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的踪迹

一部入围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的中国影片，让很多人开始关注起徐浩峰这个人来。在此之前，我便听说过这位神人的种种传说，比如说他从楼上跳下来毫发无伤（但不知道是几楼），也读过他写的那本《逝去的武林》，是他散见于报端的关于武林历史研究的专栏合集。后来又在采访王岳伦的时候，听他谈起过这位美院附中时的同学，说徐浩峰高中那会就整天神神叨叨，喜欢钻研些《金刚经》之类的“偏门”，更坦言是徐浩峰考上了电影学院才促使自己最后说什么也要去美国学一学电影这个东西。总而言之，是个传奇。
这次来威尼斯之前，其实便已在北影厂看了《倭寇的踪迹》，而徐浩峰本人的形象与想象中的完全不同。总以为钻研武术者，都当是虎背熊腰，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但这个传说中轻功了得的神人却显得异常的儒雅，不知道的人根本不会在他和武术之间产生任何的联想。所以说，徐浩峰其人让我们普通的读者和观众对武林人士生产生了另外一种全新的认识，而电影《倭寇的踪迹》亦是如此。
电影的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主要讲明朝两个戚家军余部为了将戚继光在实战中创立的刀法流传下来，挑战四大门、开宗立派的故事。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其实并非武侠片而只能算作是武打技击片，因为“侠义”的精神在这部电影当中是缺失的。但如果你将它归入到武侠片的范畴里来，你又会发现，这竟是一部无法归类的电影，在你以往的观影经验里，张彻、胡金铨、楚原、张鑫炎、徐克，哪怕是内地的何平都不曾拍过类似的电影。
世间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巧合。就在今年的7月，陈可辛雄心勃勃的打出“科学武侠，改变武侠”的口号，最后却让自己的影片沦为笑柄。而2个月之后，相比之下名不见经传的徐浩峰就用没有一个明星出演的小成本电影完成了投资过亿的《武侠》未能完成的使命。
《倭寇的踪迹》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奇迹的发生，科学是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在以往的武侠片当中，虽然也曾经出现过对一门功夫或者兵器煞有介事的做解释的片段，但看到诸如《新龙门客栈》里巡航导弹般会转弯、能追踪的飞箭，或者在天上飞来飞去每次都能刚好落在你头上的血滴子，谁都知道，再多的解释也是徒劳。而徐浩峰则不同，他将自己多年来对武术历史的钻研都毫无保留的放进了电影里。如影、如响（根据影子和声音来判断出手的时间），只是如此简单的一个方法，竟让四大门数十名高手对一个根本不懂武功的弱女子无可奈何。至此，“科学”才实现了它应有的价值——我们追求科学的武功，不就是为了能够以弱胜强？不过，对“科学”本身不厌其烦的阐释还是拖累了电影的叙事，导致影片最后流于说教，比如那个俞大猷发明的鸳鸯阵，各司其职，一看即明，又何须多述。
“赛先生”不必多说，但“改变”却必须多谈。徐浩峰作为新导演，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他贵在“改变”。《倭寇的踪迹》摒弃了武侠片一贯的复仇、行侠、为国为民的套路，而是通过开宗立派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来探讨人类欲望的本源。击败所有对手当然是贯穿全片的线索式欲望，此外，师弟对师兄盟主之位的觊觎也是欲望，护卫首领抓倭寇立功、将一身纸铠甲换成铁铠甲的心愿更是欲望。不过，影片的点睛之笔其实还在几个小人物的身上。那几个武功不济的小啰喽奉命把几个维族歌女关进水牢，并在牢中起了奸淫的心思。为首的那一句“我们不是坏人，只是起了邪念”，也点出了徐浩峰对武林及武林人士的看法和认识。无论在电影里还是真实的武林中，都并无一个角色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坏人，哪怕是和护卫通奸的小妾也有她合适的理由。
对“邪念”也就是“欲望”的解读，是徐浩峰关注的对象。在他写的小说《道士下山》中，开篇便说药铺的店主因失恋一时失意上了翠华山，而瓜果蔬菜的清淡非但没能消除他的欲念，反而加深了体内的虚火。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倭寇的踪迹》里那位武学宗师的身上，他因妾的通奸而舍弃家业，愤而上山，却又因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复仇欲望下山归来。他最终设下了让通奸双方两败俱伤的毒计，并在欲念的臆想里将自己仇恨的两人杀死，但在现实中，最后一刻的出手相救让他完成了对心中邪念的彻底绝杀。
邪念人人都有，练武和修道都不能将邪念去除。正如《道士下山》中那个岳王庙里的老者所说的，想要消除邪念，先要改变生活。所以在电影的最后，“倭寇”带着维族的女人牧马天山去了，而徐浩峰也同他一样，虽然最后未必胜得了正统的一代宗师，但至少已经用《倭寇的踪迹》这部电影在武侠片的“武林”里完成了“开宗立派”的目的。

徐皓峰是一代宗师的编剧之一，看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赵本山那段『里子面子论』，面子上抽根烟，可能里子就得杀个人。相信这段话是徐皓峰写的。读他的小说，是很奇特的经验，读他的影评集也是奇特的经验，以前从未读过这样的小说，这样的影评，非常的长知识。很难得。

《倭寇的踪迹》是他自编自导的电影（甚至武术指导也是），看这部电影也是奇特的经验，好看。另类。别具一格。像他的小说，像他的影评。

在小说里，在电影里，徐皓峰故事的核心往往是只要掌握了某种简单的技艺，一个平凡人也能击败武林高手--武林高手之所以被打败，是因为想的太复杂。负担太多，压力太大。聪明反被聪明误。败过才会领悟化繁为简的道理，果断取舍的幸福。这是道家越名教而法自然的路子，这种感觉曾经在古龙的小说里昙花一现。但徐皓峰的小说与电影却一以贯之，并写出拍出了名堂。

《倭寇的踪迹》电影和《道士下山》这本小说意境很像，故事不同，内核又一样，简言之，其实是个『装B被雷劈』的故事，但徐却并不讽刺装B，看过一代宗师就会明白，徐事实上是很怀念很推崇有武林正统，有正道，有礼节，有规矩的那个时代的。所以，耐心看下去会发现『装B被雷劈』但如果你不是为了装B，你的确是尊重那些仪式化的东西，真正尊重君子之争，尊卑有礼，正邪不两立，守礼而不拘于礼，最后都能获得『礼』之下的幸福和满足，是为克己复礼。他的电影，他的小说，内核都是如此：一个行内人人尊敬的第一高手，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和普通人不同，他们为了『面子』压抑自己，郁郁无言，然后经历人生的挫折（对高手而言，挫折是非常罕见的），然后悟道，变成一个经历过大起伏后，看山似山看水似水的普通人。


『礼』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中国人的宗教。所以这些斗争可以和外国人信仰的挣扎与臣服类比。仔细想想，其实很像，有一套规矩，有一套仪式，略显死板，却又有法外开恩的特例，看上去无可，真执行起来却又无不可。

《倭寇的踪迹》里，从一开始四大门反对倭刀改编的刀成立新的门派到后来终于以两个人而自成一派。各人都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心路历程。看得出每个人都有烦恼，都有执念，都有自己的心魔。

第一高手裘冬月的心魔是少妻和管家的私情，郄大人的心魔是抢裘冬月天下第一的位置，两个戚家军的心魔是将戚家改自倭刀的刀法流传民间。
裘冬月解不开心魔，他不想杀人，但又害怕有一天自己会因此颜面无存。于是选择上山归隐--去归隐时他心情忐忑，上山之后其实也仍关心山下的事，身体归隐了，心还在世俗，所以听到有倭寇的消息，他又下山了。他的俗事其实不是放不下少妻偷情的事，而是担心在他走后郄大人会不会对二人下手。（而事实上郄大人也不会下手，正如他说，裘大哥人走了，但名声还留在城里）在他决定去和『倭寇』比试时，忽然说了句：我胡子是不是黑的太过了。
这句话，我的理解是，上山归隐后，他苦苦修炼（三省吾身，劝自己了断尘缘等等），用力过猛。所以看上去是年轻不少，但心结并未打开。

然后他败了（其实败在一个好不懂武功的人手里），他明白『如响』的道理，却不屑拆穿用技巧取胜而是选择正面作战，终于因为年老反应慢一点败倒。他走上去时那段心路非常有意思，其实就算他用技巧胜了帘子后面的人，胜了就是胜了，外面的人也看不懂玄机，仍会尊他第一高手。但他没有，他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所以其实他是在和自己打。

后来他被击倒，被郄大人拆穿家中丑闻，躺在木斗里思考，终于想明白了，所以教给管家『如影』的技巧。又在最后一刻救下少妻和管家。
也正因为他懂得『如影如声』的道理，所以他其实是懂戚家刀法的，这也为后来他同意成立门派埋下伏线。

郄大人的败也是败在心魔，败在对『正统』的坚持--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便一个心术没那么正的郄大人，在很多方面还是很光明磊落的。最后他也克服了心魔而得圆满，也是因为失败---失败可以教人的太多了，可以说没有失败就没有进步，没有领悟，没有突破。

『如影如响』的戚家刀法的确是走偏锋的，和正道不同，正道是什么？勤学苦练，靠硬桥硬马，正面出击，克敌制胜。而这个偏门是实用为主，以弱胜强，打心理战。这是武士乙被绑着站了一天后的感悟：军营武艺的确不适合民间流传。因为军队讲究是打胜仗，军队里可以有各种阵法，各种计谋，声东击西又好，空城计又好，只要胜了就是王。但民间却有一套武林规矩，要求光明磊落正面比试，人人都不会防备计谋策略。所以，用这种方法就是赢了，也不光彩，也无法立足。这是他的感悟。所以最后他劝武士甲放弃。但武士甲为了让戚家刀法流传民间，坚持要继续去争取。

穿插那几个新疆舞女是一种比照，那三四个新疆女孩儿，是毫无心机的少数民族，更鲜明的对比出这群正人君子，繁文缛节。新疆姑娘热情奔放，大胆热烈。而中原人士多压抑，克己复礼。这两种力量的计较在一些主线之外的小故事里分出了胜负，这个小故事也特别有意思：几个郄府家丁追着三个小姑娘到死角，淫笑着说，我们是好人，只是起了邪念，你知道的，我们汉人女子不会『这样』（一个新疆舞的造型，可以令胸部颤动，的确勾引人）。新疆小姑娘说，没关系，但你们五个人，我们三个人，然后这帮起了邪念的正人君子决定抽签，正在抽，新疆小姑娘说：这太不男人了吧。正人君子们不干了，怎么能说我们不男人呢？太没面子了，于是五个人比武，最后当然，五个全挂了。这是『礼』和『面子』拙计的时刻---用于内斗。对外可以。

作为导演处女作，这部电影拍的优美大气，完全传神的用画面和音乐传递出道家的意境和武学精神，非常棒，他的色调是国画山水式的，残荷--淡墨色。青砖蓝瓦。苍凉的高天。人物造型一丝不苟，那些武林人士的说话，比武，一招制敌，比任何一部古龙小说都精彩。规矩之外的小人物也拍的滑稽幽默--比如守城护卫对铁铠甲的追求，增加影片的人间气息。和徐皓峰的小说一样，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电影。

因为生在中国，活在所谓五千年文明遗产中，我们一出世就戴着克己复礼的枷锁，哪怕经历十年浩劫，礼崩乐坏，那些『礼』的阴影还在--这是我们的宗教。摆脱不了。徐皓峰写出了拍出了『礼』的光明面--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就算老婆出轨也愿意成人之美，比武时光明磊落，不攻人短，平时提高自我修养，德行，教养，正道等等。就算有稍稍的嘲讽『礼』的负面，也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负面，比如死板，一点点迂腐。甚至，在徐皓峰看来，这些『礼』是懂得变通不阻碍创新的--最终四大派允许新门派的创立。

也许这个『规矩』这个『礼』的确是曾经的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如果是这样，那其实是好过其它宗教的，但事实是否真如此呢？我看未必。从片中郄大人身上，『礼』的更邪恶一面已经露出端倪，存心的人可以借礼之名，逼迫裘冬月出城归隐，实现自己天下第一的私心。一旦一套规矩形成，大家都敬重的遵守，那些胆敢不遵守的人就可以操弄其它人于股掌，既是规矩，规矩之下就有表面不得不奉，私底下却违背规矩做事的虚伪。

现在看来，那个可爱的武林世界已经离我们远走，虚伪，才是五千年文明留给我们的邪恶礼物。

有剧透，剧中人名记不清，可能描述会有失误，见谅。

徐浩峰的小说读过一些后基本上是可以猜出他电影的大概形态的，我没有想到的是留白的空间，比我想的要大。比如当看到贴身侍卫（宋洋饰）要海道防的大人跳河游泳时，我才恍惚觉出电影叙事大概方向以及在表面叙事底下，徐大概想要说些什么。

徐在原著小说中强调了“势”：侍卫扮作倭寇，神出鬼没的造了一场势，留下种种倭寇踪迹的线索，城里、江湖上的因为这场势，血雨腥风了一阵。电影里不但没有了这个造势逻辑，反而故意削弱“声势”，最明显的表现是全片连个老百姓的影子都看不见——四大门门主之一说了，老百姓被隔离在外面了，他们不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由此，电影和原著小说分道扬镳，是两回事，电影隐着写，留白了写，小说是放开了写。

总之，电影说的是一个“内部行动”，一场不为人知的局，讲一个人原本想光明正大的“开宗立派”，最后不得已，用自家武学里的所谓“雕虫小技”破阵、破局，逼得门派们脸面无存的那一霎那口，达成所愿。

中间漫长的“破”的过程，就是那场攻船战，里面有一句关键台词

——“中土武学不走后门”

若你记得这句话，看到结尾巷战中，四大门放水，让持戚家刀的两个人走后门的表现，你就能深深领略到叙事中存在一个对所谓“中土正派”的反讽。

导演极尽克制的排出开头和结尾的两次巷战，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加上中间这场不为人知的破局，就把层层包裹的中土文化，所谓门脸问题，丢给观众思考。

当然这是其中之一层而已，电影不止于这层，但这是我认为最主要的，算是中心的主题，决定了大局面，包括整个叙事的逻辑，开头结尾为巷战为什么是这样的，中间为什么是“船攻”等等。

题外话，看到片子快结束的时候我联想到了《让子弹飞》，尽管后者是撕革命之脸，《倭》片是撕文化之脸，但多少有一些些相通之处。

徐和姜一样，都是喜欢在作品中去留谜的（我记得徐曾经有一段话专门谈过“谜”），不同的是姜喜欢隐喻、夸张、魔术化、寓言化，而徐不隐喻的，徐直接叙事但招术是“反常理”。

好比他用一句台词，常常给人有点出格、有点粗、或者有点不靠谱的感觉，即违反了常理，容易给某一些观众留下一个为什么的念想。好玩的恰恰是，其实真的没有为什么，人物说出来的“就是事实”。作者就是让人物说出了最直白露骨的心底话/事实而已。因为常人么，总有个琢磨的冲动，以为那里面有什么玄机，绕了一圈才知道，哦，原来，是真的！这种机关，用的好时，会觉着点儿禅味。比如那句“我的胡子是不是黑的过分了”。若是晓得那其间趣味，听着一下，再回味一下，就会心了。不晓得那趣味，也就觉得，恩，傻气。

同样的，瞬间蹦出人物行为，若是没得观众的“会心”，没有那空白时间里自行发挥的想象力，也是会觉得很莫名的，比如那明明下了河沟准备出城的同伴，为什么后来突然出现，大喊“我才是倭寇，我就是倭寇”？

那背后的心理逻辑要我们自行去完成，电影里就点了一句话，大概意思是：世家武功和军营兵技是不同的。正是这种强调异同、强调正邪的武学文化导致持戚家刀的士兵产生IDENTITY的混乱，故而大喊“我才是倭寇，我就是倭寇”。如果把这句台词仅仅当作引起对方注意的普通台词，那就不会际遇这另一层的含义了……

好玩的是，身份认同困境不止持戚家刀的士兵有，在正统高手身上亦作祟。

在小说里这一点写的比较透，裘山上归隐，同归隐的还有四大门里的其他诸高手。山上山下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有一日他忽然发现整座山寂寞无比，才知山上的高手都跑去山下会倭寇去了……他是沿着这股气氛重新下山的。一个不纯粹的归隐者。

可以说，高手们高度的SWORD INDENTITY（武士文化认同）亦导致一种困境，完全不亚于寻求认同感的人所面临的困境。“脸面”（所谓文化）两字化在裘那副白胡子上。

脸面很重要。

他选择归隐，选择禁欲，无不是高度的武学认同/文化认同所带来的结果，这个人物的认同感和戚家军来两位武士的认同感恰成对比。

后者因一把异器，寻求正统之认同，后者则因身名所累，善恶无路，寻求正统的出口。

正统哪里有出口，最后反而是在“行恶”的当口，裘救下了别人和他自己。

总之，从寥寥勾勒的角色命运中，武士群体认同感的困境，又一次显露出中土文化之痼疾。

所以大的叙事局面（四大门对战贴身侍卫）和小的两个叙事线索（裘和被囚的戚家军——就是喊“我是倭寇”那位）形成非常有机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主题变得愈加立体。

这是《倭》片的一个让我很喜欢的一点。

再强迫症的说一句，裘和那个被监禁的戚家军，都是“囚”，徐取这个名字恐怕是有意图的。

再谈片子中的女人。

三个波西米亚族女人很聒噪，很原始，她们与环境看似不相融，却吃透了这个环境，用“没文化”三个字轻松的借刀杀人。凡是有这三个女人在场，基本上周边人物就会变得可笑滑稽。她们是一面镜子。

从异族人那里看来，中土文化太可笑、太笨。裘夫人的贴身侍卫在开场时说的一串“你们懂什么，中土武术模拟的是骑术，两马……”看上去像是在批评她们的无知，同时给观众上课，可能有一部分观众是以为导演在给自己上课，我个人认为其实这台词底下主要体现的还是一层“族类/人种/文化相碰时产生的荒谬感”，是有这一层意思的，并不是呆板的普及知识。

波西米亚人的体质和他们的思维一样惊人，强壮、直接。女人为男人冒了险便从此视之为自己的命运。反观攻船时高手们的表现，那些或邪恶、或自恃、或犹豫的没有被付诸行动的想象，即应证了贴身侍卫（宋洋）口中的“人种”差别。

简单的女子 + 雕虫小技 ，在宋洋的“排兵布阵”下，竟打败那么多高手。所谓“高手过招只在一下”“低水平的完全有可能打败高水平的”，这个恐怕只是表面的一种说法而已，之所以排演这么一场反常的戏码，自有更要紧的深意。

“这特殊的文化”融进血液里，改变了“人种”（徐似乎喜欢说人种，不说人性，这里我也用人种），形成了一套进退维谷、循环往复的游戏规则，一些反常因子或潜入或冲撞于这个环境，轻轻的撕开了“文化脸面”……

不剧透，咱就这么说吧。导演已经文艺得人话都不会说了。整个故事设定就很莫名，人物酷到连屁都懒得放一个，全都使出吃屎的尽头玩命表演，做作到让人忍不住笑场。平时不说话吧，一说到考据的东西就都滔滔不绝了，倭刀出处啊、戚家军啊啥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有那一帮新疆大妞也够胡扯的。

这片子要非说有啥亮点，第一是画面很漂亮，第二是关于武术的表现方式比较写实。没有满天飞和轰轰轰了，也不搞什么拳拳到肉。真实比武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主要都是在互相试探反应速度和攻击距离，一旦正经动手，一招就分出来胜负了。泰拳什么的可能麻烦一点，但是我练剑道的，对战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当个新鲜看吧，别太认真就得了。

1.

两个人挑柴火披斗笠歇在银幕右角，几个官兵一言不发走进银幕左边。架势已经摆开，气息片刻凝结，镜头却突然摇到水面的残荷，定格。再摇回来，官兵已倒了一地，两人挑起柴担，走开。

把《倭寇的踪迹》开场的镜头翻译成文字，便是活脱脱的古龙小说句式。就像经典的那句：从来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从哪里发出，因为见过的人，都已经死了。

如果你此前读过徐浩峰的小说，电影看到这里时已经要会心偷笑——因为这个新晋电影导演、出版过若干武林实录和武侠小说的作家，最开始练习写作的方式，就是改写、续写古龙小说。没想到改拍电影了，气质依然。

再往下看，笑的人更多了，笑出声来。“这电影没有武术指导吧！”前座后座有人笑岔了气。因为最重头的几场比试、过招，要么是一个隐在暗处全无武功的小女子“低手打高手”，不露面、一招鲜地横扫一片，连“天下第一高手”都被一棍击倒；要么就是两个人不近身地周旋，跳跃、躲闪、绕圈，惊险只写在围观者脸上，一旦出手，输赢立现。没有飞来飞去，没有口喷鲜血，更别说特效炫技。完全颠覆被港式武侠喂养大的人们的视觉期待。

要等到出字幕，刚刚的吐槽者才会发现，导演、编剧、武术指导后面都写着同一个名字：徐浩峰。

他是一个胖子，白，戴眼镜，一双笑眼，绝不像练武之人。但少年时却真的习过内家拳，更重要的，他曾在一代形意拳大师李仲轩逝世前的最后两年，伴其左右，整理出轰动一时的口述历史《逝去的武林》，浸淫过真实的武林风范。在徐浩峰眼里，真正的高手过招就是这样，不花哨，也不漂亮，力从足底发，所以永远脚踏实地。飞？不可能。

不管喜不喜欢，你得承认，你从未看过这样一部武侠电影。尽管有时笨拙，但连笨拙也成了它的一种特色，让人有愣住一秒的新鲜感——这样的新鲜感，与《阿凡达》式的视觉刺激全然不同，不是源自技术，而是知性。

所有的音画细节，都被一套绵密的价值观念笼罩，而编织这些观念的知识系统，对你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很中国，却是我们从未经验过的中国。就像祖先的遗传编码，隐在基因里，等待被唤醒。

寒冬露水，残荷微颤。一开头，电影的基调已然奠定。徐浩峰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审美，“当你感受到自身虚弱的时候，才能体会到生命，这是中国文人的气息。”

整部电影，就像一场生命力的博弈，一老一少，阴阳太极。双线叙事的两个主角，一个是已经隐入民间的戚家军旧部梁痕录，年轻气盛，不愿看到戚家军的兵器——改良倭刀随着戚继光的去世而失传，甚至被名门正派污为邪道，于是挑战坐镇武林的四大门，希望完胜后开宗立派，为戚家倭刀正名；另一个则是刚刚退隐的四大门盟主、武林第一高手裘冬月，他白发银髯，因叹自己年老，宽恕了与护卫私通的妻子，避世上山，又奈不住山上的寂寞，想借着城里闹倭寇的传言下山“平倭”，趁机把与妻子的旧事了断。

梁痕录承担的是事件的外部线索，由他到霜叶城挑战四大门，引出一整套黑色幽默的故事，西域歌姬、海道防将领、四大门武学世家的老朽精英纷纷出场，有意无意地把他当做倭寇围攻；而真正精神性的线索、武林中人的质感，由裘冬月完成，徐浩峰把他想说的话，其实都放在了裘冬月身上，“写所有人，都是为了写他”。

裘冬月身上承担了一个“时间”与“高尚”的命题。这是太平盛世，文人式的困惑与焦虑：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人的高尚能坚持多久？一个看似高尚的选择，是出于一时冲动，还是生命力衰竭的无奈？真正的高尚是否存在？徐浩峰让裘冬月下山来，把自己曾做过的选择再重复一遍，在重复中完成确认。

诱惑都摆在眼前，他心底的欲望、恨意、挣扎、救赎都被摊开来一一检视。相比武打的外壳，裘冬月内心涌动的暗潮，才是《倭寇的踪迹》里真正的惊心动魄。

最后，他还是宽恕了。与梁痕录的比武一完，他转身上山。


2.

从1980年代的精神至上到1990年代的唯利是图、再到新千年的不择手段，世风的变异只在一夜之间。

生于1973年的徐浩峰说，关于“高尚”的命题，是他这个年纪的人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困惑；而礼崩乐坏，却是春秋以来，中国文人传统的恐惧，持续两千年未变，儒家文化便是从这种恐惧中产生。

他所要拍的武侠电影，都将建立在对礼崩乐坏的恐惧与救赎上。建立起自己的恐惧与救赎，在他看来，是武侠电影要真正成为一种类型的前提——换句话说，此前所有的武侠片，几乎都不具备被称作武侠类型片的资格。

类型片是什么？徐浩峰的解读别具一格。“类型片首先要确立一种特立的价值观，而不是类型元素，不能说有路有车，就是公路片，有马有戈壁，就是西部片。”

不同的类型片有不同的恐惧对象，徐浩峰在博客里写：爱情片恐惧的是阶级差异，贫富或政治立场伤害爱情；恐怖片是对异教的恐惧，变态杀人狂是精神病伪装下的思想家；侦探片恐惧的不是坏人，而是社会已普遍败坏的真相，福尔摩斯只能对付个体罪犯，一跟黑社会老大对垒，立刻死掉；西部片的恐惧是孤立无助，大自然的压力、社会的无序都在西部小镇集中反应……

人生的几大焦虑大体如此，类型电影就是要稀释这些焦虑，救赎这些恐惧。切中观众的心理软肋，这才是它们风行全球的原因。“懂了类型片，也就懂了大体人生。”

焦虑如何稀释？恐惧如何救赎？徐浩峰说，要靠立起价值观——就像西部片立起了独往独来的价值观，无助感变成卓尔不群的骄傲，孤独反而成魅力。

而此前被中国人当做“华语电影唯一拿得出手的类型片”、不断往海外输出的武侠电影，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却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像精神壮阳的鸦片，像自欺欺人的把戏。武侠电影塑造的银幕英雄，好比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永远靠打洋人、揍日本人奠定自己的“民族英雄”地位，然而历史上，中国武林从未有在真正的擂台赛上击倒洋人的记录。

“拍这种电影根据的不是故事原则，而是报复快感。”徐浩峰把那些武侠片的所谓“价值观”比作春晚喊口号，“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和“给您拜年了”性质一样，整部电影不过是一台凑场面、凑名角的联欢晚会。

可悲的是，这样贩卖民族主义的廉价刺激依然卖座。我们的历史，在银幕上只剩下一堆热闹，观众的口味，败坏至极。


3.

武侠电影本该是最容易对接传统与历史的。如若对我们的来处足够自信、钻研够深入，武侠该是中国最独一无二的电影类型。“电影毕竟是写人的，电影好不好不是在于技术，往往还是在于里面的人文，包括好莱坞，它的技术做到一定程度，还是会倾向人文。”

我们的人文脉络，很鲜明的一条线索，便是礼乐传统。

徐浩峰是悲观主义者。他相信礼乐的失落，是个无可挽回、持续不断的过程。世风日下，放在历史长河中看，或许就是几千年来存在者的恒久体验。“白银时代”，是知识分子坚守的梦境，所谓英雄，不过是“不改初衷”，在平庸年代里不随波逐流。

“人总是要向前走的，但人有时需要往回走。武侠片便是满足‘往回走’的需要。前途空洞无聊，起码过去还有些依凭。”只要退而求其次，便能守住存在的意义，不至有文化与价值断裂的混乱空虚。

他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在这个时代、尤其在电影圈中何其独特。

别误会，他是千真万确的科班出身——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如今还在北影导演系当老师，他讲的视听语言课极受欢迎，总是人满为患，课堂笔记被学生整理出来，在网路上流传甚广。有人把课堂上的徐浩峰形容为一尊“佛”，永远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姿势，关上灯，投影仪放着电影，他一帧一帧拉片子讲解，烟头明灭标识他坐的位置。

但他是绕了一大圈才回到的电影。与贾樟柯、徐静蕾同届，徐皓峰直到现在才拍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当年一毕业，他便逃离了职业导演江湖，师从一位道教宗师埋首故纸堆八年——因为不愿意自己被江湖改变。“当时如果发展下去，找机会拍电影，说不定也能拍上，但我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我在这个世上没有独特性，既没有独特的知识，也没有独特的感慨，不如先去补充一下苍白的自己。”

八年隐士般的生活，“不做人做事，只做学问”，有时一年只有几百块钱收入。有人看了他在道家专业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曾力劝他出家。

2004年回到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时，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知识和感慨”，他说：“这样就可以立世了。”不改初衷所付出的代价，竟真的得到回报。

他在朋友的电影里客串出演过行脚僧。他的模样、神态也确实如此。与徐浩峰面对面，你脑子里很容易闪过“涤除玄鉴”、“抱虚守静”这样的词语。他语调低沉厚实，传到耳里有嗡嗡的共鸣。眼神里偶尔飘过的一丝狡黠，或许拜古龙和王小波所赐。

《倭寇的踪迹》入围了威尼斯等十数个国际电影节，虽未有斩获，却激起讨论声一片。有人说，徐浩峰是拿梁痕录自况，要在四大门林立的电影江湖，开新宗立新派。徐浩峰笑。他没有野心，只求自然而然。

国内的票房，《倭寇的踪迹》几乎注定黯淡。但还好，徐浩峰的第二部电影《箭客柳白猿》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投资来得非常顺利。他将把这样的武侠一部一部拍下去。“柳白猿”里你将见识到真实的民国武林世界中，高手如何以一当四十——不是靠吊钢丝，不是靠特效，不是靠剪辑，不是靠动漫化，是真实还原武术技击的诀窍。


参考资料：导演手记《无道之器》

看《倭迹》是种蛮奇妙的体验，好像回到了武侠电影的某个年代，历史的车轮并未沿着我们熟悉的轨迹前进，而是微微偏了个角度，驶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尽管还没走出多远，尽管走得磕磕绊绊，可是这新路向已经足够让人兴奋。
这片子放到港台武侠脉络中，应该是接近七十年代初的风格。那时的武打还没杂耍化，镜头语言还比较有味道。看得出，徐浩峰奉胡金铨为心中楷模并不是说说便算，这片子的明代服装和布景写实考究，对细节风貌的重视让人想起胡金铨特有的古朴厚重，而写意之处，则以开头残荷的镜头最为突出，同样是富有禅意的构思。
残荷一段同时还体现了更重要的一个相似点，那就是对武戏的处理。与胡金铨一样，它往往被放在画面外表现，即或正面表现交手，也是干脆利落的几个镜头剪接在一起，观众的眼神还没找对地方，胜负已分。
也正因为如此，最后宋洋与于承惠的交手才让人分外期待。虽然因为配合的问题，两人的身法一个略显沉滞而一个貌似虚浮，然而高手对决的那种紧张氛围营造得可圈可点，每一个动作都很有味道。记忆所及，这样的武打场面以前似乎还没人拍出来过。胡金铨式的对峙，锣鼓点是活的，人物的动作则太死，后来的杂耍式武打，动作是活了，可打得已经完全不似实战。如果说前面的打戏还让人对“硬派武侠”有些摸不透玄机的话，这场戏才算是真正打出了徐浩峰自己的风格，说是开宗立派亦不为过。
这片子放到大陆武侠电影的脉络中，应该是接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风格。那时候强调的是动作演员本身要有功夫底子，连女角都能摔能打，不用替身，但是镜头语言就相当粗枝大叶，往往是很漂亮的动作，拍出来的效果也不过尔尔。这片子的动作很多是由专业演员完成的，动作班子成员大多都有实战经验，据说动作有时快得镜头都抓不住，又因为追求实战风格，于是就变成了很多动作场面在外行眼中形同儿戏的尴尬局面。虽然与八十年代时隔二十余年，武戏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是怎么把本来很强的演员和很好的意图用符合电影的方法在银幕上营造出奇观来，这个矛盾却是同样悬而未决。据说徐导在下一部戏中做出了很大改进，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说《倭迹》回到某个年代只是比附，事实上它与上述所有年代的作品都不一样，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另辟蹊径的作品。中国的武打片在港台影人手里从世界最差拍到世界最好，走到今天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窠臼。银幕上不是刘师傅开创的南拳传统，就是戏班学员们开创的杂耍式的所谓“北派”传统，顶多是加上点时兴的三流电脑特技。而《倭迹》拍的虽然是号称南拳的祖师爷之一戚继光的嫡传弟子的故事，表现的却是地道的北派武术，着重弓马实战。武林之剑最终接纳了兵法之剑的情节，极富象征性地表明了千百年来中华技击之道的活水源头，正在于对军阵实战经验的不断吸纳与丰富。
与原著相比，影片的线索更为集中。武将的后院妻妾被移给了大侠裘冬月，同时删去了他与村姑燕好的内容，裘的形象因此层次丰满了很多。影片的结局也有不同，原先的悲凉落幕被代之以打过四门、开宗立派的圆满收场，徐导要在影坛自创一派的雄心可见一斑。
看徐浩峰的小说就能知道，他是个很爱谈玄论理的人，同时又充满了荒诞的恶趣味，这两者在电影中都有充分的反映。吉普赛女郎们的线索处处是恶搞，或许是蓄意活跃一下大道理所营造的严肃气氛，又或许是遏制不住的自我解嘲，“很有文化”的影院里不时爆发出“很没文化”的哄笑。修道之人眼中的世界，也许便是荒谬与大道并存吧。可是与他的书中一样，这种荒谬要如何与整部作品的气场融为一体，或许是徐导未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与此相伴的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武侠片传统中“复仇”、“夺宝”等反映小市民愿望的桥段与对他们而言相对隔膜的武学之争调和起来，形成新的剧情模式，如何从那些“走错了路”却成就斐然的武侠片中汲取丰富的养分，这些都有待探索。
同样有些生涩的还有一些细节，例如这么有文化的电影，却让时人直呼“戚继光”而不尊一声“戚少保”或者“戚南塘”，直呼“俞大猷”而非“俞虚江”。还不如匪气十足的《让子弹飞》里的“松坡将军”，显得更尊重观众智商一些。还有烧油祭鞭一段，冒的是白烟而非青烟。
当然，这都是枝节问题。
大节在于，这片子把武侠片所营造的那个虚幻的世界重新落在了实处，把历来虚写的“武”字浓墨重彩地勾画了出来，真正拍出了武者眼中的世界。中国的武侠片曾经不止一次地与真实的历史擦肩而过，《倭迹》开辟出的新路向，或许眼前看来还很稚拙，但意义却不可估量。因为它郑重宣告，从此武侠片又有了新的一派，它就来自那个传说中的世界，而且最终必将刷新整个武侠片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