血。他面露厌恶，急忙拭去。这是编剧的讽刺。

29.程勇被警察按在地上，满怀希望的看着巷口。只要药箱被带走，很多人能活着。当他看到药箱被围堵回来，他的眼神熄灭。

30.在现代医疗和安全的环境的保护下，我们甚至忘了非正常死亡才是历史上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战争，乱世，又或者是叫不上来的疾病。恰如《三体》中所说，生存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种幸运。然而在温和的环境下，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

《我不是药神》和《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有何异同？ //movie.douban.com/review/9497705/

陆勇，

一个平平无奇的名字，却在2013年的中下旬引起了轩然大波。

引起争议的不是其它，正是轰动一时的“ 假药案”。

5年后的今天，以他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但在不少人看来，这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却成为了所谓《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低配、甚至抄袭之作。

所以，今天我就来科普一下陆勇的故事。

现实中的他比电影更为传奇。

陆勇于1968年出生在江苏无锡市的一个殷实之家。

新千年伊始，他开始勤勤恳恳地创业。

两年后，陆勇所创办的纺织厂欣欣向荣，但他本人却遇上了一件天大的难事──他得了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百度词条上是这样写的：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影响血液及骨髓的恶性肿瘤，它的特点是产生大量不成熟的白细胞，这些白细胞在骨髓内聚集，抑制骨髓的正常造血；并且能够通过血液在全身扩散，导致病人出现贫血、容易出血、感染及器官浸润等。 ”

这种病分为三个阶段，慢性期、 加速期和急变期。

在慢性期间还可以通过使用羟基尿、干扰素或格列卫等药物维持生命，但在加速期和急变期的时候这些药物已经无力回天，此时需要更加强烈的方案，要么通过骨髓移植，要么就清除白血病细胞，恢复骨髓造血功能或回到慢性期，也就是所谓的化疗（但治标不治本，只能暂时延缓病情）。

化疗有多痛苦，我们哪怕未曾亲身经历过，也会通过病人的描述而感到切身的难过，但许多病人便是通过这生不如死的治疗，去寻求虚无缥缈的生之希望。

《我不是药神》中，吕受益的角色正是如此，他家财散尽，付不起昂贵的格列卫来维系生命，病情从慢性期演化到急变期，因为没有合适骨髓移植，只能通过化疗来尽量延续自己的生命。

在等待合适骨髓移植的过程中，通过医生建议，陆勇选择服用瑞士产“格列卫” 来控制病情，但在两年后，因为“格列卫” 的昂贵药价和各种其它医疗支出，陆勇家中积攒多年的百万存款已经开销大半。

在生的迫切下，陆勇不得不再次奔波寻找新的治疗方式，阴差阳错之下，他偶然从韩国病友的口中得知了印度“格列卫”的存在。

印度“格列卫”与瑞士“格列卫” 药性相似度达99.9% ，但两者之间的价格鸿沟可谓是天差地别，前者一瓶只需4000元，后者却要2.35万元。

原因就在于印度“格列卫”是通过印度政府启用的“强制许可制度”为穷人所制造的仿制药，直接绕过专利权这一环节被世界贸易组织所认可。

无数家庭因为瑞士“格列卫” 的高昂药价而倾家荡产，病急乱投医去相信那些所谓的神仙假药，反倒令患者痛不欲生。

《我不是药神》中就出现了这个桥段，王砚辉饰演的张长林打着“格列卫”的名号，兜售比起程勇更加便宜的真正假药，骗取那些买不起正版“格列卫”患者的钱。

虽然最终被程勇所搅场，但现实中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张长林这样的人在卖着这样的黑心假药。

意识到这点的陆勇，在服用印度“格列卫”一两个月、确认无副作用后，他在病友群内分享了关于自己服用印度“格列卫”仿制药的经历，并在其中详细介绍自己如何买药的过程。

有不少患者因为不熟识英语而找上陆勇，寻求他的帮助，替人买药便渐渐成了陆勇的副职。

《我不是药神》中，为了制造戏剧冲突，一开始程勇在替人买药的同时还赚取暴利，直到后来才醒悟。

但在现实中，陆勇并没有这样做。

陆勇知道自己的家境还算是殷实，但还是差点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所压垮，世上不知还有多少更加穷苦的人为了不拖累家人而放弃生的希望。

就像黄毛。

一个人远离家乡，独自打工多年，只因自己身染重病，不想成为家人的累赘。

但哪怕是黄毛在调侃地说着，我家里人可能以为我已经死了的时候，也能从他年轻而又炽热的眼中感受他对于家的思念，能够不再孤独一人的奢求和活着的渴望。

“他才二十岁，他想要活命有什么罪。”

陆勇接触到的许多“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便是如此。

他由衷的说： “说实话，我家里条件比较好，自己也开厂，不需要靠这个牟利。所以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帮助病友。”

于是，

在他的帮助下，成百上千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而在这数年间他也慢慢积攒出名气，被诸多病友尊称为“药神”。

但在2013年，因曾向银行卡贩卖团伙购买银行卡以便向印度制药公司汇款，陆勇被警方一并抓获。

一年多后， 陆勇被湖南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的罪名提起公诉，一度面临数年甚至十几年牢狱生活的他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罪的。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扼于风雪。”

一封有着1002名病友签名的联名求情信就在这时被递交到了检察院，就像电影最后那一排排护送程勇离开的病人一样，点燃了生命之光。

陆勇在冷冰冰的看守所里待了整整117天。

最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检察院认为其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对“撤回起诉”做出裁定，决定不起诉，陆勇避免了“牢狱之灾”。

陆勇深信自己所作所为，能够改变一些东西。

事实上，他也真的做到了。

如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相关药品进入医保、仿制药价格不断下降，曾经一个月要花费2万余元买药，如今只要三四千元就可以维持一年用量。

“总有人不愿成熄灭的灯柱，要做那唯一的光。”

陆勇便是如此，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做成千上万病友的指路明灯。

面对争议和不理解，陆勇孤军奋战。

现实生活中的他，没有黄毛、没有思慧、没有受益，也没有刘牧师，只有他一个人，但陆勇也明白，他是许多家庭的唯一希望。

所以这份执着他坚持了很久很久，从2004年到2018年，已经整整14年。

如果按中国人平均70年寿命来算的话，陆勇起码有五分之一的人生都投入到了那些“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友们中来。

我们需要陆勇这样的人，

同时也需要《我不是药神》这样的电影。

它让我们看到在这“小时代”的浮华之下，还有着这样的人在顽强地活着。

它不歌颂权贵，也不歌颂超级英雄，它只歌颂我们身边的事情，歌颂普通人的平凡之光。

它很独特。

但这份独特，这正是现如今中国电影所需要的。

PS:挂一位B站的抄袭up主 “宇哥讲电影”

本来不想在影评里挂人影响大家兴致的🤐但由于这位up主死不承认的态度，且屡次举报、留言无果🙃所以最终迫不得已只能挂在人气比较高的这篇原文里曝光，望大家谅解🙏

感谢所有特意从B站赶来豆瓣提醒我和帮忙举报的朋友们👍

部分抄袭对照

PPS:视频已删除，但up主至今仍未道歉

一直是热爱看电影写影评的人，却在大学以后久久不再提笔。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忙碌，家庭的牵绊，还有世俗了的心。但是这都不影响我和我的另一半每周都会选择一部好片欣赏的好习惯。这周，我们有幸遇到了"我不是药神“。我简直不可思议，他与我这2年的真实生活如此之契合，让人仿佛时光倒流，过去的人和那些悲哀的事又浮上心头......

还记得那是2016年的夏天，酷暑当头的日子，我的家庭遭到巨大的打击。我的奶奶，一直健健康康，每天打几个小时麻将，还开开心心买全家菜的奶奶，倒下了。骨髓瘤，白血病的近亲。这种病，是疼起来要人命的那种，只要发病，每根骨头都要虫蛀一样挠心的疼。我们家在中国的一个二线城市，找的医生、医院也是本地数一数二的，甚至血液科的排名在全国都在15之内。可是，现实就是老人因为年纪太大，无法接受任何残酷的化疗手段。除了各种止疼栓剂、药片以外，“专家”很隐晦的给我们一条唯一的活路，在医院附近的药房买一种瑞士进口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来那度胺”。我们也不明白这种“专家”推荐的神药为什么一个三甲医院的药房没有，只能在附近“指定对的药房”购买，但是这在生命面前都不重要了。我的父亲，二话不说，就去了药店。我那时身怀六甲，在医院里焦急的等待着神药的救赎，不一会，父亲满头大汗的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两盒和一般维生素药片差不多大小的方盒子，神神秘秘的低头跟我说：瑶，你猜这药多少钱？ 我说“：“管多少钱，救命要紧啊，大几千也要吃啊。”父亲宛然一笑，“一盒五万九！21颗，一个疗程21天就没了。......”当时，我整个人都震惊的说不出话。“这要是奶奶知道价格，是绝对不会吃了。你千万谁也不要说。这玩意还能刷信用卡，3秒钱不到6万就没了，真是快啊。”父亲还调侃道。

“天价药”的事情就这样在我家开始了。话说回来，药确实有效，奶奶各个数值都在往好的发展，疼痛也有所减轻，虽然存在一些化疗后的不良反应，但是命算是捡回来了。唯一的问题，就是：贵。我的家庭算是小康之家，父亲做点小买卖，也算有点家底。但是这样买药，谁的钱也不是浪打来的，谁不心疼呢？况且，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长长久久的问题人人都会盘算出路。终于，在我勤学好问的父亲摸索探究之下，他发现了一条路——“去印度买仿制药”。首先，这个想法，是大家病友都共知，只是没有出路，也没有人或家人去印度买，也不知道哪里买。其次，我们跟医院的“专家”探讨过，专家的态度是默许的，也肯定疗效，但是真真假假，他也不可能负这个责任。因为我是学英文专业的，怀着孕的我当时每天晚上都在网上找寻这个药的痕迹，出处，中国的、印度的、tb的、代购的。最终，父亲跟我共同决定，他亲自去一次印度新德里买药。前期工作是很繁琐的。我那时已经提前一个月休产假了，还在与印度来那度胺的厂家email和电话联系，希望找到零售店，找到网上的印度新德里大医院，看是否能代为询症开药，而父亲就负责亲自办签证，准备奶奶所有的医院材料并找专人翻译。就这样，不到10天，所有的东西齐全了，父亲就这样踏上了买药的征途。

父亲的行程是周五去，当天早上到达晚上即回，完全不住。因为人生地不熟，况且他一句英文不会讲，更无心游玩。而我就挺着大肚子在卧室里随时做好视频、语音各种翻译工作。我们彼此都非常紧张，因为前期很多情况都不明朗，这次真的是孤胆英雄，凭着一股劲儿就说走就走了。下了飞机，父亲按照计划就坐了一个电动三轮车直奔药店（药店是我们前期就从药厂里查出来的，而且印度药物管理很松，医院的处方也不需要）。谁知道还没去就出幺蛾子。三轮车司机看父亲是中国人，人生地不熟，将近40度的新德里的7月，突突突坐了40分钟还没到目的地。（我在家用百度地图测过15分钟最多可到，父亲不会使用google手机地图）最终还是父亲强行要司机停下，电话给我，要我表达 多给人民币20元消费，要他马上送到。结果就是这样，贪图小利的司机就是为了小小的20块，让父亲在印度一去就洗了个桑拿。到了药店，父亲的描述就是，不可思议 ，这也是个药店。分明就是个脏乱差的迷你杂货铺。幸亏是之前和药厂联系过的地方，要不然真是不敢买。准备好我写的翻译件，老板很快拿出了我们需要的药品。价格在我和印度老板电话讨价还价后，果然让人惊喜——折合人民币1000元左右。父亲虽然满头大汗，但亦是欣喜不已。买了几瓶后，马上准备返回机场，在机场等待回程的航班。结果又出问题了，印度的机场不到登机2小时不让进机场，还有拿枪的警察看着大门。我们深深怀疑是怕人太多进去蹭空调，因为印度大部分没有空调这种东西啊！想问个人附近有没有星巴克之类，吹空调等待一下，一问之，星巴克最近的在机场登机口......父亲都热崩溃了，也不敢随便晃悠太远。新德里是又臭又脏，父亲是生于1961年，他居然说新德里比中国60年代还不知道差多远.......就这样酷暑中等待，终于还是安全的上了飞机，下飞机海关也没有查验（查验我们买的量也不多，属于个人购买，而且携带了相关医院证明和奶奶所有的材料，是合法安全的）一天时间，不到24小时，完成了买药的工作。印度给父亲的印象非常不好，此生不想再去，但是以后需要买药他表示还是要坚持为奶奶续命。药的效果证明与瑞士的，无异。

悲剧还是注定会发生。药，毕竟是药。并没有电影里说的那么神奇。白血病也好，骨髓瘤也罢， 目前全世界依旧是不治之症。存活率少之又少。哪怕在药不缺的情况下，病人的身体能不能跟上这种化疗手段（这也算一种化疗），药长期服用会不会有抗药性，病人自身的体质、心理状态等等都能左右生死。事实上，2017年7月31日，奶奶走了。死于肺部感染。人走了，其实药，并没有吃完。可以说，到后期都没怎么吃了，因为不良反应已经越来越大，人已经非常受罪了，只能靠吗啡等止疼活着。奶奶享年89岁。也算是驾鹤仙登了。但是，这次买药的经历，让我和父亲铭记终生。这不仅仅是一次异国冒险，更是我们对长辈的浓浓的化不开的爱和不舍。就像，你用力抓着的流沙，最终还是会随着时间，流逝在指缝之中，无力回天的无奈和悲哀。

没有吃完的药，父亲都转赠给病友了（尽管和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年时间大部分病友都已经去世了...），毕竟希望能帮到大家一点是一点，大家都夸父亲是个大孝子。其实在父亲内心深处，永远还是存着一丝遗憾吧.....

一部电影勾起我这段伤心的回忆，同是天涯沦落人，就像电影的老奶奶说的那样“谁能保证自己不生病？谁能保证自己爱的人不生病呢？” 药可以医人，可以救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爱惜自己的身体，在有限的生命里，好好爱自己爱家人。

此文写在2018年7月，奶奶一年后的忌日之前。纪念，我深深爱着的奶奶，天上的您，问声好。

2014年，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印度仿制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493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2015年1月，检方最终做出撤诉决定，陆勇无罪释放。

这一事件成为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原型。电影热映，但事件背后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

2014年陆勇案刚刚爆发时，我们曾对陆勇进行了专访，请他讲述了患病前后的经历及购买印度仿制药的缘由。陆勇的个案之后，我们更希望大家能由此关注更多医学干货，所以同时奉上一篇相关的书籍整合。

为何要将“仿制药”归为“假药”？陆勇行为是否算“销售假药”？如何解决国内诸多患者无力承担高昂药费转而购买国外“仿制药”的现状？国内药品管理制度以及医疗保障体系能否解决该现状？

事实上，这件事情暴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中国普通大众如何才能合法地用上抗癌新药，可以写一本书来探讨。很可能，最终的解决方案，必然是政府、药厂、公益、患者四方合力解决，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承担。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婷

中国仅两三种自主研发靶向治疗药物

2002年，江苏无锡的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随后开始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此药可使慢粒白血病患者病情稳定，维持正常生活，但需要持续服药。每盒（120粒装）售价在23000-25000元。

陆勇对新京报记者介绍，2004年，他偶然得知了印度在生产“格列卫”的仿制药，价格却只有3000元。试吃了一个月的印度“仿制药”后，各项指标均正常。2004年8月，陆勇将印度仿制药的消息告诉了慢粒白血病病友。2011年8月，在多位病友及印度制药公司的建议下，他购买了三张有国际汇款功能的信用卡，病友们将药款打入到此信用卡内，再由他转汇给印度的制药公司。

2013年11月23日，陆勇因在淘宝店上购买用别人身份证开立的信用卡被湖南沅江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后经调查，陆勇被认定除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外，还存在销售假药罪行为。

2014年3月，陆勇被取保候审，7月21日，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罪、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

以陆勇事件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

司法机关以“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是因为印度生产的该种仿制药品并未获得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何为仿制药？国内法规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仿制药”的概念始于1984年的美国。当时美国有约150种常用药的专利期已到，而大药商认为无利可图，不愿继续开发，这些药成了无人认领专利的药品。美国出台法律规定，新厂家只需证明自己的产品与原药生物活性相当即可仿制，从而出现了“仿制药”的概念。“仿制药”与“专利药”在剂量、安全性、效力、质量、作用、适应症上完全相同，但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的20%-40%，个别品种甚至相差10倍以上。

在中国，因国内的药物价格高昂，很多无法负担正规渠道药品的患者转而选择从印度等国代购仿制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江倩教授介绍，目前，慢粒白血病的治疗方法以靶向治疗药为主。骨髓移植以及化疗因为副作用巨大且多复发，已经少有人选择。而就靶向治疗药来说，“格列卫”因其发明时间最早，临床效果最稳定，成为学界及患者最认可的靶向治疗药物。

“目前全世界的靶向治疗药物有150多种，我国自主研发的创新靶向治疗药物只有2、3种，集中于肺癌及淋巴瘤领域。”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慢粒白血病专家马军介绍，在慢粒白血病领域，我国没有自主研发的创新型靶向治疗药物。

国内患者从印度代购的仿制药主要包括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治疗肺癌的易瑞沙、治疗肾细胞癌和肝癌的多吉美等。

据媒体公开报道，这些抗癌药物从欧美医药公司进口，在国内售价昂贵，易瑞沙每盒5400多元，一个月需3盒至少16200元；格列卫一个月服1盒至少23000元。这样高昂价格使得许多癌症患者不得不选择从印度代购仿制药。

国产仿制药使用人数正在逐步上升

作为仿制药“大户”，印度一度被称为“世界药房”，缘何印度可以大肆生产“仿制药”？医药公司或药品发明人发明一种新药之后，需要在不同国家申请专利，以获得专利的特殊保护。以陆勇代购的“格列卫”为例，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为“格列卫”药品在我国申请了专利。在专利保护期内，我国医药公司不得生产相关“仿制药”。这也是过去十几年来，我国不能够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原因。

在各国的药品管理实践中，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专利权人恣意滥用专利垄断特权，有很多国家对“专利的特权”留下了一条可以变通操作的余地,那就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如危害公共健康、妨碍国家利益等），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某项专利。

国家产权局条法司一位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介绍，我国虽然有“强制许可”相关制度，但还没有个人或政府部门申请过实施强制许可，因此，强制许可制度也从未在抗癌药领域实施过。

而印度的专利保护法相对宽松，药品专利保护在印度执行也不像我国国内如此严格。2005年1月生效的印度专利法只对1995年以后发明的新药或经改进后能大幅度提高疗效的药物提供专利保护，而不支持原有药物混合或衍生药物专利。同时，印度政府还根据需要实施了“强制许可”制度。因此，印度可以忽视专利保护法的限制，生产大量抗癌仿制药。

陆勇购买的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印度仿制药。陆勇供图。

不过，印度的做法在国际上也引起诸多争议。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印度的仿制药在一边出售，一边与原来的研发厂家进行专利法律战。

有媒体针对此案例呼吁，中国应学习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医保买单”，化解“保护知识产权和大量患者的救命需求”的矛盾，但马军对新京报记者表示，2013年4月，“格列卫”在我国的专利保护期已经到期。2013年7月，我国已经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售价约3000元每盒。且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省市自治区将“格列卫”纳入到了医保范畴，无论进口“格列卫”还是国产的仿制“格列卫”都在报销范围之内。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副所长刘开彦也介绍说，从临床来看，使用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患者正在逐步上升，“能够上市的药品，在疗效上其实差不多，更多时候觉得进口药（更好）是心理作用。”

“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格列卫’仿制药。但目前售价3000元每盒，相较于印度仿制药，的确还偏贵。”江倩呼吁，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价格仍然需要降低，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地区将“格列卫”药纳入医保范围内。

马军表示，目前，我国治疗肺癌、乳腺癌等重大疾病的多种首选进口药都已经纳入了医保范围，马军估计，纳入医保范围的重大疾病进口药物已经占到20%左右，未来更多的进口药物纳入医保也是趋势。针对进口药专利权问题，马军说：“最近几年，许多进口药的专利权陆续到期，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我们会有更多类似‘格列卫’的药物可以进行仿制药生产。”

了解了陆勇的个案，下面我们来整体谈谈仿制药与癌症的那些医学“干货”。

文 | 菠萝

仿制药是假药吗

人类医疗的持续进步离不开新药的不断涌现，无论是西医的抗生素、伟哥，还是中医的云南白药、牛黄清心丸，都对治疗疾病、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做出阶段性贡献。

现代社会，新药刚上市的时候，都伴随着专利保护和品牌，因此新药又叫“专利药”或者“品牌药”，而“仿制药”，顾名思义，就是仿照“专利药”而制造出来的药。通俗讲就是我们常说的“山寨”。

和其他山寨产品相似，仿制药比起专利药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仿制药的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价格的10%~15%，对于动辄每月花费上万的抗癌药来说，仿制药这个选择非常有吸引力。

但仿制药会不会有其他山寨产品一样的质量问题呢？

真正的仿制药是不会的。在多数国家，要成为仿制药上市，标准是非常高的。美国FDA规定，仿制药必须和它仿的专利药在“有效成分、剂量、安全性、效力、作用（包括副作用）以及针对的疾病上都完全相同”。这在中国叫“一致性评价”。

打个比方，“狗不理”是一个品牌专利包子，要做一个仿制包子“猪不理”，那么“猪不理”必须在包子大小、调料成分、肉菜混合比例、褶子数目、吃完后消化排出速度等方面都和“狗不理”一致。

事实上，印度正规的仿制“格列卫”和瑞士诺华的品牌“格列卫”有效成分100%一样，仿制药本身的效果也经过了无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测试，和品牌药没有区别。

所以，单从药效上来说，它肯定不是假药，而是实实在在的真药和好药。但由于印度的仿制格列卫在中国并未登记或被批准上市，属于黑市产品，这才被冠上了“假药”的头衔。

很有意思的是，2013年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后，中国多家药厂可以合法生产仿制格列卫，按理说买国产仿制药就好，为什么现在大家仍然要冒险去买印度仿制药呢?

还是价格惹的祸！因为国产仿制药价格依然远高于印度仿制药。

专利药必须那么贵

上次网上有人骂，说苹果手机制造成本才1千多，居然卖5千！那如果告诉你抗癌药物生产成本才100块钱，但卖1万，大家可能要疯。我再告诉大家2014年上市的治疗丙肝的神药Sovaldi生产成本900元人民币，在美国售价为50万。

是因为药厂太贪婪，不顾患者死活了吗？

并非如此。

苹果手机也好，抗癌药物也好，主要成本都不在于原料和生产，而在于上市前的研发和上市后的市场推广。

现在一个新药的研发成本越来越高，已经超过10亿美金，即使顺利也要大概10年，而且多数都会失败。这么高风险的事情，药厂为什么要干？就是因为新药出来以后有专利保护，能够垄断市场多年，在这些年里，给药品定以高价，这样才能收回开发药物的成本。药物是个特殊的商品，但药厂毕竟是个商业公司，为了持续发展，必须要盈利。

仿制药之所以便宜，就是因为它几乎完全没有研发成本，省了几亿美金和10 年时间。因此仿制药虽然便宜但可以很赚钱。如果不给专利药市场垄断的机会，让药厂看到新药可能的暴利机会，药厂是不会有任何动力做科研开发新药的。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卖仿制药，或者拿钱来投资房地产，制药本身不会有创新和进步。

当然，由于药物的特殊性，政府也不会允许市场被长期垄断，对新药的专利保护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是20年。但这20年并不是从药品上市开始算，而是从很早期，药物进入临床实验之前就开始算了。 由于药物的开发需要10年以上，因此很多专利药上市的时候，20年专利保护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新药在市场上真正垄断的时间只有几年，在那之后，专利过期，仿制药就会大量进入，极大地压低药价。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促使药厂要在短暂的垄断时期把药价定得尽可能地高，毕竟春宵苦短，好日子有限。

总之，为了整个社会新药研发系统的持续运转，专利药必然贵， 甚至必须贵，才能维持对创新药厂的吸引力。期待专利药降到和仿制药一个价是不可能的。

退一步说，即便每月卖1万的抗癌药降到 2 千，恐怕仍然不能解决很多人用不起药的问题。所以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专利药是不是太贵，而是能否有更好的系统帮助低收入患者出这笔钱。

我能想到几个大方向：

药厂：改变药物开发模式，尤其是积极寻找能预测疗效的生物标记物，精准寻找临床试验人群，减小临床试验规模，提高成功率，降低成本。

政府：推动本土药物开发，增加竞争。积极推进医保谈判，降低准入药物价格。打击无效的“中国神药”，避免患者浪费宝贵资金。

个人：提前购买大病保险，避免侥幸心态。寻找可靠信息源，不要盲从身边的“热心人”和隐藏在山中的“神医”。

公益：帮助切实需要的人群接受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医疗，但必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把钱发放给个人。

为什么印度有便宜仿制抗癌药

而中国没有

在很长一段时间，“格列卫”、“易瑞沙”、“多吉美”等抗癌药物，除了昂贵的品牌药，只有印度才有便宜仿制药，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度仿制药水平很高；第二，印度政府专利保护上不作为。

印度是全球主要药物出口国家，有“世界药房”之称

正常情况下，仿制药必须在品牌药的专利过期以后才能上市，不然专利岂不是成了摆设？比如“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是2013年，在那之前，理论上其它厂家都是不能卖仿制药的，不然就是侵权。美国、欧洲，乃至中国都是严格执行药物专利保护的。这些地方有很多制药厂早就想仿制“格列卫”，不少公司实际上连仿制药都做好了，但是都只能放在仓库，不敢卖，眼巴巴等着2013 年专利过期那一天零点钟声的敲响。

但印度政府不吃这一套，它搬出了专利法中最狠的一招：强制许可。

“强制许可”是专利法中为了防止公司滥用专利权而加上的制衡条例，简单说就是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在专利没有到期，且不获得专利拥有者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支付少量专利转让费，就授权仿制药企业合法仿制并贩卖相同的药品。说白了就是政府可以“强买”。这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找到“狗不理”董事长，说你的包子配方我先拿走了，一会儿去找人生产，但你也不要伤心，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我卖一个包子给你一分钱。

“强制许可”这个条例最初的意义是为了防止落后国家因为买不起专利药而无法保证国民基本医疗和国家安全，通常是在传染性疾病暴发时候使用，比如艾滋病、埃博拉等。不少国家对抗艾滋病药物都是“强制许可”，卖得非常便宜，保证大家都能使用，其中不仅有非洲国家，还有泰国和巴西这类不是特别穷的国家。

对抗癌药使用“强制许可”，争议就要大得多，因为癌症并不传染，对整个社会而言危害没有传染病大，不至于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但反过来说，穷人买不起抗癌药只能等死，是否也算是国民基本医疗得不到保障，有损国家安全？于是各个利益方开始吵个不停。

在其他国家都还在民主争论的时候，印度政府果断出击，二话不说，“强制许可”了几个欧美药厂最重要的抗癌药物，授权给印度本土制药厂仿制，包括前面提到的“格列卫”、“易瑞沙”、“ 多吉美”。印度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药实在太好了，但印度人民买不起，所以不好意思了。仿制药出现后，这几种药物在印度的价格瞬间降了90%以上。由于印度的仿制药公司水平非常高，药物质量非常好，真正的价格便宜量又足，这些仿制药不仅满足了印度国内需求，更是成了走私药品的热门源头。

印度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很多没有保险的群众和慈善组织的热烈欢迎，但拥有专利的药厂非常恼怒，但却几乎无能为力。诺华为了“格列卫”专利保护，和印度政府为了打了十多年官司，最后还是被“印度政府”判决输给了“印度政府”。和政府打官司怎么可能赢呢？

“强制许可”是把双刃剑，它帮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解决基本医疗问题，但同时导致药厂对开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药物毫无兴趣， 因为做出来了也卖不了什么钱，这种项目往往只能靠慈善推动，比如盖茨基金会。

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猖獗已久，一直无药可治，也没有疫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没钱赚。2014年在非洲再次大暴发，死人无数，但由于传到了欧洲和美国，立刻引起了多个药厂的注意。短短一年，好几个公司的埃博拉疫苗和药物都已经治愈了猴子模型， 甚至有了良好的临床效果。要推动新药，还是必须有经济利益驱使。

我猜测，未来印度还会对更多的抗癌新药在专利保护期间进行 “强制许可”，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则应该不会。对于应该优先保护专利鼓励创新还是优先保护患者的争论还会长久地继续下去。

这注定是个没有正确答案的话题。

《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作者：菠萝 版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

本文系独家内容。作者：新京报记者 张婷；菠萝；编辑：走走，从一到一。采访内容原刊于《新京报》2014年12月24日b17“中国眼”版面，书籍整合内容选自《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经出版方清华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菠萝。本文内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我读大学时，有一次去医院检查身体。从诊室出来，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蹲在地上，捂着肚子嚎啕大哭。“怎么办啊！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啊！”哭声尖锐如一把刀，似要撕裂身体。貌似她丈夫的男人把诊断书攥成一团，一边摩挲女人的后背一边抹泪，讲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我晃晃悠悠走出医院，双腿软得像踩了棉花，恐惧、同情、忧愤等情绪在心中冲撞。从那时起，我才近距离体会到，原来世上真的有一群人在眼睁睁地等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命因贫穷而耗竭。

《我不是药神》将我当时的情绪再度诱发出来。王砚辉饰演的假药贩子张长林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在物质极其充裕的时代，穷能限制想象力，穷能扼杀多种选择，“穷”不再是形容词，而是变成了一个名词和一个标签。穷，就是原罪。

剧情不算复杂。徐峥饰演的程勇原本是个彻头彻尾的loser，前妻因难忍家暴而离婚，唯一的儿子将跟随母亲出国生活，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只好靠卖印度神油为生，结果生意冷清，连租金都成了问题。机缘巧合下，他认识了王传君扮演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于是做起了从印度走私仿制药的生意。初衷当然是为了赚钱，但因为仿制药价格远远低于国内正版药，无心插柳竟救了不少人命。

走私之路当然不顺畅。警察开始找他，假药贩子盯上了他，正版药公司董事恨透了他。为了明哲保身，程勇让出代理权，拿着卖仿制药攒下的第一桶金开了公司，当了小老板。后来吕受益之死令他良心发现，重操旧业，不为赚钱，只为赎罪救人，成了真正的救世主。

电影每一处转折都在意料之内，叙述稍显老套。但仔细一想，才知这就是现实，残酷到几乎再无发展出其他岔道的可能。

除了张长林，片中每一个角色的行为都出于正当且正义的立场。警察打击违规药品，义不容辞；正版药公司起诉仿制药，合情合理；穷人想要活命而购买印度走私药，情有可原。但不难看出，影片的立场完完全全地倒向了穷困的患者。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吗？或许吧。但这句话却永远不能成为恶人作恶、居高位者不作为的免死金牌。“鸡蛋与高墙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是被滥用的村上春树名言，也是很多创作者创作时信奉的朴素真理。

看过一些访谈，导演文牧野始终谦逊低调，提及演员时却说，这部片子中所有演员都贡献了巅峰演技。这不是过誉。从演技担当徐峥、周一围，到后起之秀王传君，再到惊鸿一现的龚蓓苾，每个人的表演都可圈可点，层次分明。需知片子讲的是小人物的故事，而小人物恰恰最考验表演。

徐峥与每个配角的对手戏都张力十足。吕受益做清创时，程勇和其妻在走廊里等候。病房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嚎叫，徐峥扮演一个内心有愧的“外人”，听着这哀嚎坐立不安，眼神躲闪不定，身子不自觉地侧向另一边。而妻子一动不动地坐着，目光没有焦点，可见其在长期煎熬中已变得麻木。程勇去机场送儿子出国时，差一点难过落泪。周一围饰演的警察曹斌说要请他喝酒，两人的恩怨随前妻远去的飞机消泯，正式升级为战友同盟。而程勇背过脸说改天吧，一方面是因为儿子远走心情不佳，另一方面是不习惯曹斌的突然示好，当然也有面对警察难免心虚的成分。一场戏，不到两分钟，只有几句台词，却完整表现出了两个不善言辞的男人复杂的内心。

谭卓扮演的刘思慧是让任何血性男儿都甘愿为她冲锋陷阵的女子。她坚韧又恬淡，浓妆时性感妩媚，素颜时有种让人心疼的憔悴之美。程勇赚了大钱后，带着几个合伙人去思慧工作的酒吧“团建”，用一沓又一沓钞票逼迫酒吧经理代替思慧跳脱衣舞。经理为钱忍气吞声，在台上扭摆腰肢，思慧在台下借着酒劲儿拼命起哄鼓掌，眼中有光，有火，也有泪。她经历过的屈辱、对程勇的感激、对命运的不甘全都写在了这一个眼神里。知乎上有个热门问题“有哪些一个镜头就体现一个演员是否会演戏的例子。”谭卓的这个眼神完美扣题。

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着实令人惊喜。久病不愈，瘦如竹竿，脸上却总是挂着傻傻的笑容。见程勇第一面时，他递过去一个橘子套近乎，而这个橘子，之后又在片中多个重要转折点出现。他病到高价药也无力回天时，忍着痛对来看望的徐峥说“吃个橘子吧”；他去世后，黄毛躲在没有人的地方，边哭边往嘴里塞橘子。橘子，成为了吕受益生命的隐喻，它鲜艳饱满，酸中带甜，但剥皮时若一不小心把汁水溅到眼睛里，是会让人哭的。

吕受益的角色让我想到了多年前在医院偶遇的那个嚎啕的女人。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如何。如果当时我已经看过这部电影，或许我会在她手中塞一个橘子，说：“来，吃个橘子吧。”

《我不是药神》中大部分角色都面临着是守法还是救命的困境，这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这背后，编剧和导演陷入了是充分挖掘故事深度还是尽可能争取过审的两难之中。在我国影视作品审核制度下，是不允许美化犯罪分子和犯罪行为的，而程勇这个人物恰恰踩到了这条红线。于是，后半程的剧情不可避免地落入过度煽情的窠臼，并最终靠“国家将格列宁纳入医保”来作为全片结局，一口气解决掉所有冲突。

以电影对抗并改变世界，近年来的韩国商业片可算个中翘楚。但中国因为特殊的国情，影视作品大多还停留在娱乐层面。也正因如此，《我不是药神》才显得难能可贵，能过审更是实属不易。在鱼龙混杂的电影行业，其黑色幽默下包裹的厚重的现实主义题材，是一朵瑰丽之花。

杨新鸣饰演的刘牧师，总是把“愿主保佑你”挂在嘴边。在该片的语境之下，这句话有浓浓的讽刺意味：主救不了的人命，被走私犯给救了。但影片末尾，讽刺意味消失，神迹开始显现。程勇走向监狱的路上，无数患者前来相送，并陆续摘掉了口罩，而已经死去的吕受益和黄毛，竟然也出现在了人群中。

这一场景戏剧性很强，以象征代替写实，与其说是对程勇的敬意，不如说是对生命的敬意。患者们对生命的渴望突破了法律与情感、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像冲破包衣的种子，像啄破蛋壳的雏鸟。

愿主保佑所有与命运抗争的人，阿门。

标题有开玩笑的成分， 拿《我不是药神》对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是不公平的。让-马克·瓦雷当然要比文牧野高明得多，《达拉斯》无论从各方面来讲，也都完爆《药神》。但是那部奥斯卡名作毕竟是大洋彼岸的故事，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太远。《药神》就不同了，它是一次对我们身边人情世故的生动再现。

甚至，你能从中看出《辛德勒名单》的影子。当徐峥饰演的程勇准备重新卖药时，找出那份当年的患者名单，让刘思慧（谭卓）帮忙联系。在场的人问他：“你这次准备卖多少钱？”程勇斩钉截铁地说：“500”。这个在工厂里的戏，无论从运镜、剪辑、场景设计还是表演来看，像极了斯皮尔伯格的黑白经典。

因为《我不是药神》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虽然本篇还是要着重聊聊这部电影本身，但也会不可避免会说到陆勇药案这件事上。

《药神》是那类典型的社会意义大于艺术价值的影片，题材是它得以取胜的不二法宝。当这个选题被拍在制片方的桌上时，任谁都能看出来其成为爆款的潜力。这个故事的传奇性、戏剧性，对慢粒白血病患者命运困境的描绘，还有其中流露出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隐约可嗅的敏感性，都将成为影片的卖点，保证其热度的持续。

包括徐峥和宁浩二人，对这个项目也是一种重要的加持。徐峥之前的《幕后玩家》让人感到失望，虽然票房到了3.6亿左右，但是相比同期的《后来的我们》，还是被碾压了。不过，徐峥在《幕后玩家》栽了跟头，又《药神》重新站了起来。

《药神》有着观众们喜闻乐见的一切元素，包括宁浩与徐峥的那种幽默感，故事本身流露出的苦难观与现实性。确实，这部电影将引发人们对慢粒白血病和陆勇药案的新一轮关注，会让某些社会问题重新被人们重视，这是影片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影片本身高开低走的质量，以及其在题材上的挖掘程度，又让它显得并非那般无懈可击。

对我来说，《药神》只能称得上半部好片。前面说了，身边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拿它跟《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比，当然是比不过的。如果在对题材表达的充分和深度上分成五个级别的话，《达拉斯》基本做到了底，《药神》大概也就是二级水平。

这一点并不值得拿来大书特书。在相对敏感的题材上欲言又止的片子也不少，很多也能给人留下持久的深刻印象。另外，光是以对题材的挖掘程度去评判，无疑也是片面的。但是《药神》在表达和艺术效果上，差《达拉斯》很远，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无论如何，它所呈现的故事看起来如此贴近，如此真切，自然就能将其本土性优势尽数发挥出来。

本质上，这就让它看起来有点像LGBTQ题材兴起之时的作品那样，基本角度是对边缘群体挣扎的关照，以及不平等社会规则的批判。此外，它还遵循了现实主义框架中塑造英雄的手法，并以这种方式去表述更大的命题。这一点与许多韩国电影不谋而合，既以一个小人物的视角出发，去展现一个社会性的普遍问题。不仅如此，本片在服化道等许多方面都非常“韩影范儿”。但是《我不是药神》最终通过一个极其和谐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却少了许多余绪，消解了类似韩影中那种温暖与冰冷交织的纠结况味。

因为素材的缘故，《我不是药神》自然有着非常强烈的严肃性，但它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电影或纯粹的现实主义电影。主要在于其对一众小人物的把握，是完全遵循类型片范式的。程勇从一个只为赚钱的神油店主，到真心真意帮助病人的无私善者，就是John Truby所谓的“从成人到领袖、从玩世不恭到积极奉献”的主人公转变原则，也可以被看做是Cynthia Whitcom主角六层次理论中“自我、家庭、社团”的递进。并且实现的非常工整，几乎没有作者自己的改写或拓展。

这种类型化的角色弧光，我们在好莱坞等主流电影中看到过成百上千遍了。但它仍然奏效，仍然能打动我们，就在于其建立在对观众心理的漫长研究和揣摩基础上，几乎是唯经验论的。这个基础就是同理心，因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情感的存在，所以电影便可利用这些类型化角色让观众产生共情。

但是，《药神》在人物塑造上仍会给人浅薄刻板的感觉，有功能性的意味在里面。程勇作为主角，再加上徐峥还算到位的演出，称得上是类型角色中较为饱满的刻画。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章宇的黄毛，谭卓的刘思慧和杨新鸣的刘牧师，通过几次块状化的重点着墨，也算是立住了（牧师要显得单薄的多，多数时候承担次要笑点），只不过显得比较过火，并且还是免不了陷入人物的符号化塑造。

《药神》在故事建置的阶段还算尚可，虽然没有任何新颖的叙事手法，但是分寸拿捏的好，足以让人看得津津有味，几位主要角色的登场也都显得错落有致。结果到了一年后的情节出现之后，影片作者似乎再也沉不住气了，急于向观众输出边缘群体那所有的挣扎、无奈、艰难与彷徨。从吕受益，到黄毛，再到程勇自己，几个煽情段落的编排相当激进，毫无保留，而且非常密集。直到程勇最终被抓捕归案，那拥有主旋律配乐的“十里长街送药侠”的结局，其影像效果简直令人胆颤。偏激点说，已经属于“狗血”了。

所以，影片最大的问题是不够节制，尤其后半段，几乎不给观众思考的空间。或者说，后段所表达出的内容和大量的情感宣泄，只想留给观众一种思考结果，里子仍是将事件二分化的简单趋向。对于一个复杂严肃的原始素材，尤其是在现实世界正在进行时的真实事件，影片这样的处理手法值得商榷。不说与现实的关系，单就这种方法所呈现出的艺术效果，也让本来更高级的一部作品，自降了几分水准。

所以《药神》在我这只能被视为半部好片，因为我看到影片作者因为表达上的急切，最终牺牲了叙事应有的节奏和韵味。他的形式基本是流程化的，也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手法，人物算是生动，但很难说多么独特而深入人心。作者的观点铺的太早，讲的又太满，却仍嫌欠缺深度。故事很扎心，容易让人共情。尤其后面大段大段的煽情，有种强扭之感。至于题材上的敏感性，实际上是一种假象——事件本身早已被广泛报道，再加上如此规规矩矩的本子，过审空间本就很大。

它的冰雪聪明不仅在于对审查红线的规避，同时还体现在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料理故事。本文提出来的这些遗憾之处，而作者本身也许并非没有意识到，却仍然这么做了。因为无论从市场层面还是项目开发本身来讲，这样做是最保险的。一方面，一些“要求不高”的观众对此完全不会在意，他们只需要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足够了。所以《药神》天然有着话题性极高的故事，只需要本分地讲出来，让最大多数的观众看的舒服，同时为了挤占票房空间，还不能做的太过沉重，得适当加点娱乐底料，齐了——这不就是那种老师傅手艺的“行活儿”么。

因此，还未上映便口碑爆棚的《我不是药神》，无疑是一部精打细算的电影。它在某些时候当然能打动我，却无法让我为之难以忘怀。它是一部好看的电影，但很难让我承认是一部好电影。

延展一下影片背后的真实故事，与影片本身没什么关系。《我不是药神》将陆勇塑造成善人、英雄，基本上与几年前主流媒体的套路一样，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这位国内印度仿制药代购第一人，首先与影片不同的是，他自己也是个慢粒白血病患者，而片中的程勇只是一个普通的神油店老板。其次，现实中的这种药叫“格列卫”，片中改成了“格列宁”。而真实情况是，陆勇曾先后代购过两种印仿药。

第一种药是其2004年代购的Natco公司的Veenat，四千块一瓶。影片里的药应该就是这种，这种药与国内患者服用的天价正版药效果一样，他也因此被视为拯救了上万患者的生命，成为慢粒圈的英雄。但是七年之后，他突然将代购的药换成了Cyno公司的Imacy，后来因为这种药的购买者太多，陆勇网购银行卡才被抓。

当“陆勇假药案”曝光的时候，也正是《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问世没多久，所以实际上在这部影片被改编之前，已经有许多人将陆勇比喻成了中国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问题就出现在这个Imacy上。如果说Veenat是货真价实的印仿药，是被我国法律强行按上“假药”标签的真药的话，那么这个Imacy就很可疑了。

首先，这个药在印度的药店都买不到，而制药公司Cyno的地址，要么找不到，要么找到之后根本就不对，一些药店的老板还说这是一家“坏公司”。其次，在2017年3月底，该药被拿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5月份的检验结果显示，该药每100毫克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再加上Cyno公司混乱的资料、奇葩的汇款方式和期限模糊的生产许可证。这些都意味着，Imacy很可能是真的假药。

但是因为陆勇已经在患者圈里被神化，再加上慢粒白血病患者和家属们普遍缺乏了解渠道，造成信息的严重不对等，因此几乎没人质疑他代购的新药Imacy。去年六月份，GQ发布了一个专题报道《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一篇非常高水平的文章，也是乏人问津。

现实永远比作品更复杂曲折。相对于《药神》，我更想看看这篇报道的调查写作过程将如何被电影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