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后

这是一部我求而不得的电影，毕竟上一期两票之差没能被打捞起来。这次终于有幸能看到，既满足我对联大的幻想，却又对配音和部分表达手法有几分遗憾。

我对这部电影的渴求，源于我对民国历史的念念不忘，对闪耀的群星的尊崇，对西南联大自由独立氛围的向往。还记得高中时，最爱的就是讨论历史。虽然不凑巧并不能以此为个人职业，那么把它当作爱好和乐趣，也是极为满意的。

看完这部电影回到家时，我久久凝望书架上的一个小专格，南渡北归，西南联大国文课，西南联大英文课。联合大学，大概是最理想又最特殊的教育了。教授的教法，学生的志向，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学生的学号有L开头，P开头，T开头，也有后来“联”开头，但是他们都有共同一个名字就是联大人。

影片的初始，我非常喜欢。形式简单，有几个小小的片段，一笔一笔勾勒出联大的开始。从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撤往内地，长沙临时大学的仓促开展，借读湖南大学和圣经院，再后撤到昆明，西南国立联合大学的正式成立，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去，一路走来是时代的印记。

部分学生组建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步行至昆明，部分学生一路从天津撤往上海，香港，再由国外转至昆明，部分留学的教授从西欧一路颠簸至昆明…当路程的箭头最终指向昆明的时候，只觉得热泪盈眶，实属不易。

跑警报，办文学社，教授轮流上课，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性格，天南地北聚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年轻时也那样可爱。

杨邓的友谊，是一起朗诵《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多年以后，获得了诺贝尔的杨先生，想起Pure 的邓先生，想起茫茫戈壁，两弹一星的研发，是否也像个古战场呢？

汪曾祺先生，着实可爱，我至今忘不了他的高邮鸭蛋。他写文好，写《昆明的雨》，此时的配乐是小河淌水，只觉得和谐极了。

许渊冲先生和巫宁坤先生，也是可爱极了。作为英文学子，许先生是巍峨的大山，谁没读过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谁没崇拜过他翻译的古诗词，想起许老翻译《西厢记》的句子：Love once begun will never end.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先生千古啊。

赵瑞蕻先生追杨苡先生的时候，背景音乐放的是《未央歌》，宝笙啊，我又想起了《马不停蹄的忧伤》，哎，好久没走进剧院了。

纪录片的后半段，讲的是以身报国。无数西南联大的学子，在教授的帮助下外出求学，又在祖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回归。看到字幕上打出，从1949年到1956年，总共有2290民留学生回归祖国，这其中不乏著名的邓稼先，王希季先生…以及许许多多为了新中国而努力报国的人们。中兴业，须人杰，他们都想做人杰。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这些经历中国百年巨变的九零后们，越来越少，但历史永远记得。

最后说一下遗憾的点。

第一在于节奏，节奏实在是松散，画面总是切来切去，人物也很细碎，刚动情时又切走了。散场的时候听到有人说无聊得睡着了。我想这么波涛汹涌的历史，怎么至于无聊到睡着？

第二个问题是配音，不知是不是跟B站合作的缘故，选择了一些广播剧和动漫的配音演员，尤其是第一段配音，实在觉得有一些出戏，缺少了纪录片和那个年代该有的沉重感。战争年代，即使是年龄小，也不是那么稚嫩而天真的语气，而是坚毅而坚定的。

第三个问题是内容设置，中间好多的讲述都配了漫画，但是这些漫画的风格却太过轻飘飘，再配上同样天真的配音，与纪录片的主体太割裂了。在动画和大师访谈，历史资料中反复横跳，让我一直沉浸不了。

这个暑假去昆明旅游，去了西南联大旧址（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因为疫情管控，门卫不让外来人员进入。我站在门口拍了一个学校的正面照，从路牌上看见这里属于一二一大街，莫名对这个路牌感兴趣，也拍照留恋。今日看电影才知道，原来一二一是指12月1日，这天西南联大师生发起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四名青年师生在一二·一运动中牺牲。原来我觉得有趣的地名藏着一段需要人们铭记的历史。

南联大的学生听一堂课，穿一座城，觉得十分值得。这种学习氛围，怎能不会培养出人才，怎能不让人感动。西南联大大一的学生不分专业，大家一起学通识课。理科生和文科生在同一间教室上课，国文系教授每人开两个礼拜的课，诗词歌赋、古今中外都有，文科生许渊冲认为这个是最好的课堂，理科生杨振宁觉得这个有点乱，不成系统，这个就是理性和感性的区别吧。

西南联大之所以培养出那么多的人才，不仅是老师优秀，学生也优秀。里面有许多堪称天才的学生，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等等，这些天才聚集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一段光辉岁月。其中提到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友情，之前看纪录片《西南联大》时就了解，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好朋友，他们二人在国外留学，共同度过了一个暑假，那个暑假的回忆印刻终生。

邓稼先和杨振宁二人都学习物理，在西南联大相谈甚欢。电影里提到二人一起在外面看书，一人是背古诗，一人是看古诗，都是同一首《吊古战场》——“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后来邓稼先学成归国，杨振宁留在国外，二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1986年7月29日，长期受放射性物质伤害的邓稼先身患癌症去世，时年62岁。杨振宁在回忆邓稼先的文章中写道“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

滚滚历史长河，有些人淹没其中，有些人更显光辉。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从业经历。实际上我在做历史文化纪录片之前，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都是做类似直接电影这样的东西，我们做的都是社会纪实类的题材，那些年代的中国社会的一些热点，比如说三峡移民、农民工进城、农村小孩上学等，其实我们都拍过不少纪实类的短片。

但是我在2005年得到一个机会，考取了英国政府的一个奖学金，之后我在剑桥学主修社会人类学。实际上我回来以后比较想换一个方向，特别巧合的是，2012年我得到了一个命题作文，大家都知道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实际上2012年是为了3年以后做一部关于抗战大后方的片子，体量非常大，一共有12集，那是我第一次做历史类的纪录片，但是我当时对这个选题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知。因为实际上从今天来看，你换一个角度，那其实也就是一个应景的纪录片了。如果你采取一种“我要完成任务、反正把这个片子播出就好”的这种态度，它其实就是一个任务片。但是我对这个选题的一种感知是，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喜欢的，因为我那时候回顾了一下我自己的这种阅读习惯，好像是很多年来我自己对历史类选题的读物是非常感兴趣的，我去剑桥之前还读过美国人写的一本《日本帝国的兴亡》，这本书特别好，我也推荐给大家，它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我那时候还喜欢另外一个作家叫黄仁宇，大家肯定都知道他。对他们描述历史的方式觉得非常新奇，而且觉得很好看。所以其实当我一接触到《大后方》的时候，尽管那时候我已经从业十几年了，我就突然觉得我骨子里好像更喜欢这种选题的东西。

大后方 (2015)

9.4

2015 / 中国大陆 / 纪录片 / 徐蓓 曾磊

所以从那时候起，我花了三年的时间，也拿出了一种特别钻研的劲头，因为那时候缺资料，我们就在全世界到处去找这些二战的资料，后来《大后方》出来以后，收获了一个比较好的口碑。我想可能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大概就走在了这条道路上，就是你们通常说的历史文化选题这条道路上。当你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很多风景，你一定会有很多机会，你也一定会碰到很多很支持你的人。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西南联大这个选题就是在这条路上，我行走的时候，我碰到了这样一个好的选题，我跟西南联大这个选题相遇了。那是在2016年的时候，云南想做西南联大的选题，这个选题交在了我的手里，那个时候我跟西南联大结缘的。

后来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做了《西南联大》纪录片，在这条路上我们又更进了一步。后来机会又来了，因为西南联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选题，实际上它可以分出很多子题目，出品方大概的想法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做成一个矩阵，我们有纪录片，好像现在电视剧也快出来了，我们还可以有一个纪录电影，我们把整个西南联大的矩阵做得非常完整，后来就把这个选题交给我了。

西南联大 (2018)

9.3

2018 / 中国大陆 / 纪录片 / 徐蓓 / 程贺南 裴宜理

其实坦率地跟大家说，因为我自己做过《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我每做一个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最后都处于一种心力交瘁的状态。也不仅是我，我觉得每一个真诚的或者是一个用功的创作者每一次创作结束以后，就感觉自己又被抽干了一层，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感觉，就是已经投入了所有的情感也好，或者是我的智力也好，都在这里头了。但是我要重新找出一个路径，一个讲故事的路径，要重新做《九零后》，其实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后来的制作过程其实也证明了这个过程。

纪录电影《九零后》与纪录剧集《西南联大》

当时我考虑了很久，就是我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角度来做《九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九零后》这样的一种样子，但实际上这个选题交给我的时候是说“咱们做一个西南联大的历史纪录电影”，这个框框是很大的，你可以用很多种方法来实现它，不一定非要是这种，当时的方向是混沌的。后来经过了包括很多调研，包括去看豆瓣网友的各种评论，看他们喜欢的点在哪儿，然后结合影像的特点，我还是选择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视点，就是我们以西南联大学子的个体生命的角度，从这一个比较统一的角度去看待西南联大的历史。

那么它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有什么不一样呢？《西南联大》纪录片相对来说是一个上帝视点的，就是我们要比较全面地反映西南联大学校的历史，我们涵盖的范围有校长、有大师，包括西南联大的学子大规模地从军，还有与云南的关系，它是一个方方面面的视角。《九零后》就比较集中，我们自始至终是从学生的回忆、学生的视角来体现西南联大历史的。可是这个历史又相对要比较完整，可能大部分观众都是没有看过《西南联大》纪录片的，甚至也许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并不是特别了解，我必须假想观众是在这种前提下看片子，所以我们目前的叙述方式就是：我们得相对完整地把联大这段历史、这个时间线很好地做到个体生命史里，要让对西南联大不了解的观众能够看懂。

大概就是这样，《九零后》与《西南联大》纪录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视角是不同的，它是一个比较单一的西南联大学生的视角。

当然，这个学生是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在我们摄影机前接受了采访的。第二种是已经去世的有几个很突出的学生，可是我们觉得他非常能够代表西南联大的某一个方面。比如说大家可能对查良铮（诗人穆旦）是有印象的，对缪弘也是有印象的，这两位先后都去世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片子里面呈现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学子从军这一块非常亮丽的一个典型。如果全部都用现在我们能够拍摄到的西南联大学子的影像，可能更像一个电影。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西南联大做一部纪录电影，那在我这里首先考量的是我怎么才能够尽我的全部努力，把它精彩的故事尽可能地呈现多一点、精彩的人物尽可能地呈现多一点，这是我首先考量的。

关于联大校友

谈一下拍摄的人物给我的一个印象。

我自己觉得是特别幸运的，因为在2016年底开始和西南联大这个选题接触以后，在这几年的时间我大概采访了20多位联大的校友，有的是联大的二代，其实大部分校友给我留下的印象都蛮深刻的。

我先从近的一个说起。当时我特别想在《九零后》的这个片子里加入一些我自己特别看重的人物，就是叶企孙先生和熊大缜的故事，因为我们在《西南联大》纪录片里没有反映这一块。我去拜访西南联大的校友，也是一位院士，他叫叶铭汉。我当时敲了门，进去以后，看到叶老在那儿，我一看他就觉得他太像叶企孙先生了。因为在那之前我读过很多关于叶企孙先生的资料，了解到他的一些人生的际遇。我当时一看到他，一坐在沙发上就开始哭起来了。他也很理解，就是因为他俩真的长得特别像，我就有点难以自持，那时候一下子坐在沙发上就流泪了，平复了好长时间才平静下来。这是让我印象很深的一次。

马识途先生是我的老乡，他是重庆忠县人，他好像也是川大的校友，我本科是在川大读的。2017年，我们做《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应该是患了癌症，所以我们没有采访到他，但是他奇迹般地就康复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105岁，他是我见到的年龄最长的一位长者。他在我面前的时候，其实我挺害怕的，我从来没有采访过这么资深的一个老人，但是他一开始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感觉，他说“我今年105岁了，眼睛也瞎了，耳朵也聋了，好在我的脑子没有糊涂”，我挺喜欢这几句话的。他一开口，这个人生的况味就出来了。我们到他那儿去采访了两天，因为他每天接受采访的时间不能太长，但是他就这样，每一次可能要说两三个小时，而且他对联大的历史、过往如数家珍，记忆力惊人，有时候我看着他的时候精神会有些恍惚，就觉得我要是在他那个年龄，太不谦虚了，不要说105岁了，我可能要在85岁，比他年轻20岁的时候，我如果能够有他这样一个清晰的记忆，我还是要为我自己点赞的。

当时采访和拍摄都结束了以后，我们请马老给我们写字，写完了，他就专门给西南联大博物馆的一个女同学写了几句话，我觉得那几句话写得特别好，我当时就很想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激励，虽然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他说的是“年轻是一笔财富，可是它也可能成为你的负担，就要看你怎么生活”，我觉得特别棒，我其实也很想把这句话用到片子里去，但是后来东西的确是太多了，用不上。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是可以作为马老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

巫宁坤先生，我们是在美国采访他的，我好像不止一次地给朋友讲起这个细节。我们那天约的是早上10点钟，他住在马里兰州的一个普通的老年公寓里，他跟他夫人一起，那个房子也不大。我们就是摆了两个机位，很勉强，包括布灯这些条件都不会太好。我顺便说一下，所有的老人大概只有极个别可能有一间稍微宽一点的办公室或者住处给我们采访和拍摄，考虑到这些老人家年龄都太大了，也不太现实去“搬动”他们。比如说我们到南京去杨苡先生家里，我们找一个宽敞的地让她去，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你想想，老奶奶已经100岁了。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老先生或者是老太太家里去，他们家的房子一般都很小，我觉得不是说他们没有太多住大一点的房子，他们可能就是不在意这一块，不是说我一定要住多么大的房子，他觉得我习惯、我舒服就行了，像许渊冲的全部精神都在他的翻译上面。其实巫宁坤先生在美国的住处也很小，这些都对拍摄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你可以选择的方法其实是非常少的。

巫宁坤先生采访现场

那时候我们10点钟去，他凌晨2点就起来等我们，穿上他黄色的衬衣，因为他心里很激动，睡不着，看错了时间。我坐在他的对面的时候，我也是特别感慨，他的性格依然那么天真烂漫。从他的叙述当中，你丝毫不能感到苦难在他的心灵上留下过很深的阴影。他回忆起他的学生、他的同学、他的老师的时候，非常心直口快、“口无遮拦”，大家在片子里看到他回忆汪曾祺，说“写东西写得好，可是他的英文不及格，读书也不用功”。他还吐槽过他的老师吴宓先生，我们都觉得吴宓是一个大家，他觉得吴宓讲课差点意思，而且专门要强调“他的英文不行，他的英语是有口音的，有陕西口音”，而且很骄傲地说“我觉得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我们同学在一起，我们一帮很优秀的同学在一起，才能够相互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喜欢这样”。

大家都喜欢的、人见人爱的许渊冲先生，我给大家描述一下。2019年，那是我时隔两年以后又见到他。其实在这两年中间，他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同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去世了，我其实当时挺震惊的，我有时候不太敢想象许渊冲先生怎么面对这种家庭的突然变故。我们去的时候打开门还是那个特别小的屋子，永远摆一个机位、拍一个镜头都要想半天办法的状态。那时候他正在吃早饭，你猜他吃的是什么？他吃着一块奶油蛋糕，好像脖子上还垫了一个东西，他就像一个小朋友，很可爱地在那儿吃那块奶油蛋糕。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发现两年的时间他真的变化好大。如果大家仔细看，在我们的电影里，2017年他出现过一次，2019年的那次他其实已经变化太大了。但是他的习惯是一样的，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打开电脑，然后开始工作。其实他的这个段落是我们拍下的第一个段落，你在旁边会觉得挺感慨的。他今年是4月18日满100岁，我们在2019年看到他的时候他98岁，一个98岁高龄的老爷爷在那儿，感觉自己的脸已经要贴近屏幕了，然后在那儿翻译他的英文，而且他甚至是有血气方刚的一面，或者是有他特别直来直去的一面，他评价了外文系包括其他系的很多同学，中心的思想就是他比他们都强。好不容易说巫宁坤英文好了，然后还要搭上一句“他的法文不行”，就是一定要显示出我是最好的、I am the best。后来我就有点忍不住了，我说“许老，我问您一个问题：你觉得在你的同学当中，有你佩服的吗？你不是都觉得不如你吗？”他说“有”，我说“谁？”他想了一下，“杨振宁”。因为杨振宁当时进西南联大的时候，他们大一都是通识课的教程，所以他们是同桌，这也是很神奇的。我们这次拍摄到的1938年入学的这一批学生居然还有3个，而且3个都是巨匠，他自己也说了文科是他，理科是杨振宁，工学院是王希季，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许渊冲先生

其实这些老人家如果展开去说，都是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故事，包括杨振宁先生，我觉得他好厉害，思维太清晰了，而且他决不啰嗦，给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坐下来就开始讲，然后提问题，提到后来他跟我说，“最后的几分钟了，我回答你最后的几个问题”，然后就是“一个小时结束”，马上站起身，“我们的访谈结束”，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极为清晰，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

这是一种幸运，你会在这么一段时间很密集地跟这些特别优秀的人交流，有最强的大脑，有超级乐观的性格，还超级刻苦。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做纪录片这一行，受益最大的就是你能够在每一个题材当中自己获得特别多的东西，你对某一个领域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知，或者是你接触过一批特别有意思的人，这些人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这一段提供了很多养分，或者说他们就成为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当你把这个片子做完，你就觉得一个好像是一个新的自我从这个土壤里又长出来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关于《九零后》的表达

坦率来讲，在《九零后》的创作当中，我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在这样一个很有限的时间，能够相对完整地把西南联大的这段历史展现出来，同时我们还能够思考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只展现这段历史，我们可以采取很多方式，西南联大已经有纪录片了，那我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想怎么来阐述这段历史？其实我特别想表达的就是，通过这样一群人物，我们来试着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西南联大，为什么能？

因为所有人谈起西南联大，就要说它的那一串闪光的数字：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多少位人文大师、多少个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其实我觉得背后的这个问号是应该提出来的，就是它为什么能？

我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短短一部电影的时间里，我不能特别充分地去展开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试着去部分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在在影片开头我们要花那么宝贵的时间让巫宁坤、潘际銮、许渊冲先生出来说一段抗战初期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就是很想让大家回到那个历史情境当中去，我们要意识到：抗日战争对于我们现在是历史书上的文字，有的也是抗战神剧当中的对白，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是活生生的现实。就好像在几十年以后，如果有人来谈起新冠疫情、谈起新冠疫情中的武汉和武汉人，他们那种感受，我们今天大概横向对标能够这样比较。这就是他们的历史情境，为什么大家看到这帮人的很多共同点就是他们爱国、他们求学、他们想报答祖国、要建设祖国的心愿是如此之强烈。强烈到可能让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一方面高山仰止，但另一方面可能又不太理解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时代的背景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们在那样一个年代，刚好是他们的青春的年代，他们中断了学业，他们看到这个故土山河沦丧，人民成为亡国奴。在那样一个极端的时刻，很多青年人选择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救国，有参军的，这帮决定读书的人肯定在昆明那个地方会爆发出他们的很大的能量，就是一个动力，觉得前方的将士在打仗，他们在后方应该怎样用功。而且一旦年轻的时候埋下了这颗种子以后，这个人就定型了，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就是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另外，还有我觉得遗憾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他的师资，就是老师对他的影响，这块其实在《西南联大》纪录片我们是能够展开说的。我们在《九零后》里的篇幅会更多一些，刚才我在第一个问题时已经回答了一些，我们其实是删掉了不少的内容，包括后半程还有一些对一些工科老师的回忆，但是当我们初编完了以后，就发现有些结构是会塌陷的。比如说有一个段落是4分多钟，其实讲得都精彩，讲这些老师，包括刚才我也说过的，像钱钟书、陈岱孙、沈从文、汤用彤、曾昭抡这些大家，但是你一放进去以后就觉得不行了，推动感就有问题。所以其实我们是把这个拿掉了，可能有七八分钟的内容。我们其实是想通过学生对老师的回忆，包括他们的性格、包括他们的治学这部分的回忆，其实是在回答另外的一个问题：西南联大为什么能的第二点就是他们的老师。

还有一点就是当时云南的氛围是相对自由和宽松的，西南联大整个学校的氛围是思想很活跃、很自由的。在这样一个场域下产生了西南联大这一批巨匠，我觉得这一部分在片子当中说了一些，但是没有说得很充分，原因很多。

当然，作为一部电影，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你得塑造一批人物，你要把这个人物塑造出来。虽然由于我们的人物比较多，可能大家不一定对他有特别深刻的了解，但是如果能够在影片当中部分地呈现出来，给观众有一个第一印象，觉得这个老爷子很有趣、他有什么样的性格，我觉得就算是一种成功吧。当然，可能也有观众会问，“会不会你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你把这个人物的数量缩小、变少。其实我们在创作之初讨论过这个方案，也有朋友给我提过这个方案，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在不造成理解困难的情况下呈现的人物多一点。就是因为西南联大纪录电影这种选题不是你想遇就遇得到的，它是需要很多机遇的。但是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片子出来，我们先在电影里放，然后在电视上放，在网络里，或者最后变成一个档案。我们留下来的东西，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前提就是它还是要相对地全面。当然，固然有一些人的故事会特别精彩，有些人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如果完全去兼顾了特别精彩的这两三个人物，我会觉得不够全面，或者是你作为一个西南联大的纪录电影，是不太够格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做群像是很重要的。

观看《九零后》这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会带来一种非常特殊的观影情绪体验。它是崇高的、动人的，同时也不得不叫人直面，其作为一份时代“最后”的文化档案，所拥有的紧迫性。

为什么要用“最后”这个貌似夸张的字眼呢？因为再不拍下，也许就迟了。

影片的标题“九零后”，并不是“90年代后出生”的这一世代人，而是指如今年愈九十乃至百岁的老人家。他们中有98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的获得者许渊冲，《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让子弹飞》原著者、作家马识途等等。

30年代末、40年代初，战火纷飞之际，他们投身西南联大，成为了那群特殊年代中拥有特殊经历的大学生。影片聚焦的就是他们对自己求学经历、青春岁月的遥望，从中延展出对一生职业生涯的回望。

两重回顾共同发生，片子的英文名“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也包含了这一层意味：当时，他们和如今的90后一样，正值青年意气风发之时。年轻人的热血与迷茫，恣意与烦愁，都恍如昨日、历历在目，一切如此鲜活，又如此遥远。

巧合的是，我曾经参与过一个对老艺术家进行深入采访的项目。项目之初，我们就深知，其中包含的意义，不仅在于纪录片的摄制与研究本身，不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它更是作为一份“最后”的文化历史档案。

档案里，是他们如今衰老却仍旧有着神采的脸庞，他们年轻时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那个时代的大语境，里面是一代人的精神气。

110分钟的时间里，《九零后》散落了10多位老者的故事，如星丛般彼此独立，又互为联结。在他们的回忆中，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那段山河破碎的年月，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内忧外患的阶段，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危机中带来了转机。

此时，能人志士齐聚在这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的思想，都走在时代的前列，开放、先锋。

8年时间，这里走出3882名学子，是中国教育史里的一个“核心现场”——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水准？其中蕴含的过往时代的大学精神，与当下的差别在于何处？这是《九零后》在故事背后所要探讨的暗线，也是创作者隐隐抛给观众的两个问题。

片中其实也给出了不少答案。一方面，是当时中国的大学老师标准很高、学养丰厚，梅贻琦、蒋梦麟、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华罗庚、费孝通、吴晗等诸多大师，各展所长，撑起了联大的教育体系与学科根本。教授们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而另一方面，片中也有人提及“在课上学不上太多，更多是在与当时同学、老师私下的交往中获得提高”。当时，彼此往来的学生水平也相当之高，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所组成的学生生源，他们在业余时间开办的诗社、活动小组，其活动水准并不同于今时今日的校园社团。正如巫宁坤（《了不起的盖茨比》译者）在片中所言：“我第一次和这么多知识分子在一起，大家都有独立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

此外，我们还能感受到最重要的，也是片中最为强调的，在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下的特殊语境。突如其来的战争作为时代的转折点，也给那个时代的学子注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势必不会如当今我们这代人的迷茫与功利。和平年代的安逸与战乱年代的反抗，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年老的他们眼中，我们能再次看到那些曾经的年轻人。他们包含着热切的希望，希望靠自己能够靠读书来振兴中国、做出反抗。这种青年时期读书目标的“Pure”（纯粹），以及年老后对青年的“Pure”热情洋溢的追恋，贯穿了全片。

西南联大当时的集体宿舍

大学精神曾经的追思与当下的困惑，也在银幕内外构成鲜明对比。

在抗战胜利之际，冯友兰曾撰写过一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其中写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在必然要谈及的爱国主义之余，冯友兰更谈及，西南联大的特殊性，在于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的合作、并包精神，同学们以“中兴业，继往烈”的目标作为学习的动力。

仍要回归到“Pure”，这几乎是我在看完《九零后》之后印象最深的关键词。片中提到，邓稼先、钱学森等人组成了研究团队，推动中国的“两弹”研究。杨振宁身处海外，感慨旧日好友邓稼先的劳苦与压力：“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在西南联大时，邓稼先的口头禅就是“Pure”，用以形容人的志向高远纯善，既评价别人，也要求自己，“以致同学们干脆就叫他 Pure”。

80年前如此，而80年后，当我们再次将目光转向“大学”，却常常是学术与学历泡沫、不良事件（乃至法制性新闻），以及集体性功利教育。当然，身处如今这个年代，市场机制催使功利作为杠杆，而追求功利、个人发展也确实早已为人之常情，并不再与学术追求产生多么复杂的矛盾。我们已经很难再拥有，邓稼先口中所谓的那份“Pure”。

1974年，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从左至右）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映后时，听说《九零后》里出现的一些前辈，巫宁坤、罗振诜等先生已经去世了，而其余的人则大多无法再接受采访。而这也是导演徐蓓制作影片的难处所在：对于这些已经年岁已高的采访对象，他们大多只能采访几趟，无法在之后进行持续的采访。

徐蓓提到：“最初设想用电影化的语言去拍摄他们的生活，但有好几位离开人世，也有人在医院里，没法进行补拍。”由此造成的影片中的缺陷，也许有的影迷会比较苛求，但就个人而言，其实非常能够理解。

令人欣慰的是，电影还是在有限的素材中，把个体与群像都进行了相对工整圆润的勾勒。第一手的文化历史档案，也因此拥有了生动复杂的细节。做一部纪录片，终究是遗憾的艺术，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拒绝遗忘，把曾经的故事与记忆继续流传下去。

看到今年高考语文作文题的时候，我笑了。后来一想，或许我早该习惯了吧，真是没见过世面。我们所反复强调的过去“伟大”历程不也总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么。即便是古代，那些为官做宰的优秀人士，往往他们表达出的对于朝廷强烈的爱也似乎总是超越于爱老婆之上的，这是一种传统。如此想来倒也平静了，且深切地感到这种题目是应该彼此“皆大欢喜”的。出题的，如此完美地完成了上级组织委派的任务。做题的，通过一点技术性的应试操作，争取一点分数换取个好的前途。批改的，这种可量化的批改模式打起分来还更省力，免得因为各自审美不同解读立意不同而对同一篇文章怎样定夺争辩得不可开交。在“改变命运”这桩大事面前，什么艺术性，思想性的愿景之类还真得先放一放，吃饭要紧。吃饭学用筷，上路学驾驶，考试学应试技巧，人生于世，为了生存谁还能避免一点技术性操作？不寒碜。一旦这技巧练得炉火纯青，出类拔萃了，还可以被冠之以“做题家”的名号，成了大家，岂不快哉。这样想着，于是我的精神如阿Q的一样，又一次大获全胜了。 还是那句话，写应试作文，就像戴着枷锁跳舞。即便是被绑缚着手脚，跳的舞成什么样子，还是大有讲究的。就拿我最近看的舞剧《努力餐》来说，虽则是明确的抗战类的红色主题，思想上无法作出一些更深的挖掘，但是此剧依旧可以打动人心，也获得了“荷花奖”，可以看出是被专业人士极高肯定的。在我看来，首先是舞蹈，场景，音乐，灯光，道具，服饰，情节编排之类的用心。如同作文的谋篇布局，语言功底，表达技巧等，是最外显的也是硬件设施，属于第一印象。其次，用典，联系古今中外。譬如此剧在黑夜中的打戏让我想到了京剧《三岔口》的名段，同时川剧变脸的加入也增添了一些传统文化气息。“努力餐”这个题目承袭了古诗《行行重行行》中“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一句，抗日战争中妻子与参与抗日救亡丈夫的生离死别，与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思妇与游子的乱离相思有其共通性，古今相续，回返联结，于是一下子有了纵深感。在文章里用些典故，便可以在内容上变得更加充实，丰富，看起来更为厚重，意在言外，拓宽了表现空间。再次，落到实处。《努力餐》以一家饭馆的经营为线索展开抗日救亡的宏大叙述，以小见大，化虚为实，以几个小人物的生死哀乐，离合聚散，折射出特定时代历史情境下一群人具有典型意义的情感与价值取向，而不是喊口号式的，或是夸张式的空洞编排。同时，“民以食为天”，“吃饭”最关乎百姓民生，最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贴合。车老板办的《大聲》报上那句“为百姓加餐，努力努力。挽民族危亡，血战到底”的标题口号，既接地气，又鼓舞士气，是为点睛之笔。另外，还有细节的处理。譬如《努力餐》中打动我的细节，是在老板娘给难民施舍饭菜时，难民们破旧衣服上被大雨淋湿的斑斑点点与泥土的尘垢。是在离别的那一天，晨曦透过窗棂时绘就的一副光与影的斑驳图画，以及其中正在一步步离去的车老板的黑色长袍剪影。是老板娘梦见丈夫归来时喜悦又嗔怪地将洗脚水用脚撩起一点甩到其脸孔上的俏皮灵动可爱，以及在发现原来不过是一场梦时斜阳却照深深院的怅然意绪……此外还有隐喻象征的运用之类……（太多了，再写下去要偏题了...） 想到最近刚看的电影《九零后》，其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使我感慨。在抗战时期的昆明，西南联大的学子杨振宁和邓稼先常常登高远眺，一起吟诵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山河沦落，草木凋零，慷慨悲壮的语句，开阔雄浑的意境。无论是学文还是学理，不需要被要求，不需要表决心，彼时的学子腹中大多装着古人的经纶，心里装着浩大的河山。 比起“个人主义”，我们这个民族好像更爱提“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强调个体为了更宏大的事物而牺牲奉献。在我看来，真正的集体精神，是在作为独立的个体自我充分觉醒的前提下的一种自觉。“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他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沈从文《湘行书简》）这是一种清醒的抉择，是对自我的升华，是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宽更广更厚重的努力。有着真正集体精神的人，绝不是富贵人家养的叭儿狗，没事嗷嗷地叫几声，夸耀着自己的忠诚能干，奋斗牺牲，讨个主人的欢心，借此来换一点，它们比普通人家的食物还多还丰盛的，狗粮。

近十年来，随着历史档案文献的公布以及口述、回忆录的补充，国内兴起了一股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热潮。仅仅是刚刚过半的2021年，就有不少关于西南联大的讨论：《南方人物周刊》前记者杨潇的新书《重走》，记录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40集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正在高校点映；而纪录电影《九零后》从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国宝级西南联大学子的视角进行叙事，近日上映后又引发了观众热议。

为什么这些作家、学者、导演都在“重返”西南联大？关于“西南联大”的话题为何总能引起大众读者和普通观众的兴趣？为此，我们采访了《九零后》导演徐蓓，同时梳理了近年来西南联大的出版现象与影视创作，一同回顾和追忆那个战火纷飞、群星闪耀的传奇年代。

西南联大的“出版热”

提起联大，校友们常常充满想念。联大校友、刚刚去世的思想家何兆武的《上学记》曾经影响好几代读者的精神生活。《上学记》中，何兆武如此评价自己的联大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同为西南联大校友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也曾盛赞西南联大“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国文课”。

除了校友自己，在出版界，不同的历史作品曾从多个角度记述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写作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被许多研究者认为在西南联大史的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由于既有留洋背景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多秉持着宽容而开放的思想与教育理念，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易社强对此深有共鸣，他抓住“自由”这条主线，通过细致的史料挖掘，立体勾勒了西南联大从西迁到1946年彻底完成历史使命的全景历史。在全书的第三部分，易社强专门用六个章节分门别类地介绍了西南联大各个学院的特色教育实践，为人们接近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

国内学者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也是当下人们了解西南联大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相较于《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张曼菱更多利用了口述史材料，通过采访大量西南联大时期的包括校友在内的亲历者，在书写西南联大的治学理念、师生们的宏大理想主义情怀之外，也还原了记账、放炮、跑警报、刻蜡板等更多联大师生细致入微的生活日常。除此之外，2009年出版的谢泳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是以西南联大史料为基础开展的有关知识分子的专题研究。

在宏观群像式的作品之外，近年来，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日记同样受到出版界的关注。民国一代的学人，留下的日记数量有限，而日记相对于一般史料侧重刻画大事件，尤能帮助读者窥见时人内心的思虑与情感，对于当代人真正了解过去的世界，获得对西南联大师生心境的“同情之理解”有极高的价值。如治明清史的著名历史学者郑天挺全程参与了西南联大自建校到停办的全过程，并从1940年起担任联大总务长。难能可贵的是，从1938年至1946年，他坚持记日记，这份珍贵的史料记录于2018年由中华书局整理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同年，中华书局也整理出版了《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西南联大校友、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也于去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中华书局2018年1月版。

另一类于近年出版的作品则聚焦于西南联大的课堂教学内容。作为今天人们谈起联大最常提起的一点，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实践不仅被视为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同样也常常作为一种反思资源被当今学界用以反观自身。正如易社强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称，虽然总体上联大有一多半的学生出于报国等考虑选择了实用性较强的专业，但学生第一年必须接受打通专业壁垒的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依然赋予了学生足够的全面开发自身潜能的机会，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了基础。2015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国文课》与2017年中译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英文课》都通过整理当年的教学内容，呈现了联大通识教育理念的精髓。

时过境迁，战火硝烟已然远去，如今的中国远离了战事，高等教育也走在不断规模化、建制化的道路上。不过，西南联大的精神却在当下依旧不断召唤着人们。为什么如今的人们不断地通过各类作品记述和“重返”西南联大？学者谢泳曾于2010年撰文论述这一现象，在他看来，当下的西南联大研究存在一种转向，过去的研究者常常将西南联大置于高等教育史的范围中研究，或是将其放置在更大的现代史的格局里去考察，例如联大与国民政府、民主党派等的关系。而如今关注西南联大的研究者则更关注“联大精神”，体现出更为强烈的当代关怀。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3月版。

走上银幕的西南联大

这种今昔呼应的现实关怀，显著地体现在最近三四年有关西南联大的影视、出版作品中。如2018年由青年导演李芳芳执导的电影《无问西东》采用了一个多线叙事的结构，通过1923、1938、1962和21世纪四个时空的虚构故事讲述了青年理想主义精神的一种“传递”。追求真理的吴岭澜、壮志凌云的沈光耀、在坎坷命运中坚守初心与理想的陈鹏与王敏佳，和在挣扎中领悟敬畏生命的张果果，每一个时空中，主角们都在进退间最终选择了面对自己纯粹的本心。

电影《无问西东》剧照。

今年，《南方人物周刊》前记者杨潇则推出《重走》一书，记录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在书中杨潇谈到，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方式来写一本作品，并不仅仅是为了换一种方式记述西南联大的历史，同样也是为自己“寻路”。在结束“职业生活一年多后”，他“迎来了存在主义的危机”，希望能够借助这次写作，重新定位生活与思想的方向。而作为一部面向公共的作品，它同样也渗透着当代青年对生活意义的集体追问。

毕业于剑桥大学人类学系的青年导演徐蓓也阅读过杨潇的这部作品，与杨潇不同的是，她选择了用影像这种更加直观的媒介形式来书写西南联大的历史。2018年，徐蓓拍摄了五集《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收获了不错的反响。直到坐在黑暗的环境中看过一次自己的片子在大银幕上放映后，徐蓓觉得这个题材的电影只有走进电影院，才能获得最好的放映效果。于是她开始了电影《九零后》的策划，将《西南联大》纪录片中的视角进一步聚焦到“校友”身上，用他们生动的讲述重现当时的光景。

徐蓓执导的5集纪录片《西南联大》（2018）剧照。

对于西南联大的校友们来说，这是一次回溯母校记忆的好机会。在5月22日举行的观影会上，徐蓓提到，2019年离世的中国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听说可以细致地谈谈有关母校的回忆，十分激动，凌晨起床整理思路。去年逝世的翻译家刘缘子甚至为了这次专访，专门化了精致的妆。

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与徐蓓的对话中，她提到，西南联大不仅是这些校友们永恒的精神家园，它同样不断成为我们当代人的记忆资源，每一代人重新书写联大历史的冲动背后，都是这一代人对各自面对的时代问题的思索。不过，徐蓓也认为，现代大学的处境相较于联大时期大不相同，在某种程度上，联大的成功是时代因素与天才汇聚综合作用的结果，闻一多、陈寅恪、吴大猷等大师们的指点，李政道、杨振宁、许渊冲们的才华加勤奋不可或缺，但抗战带来的时不我待的紧张感，逼迫师生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刻不容缓地前行，同样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因素。

《九零后》剧照。巫宁坤（1920-2019），西南联大校友。

另一方面，尽管时代背景有所差异。西南联大自身开创的许多优良传统，仍然足以为我们当今反思大学和青年的处境提供可贵的借鉴。例如联大对学术、思想自由理念的坚决贯彻，这显著地体现在当年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中。打通文理界限、不拘学科分隔的做法十分普遍，社会学者陆远在《传承与断裂》一书中，就曾经详细讨论过社会学家吴文藻在云南大学整合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尝试。这些尝试对于学科高度分化、专业化壁垒严重的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常常能提供有意义的警示。

在《九零后》的观影活动中，看到许渊冲调侃同学巫宁坤“外文不好，自己考99分，他只能考70分”这类情节，观众席常常会爆发出一阵笑声——尽管年过九旬，西南联大的校友们的心态却依然如当下的“90”后一样年轻。李芳芳的《无问西东》突出了“真实”的本心的力量，徐蓓则以“pure”（纯粹）一词概括了西南联大这一代学人的底色。忠于内心，永葆信仰，让他们拥有无惧时间的精神力量，永远保存着面对生活的好奇与热情。新一代的青年不断“重返”西南联大，也是在召唤这种在当下遭遇动摇的理想主义精神。

对话徐蓓

徐蓓，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纪录片导演。作品包括：《九零后》、《大后方》、《西南联大》、《陈小梅进城》、《细细的小雨》、《进城》等。

新京报：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书写西南联大历史的作品，你觉得相对于文字作品，用影像形式呈现的西南联大有怎样的特点？

徐蓓：影像最大的优势毋庸置疑是它的直观。特别是我们的影片聚焦的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校友们的讲述和回忆非常个性化，影像能够呈现这种面对面的对话感，这是文字可能没法记述的。我们的电影叫《九零后》，其实是一语双关，这些西南联大的校友们都是思想界各个领域的大师，他们年事已高，但依然保持着“九零后”一般的纯粹和激情，这也是镜头能够直观呈现的。我们组织放映了很多场，每一次观众都会反馈，会被许渊冲先生、杨苡先生他们的那种真性情打动。

同时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回到历史现场非常重要。电影当中有一个李政道、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的原版影像。我们其实很早就看到过他们获奖时拍摄的一些照片，但当我自己第一次看到这段原片，那种直接的冲击力依然还是无可代替的。

《九零后》剧照。杨振宁（1922-），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在拍摄《九零后》之前，你之前有两部作品和西南联大都有关系。最早的是《大后方》，后来有《西南联大》。这相当于是又一次和西南联大这段历史打交道。三次打交道，你对西南联大的认知有没有什么变化？

徐蓓：这是一个不断具象化的过程。《大后方》更多是一个全景式的讲述，西南联大是整个片子叙述的一个部分。这可能和我们很多人最一开始接触西南联大的历史一样，是在一个大的抗战叙事的光谱下面去理解它。到了拍摄《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的时候，西南联大真正成为了影片的绝对主角，由于我需要从校友、教育、参军等各个侧面全景式地展现它，我第一次非常深入地阅读了有关西南联大的史料，包括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的地位、北大清华南开之间的关系、云南这个地方与学校之间的关系，相当于从一个宏观的视角立体地呈现联大。而到了《九零后》，我选择以校友为中心来拍摄，走近了校友更个体化的生命故事。所以影片中所有第三人称视角的叙述都消失不见，开始完全从他们的视角来讲述。可以说我这个时候对联大的认知更加的微观和具体，也更加重视对联大校友之间人际网络的呈现，比如呈现李政道和朱光亚之间的关系、杨振宁和邓稼先之间的关系。

《九零后》剧照。马识途（1915-），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用纪录片去“记忆”历史常常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平衡对历史的还原和导演个人思想的传达。尤其是像联大这样一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也非常容易在历史书写中被浪漫化。你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平衡的？

徐蓓：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拍摄历史纪录片的导演，对历史建立起一个坚实的认识，同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都是第一要务。虽然任何影视作品都可能传达一些导演的个人观念，但是尽最大可能尊重史实一定是最重要的。不能误导观众，这是纪录片创作者的基本职责。

我在拍摄的过程中阅读了各种类型的史料。易社强先生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我觉得在处理史料方面就做的非常好，他们对西南联大的叙述充满了敬佩，但是你也可以从他公平展现的材料中看出“杂音”和“矛盾”。这也是我们用影像去回忆这段历史需要做到的。联大也不都是一些传奇，它们需要面临很多去浪漫化的琐碎日常。真实而不浪漫化地呈现它们，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联大的魅力。正是克服了这种种坎坷，联大才能培养这么多伟大的学生。

比如当时我就非常质疑，三所理念非常不同的中国顶尖大学，怎么可能如此流畅地合作？很多史料确实也记述了这其中的坎坷，我在《西南联大》第一集里就做了具体呈现。在《九零后》里有一段，是许渊冲和杨振宁对联大国文课的看法，许渊冲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杨振宁则觉得这种老师轮着教的教法不系统，可能也有问题。这也是对矛盾的呈现。

所以不要过度浪漫化历史的方法之一，就是去尽可能地还原当时他们面对的真实矛盾。我们对一段历史清晰认知的开始，就是把它先从神坛上请下来。

《九零后》剧照。许渊冲（1921-），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许多前辈也曾经写作过西南联大主题的作品。你觉得当下人们再次去尝试书写联大的历史，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徐蓓：最大的困难应该还是很多当事人都在离开我们。我其实一直想继续探索的一个问题是，西南联大为什么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如此的地位？我想把背后很多细节的缘由具体地呈现出来，这当然需要有当时教育者、校长们的一手史料，仅仅有校友们的是不够的。易社强先生当时写书的时候，很多联大的先生们都还在，所以可以直接做口述。现在我们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条件，联大的校友们也都已经非常年长了。

在当下书写西南联大的作品也同时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接近受众。我其实一开始也纠结，我们用这样的形式去记述西南联大，其中包含很多的个人故事、趣闻，确实考虑了传播度和故事性，但会不会过于浅显。但是后来我坚定做下去的一个原因是，现在的观众其实可以看的作品很多，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而电影就是要讲好一个故事，它不是学术专著，我很欣慰我的作品能够让他们对西南联大产生兴趣，先传播出去，大家有了兴趣说不定就会去读那些能够深入了解联大历史的作品。电影很多时候起到一个培养受众基础的作用，包括杨潇写的这些普及性的游记文学，对西南联大有好奇的读者、观众逐渐会形成一个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