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小糖人

人们总是强调他在南非创下的辉煌，“他比猫王还红！”“滚石比他差远了！”


可是我觉得他之前和之后的生活更像一个传奇，穿着燕尾服做最苦最累的活，唱完万人演唱会，回家继续修剪草坪做苦力。人们都说，他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可是他的生活毫无改变。他在没有人知道他的时候，身处完全的贫困，搬过25次家，经常家里连卧室都没有。可是他仍然带孩子们去博物馆和美术馆，让他们欣赏文化中最好的那部分，让他们知道在内心可以和有钱人平起平坐。

红了以后，他继续住在他那所破旧的，住了四十多年的房子里。朋友们都不相信他能这么轰动，觉得他那些演出照片是PS的。

他面对镜头的时候局促，羞涩，完全不会说点什么巧妙的话显示自己，或者再创造一点神秘的迷雾，他甚至不掩饰自己的羞涩。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啊，他们贴近大地，贴近所有人，他们的谦卑和真正的高贵一样稀少珍贵。大部分人都在努力成为别人的焦点，努力显得与众不同，努力活得有优越感而超越众生，努力跳出所有陈规陋俗而不用受到拘束。而Rodriguez明白艺术家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一样要组织家庭，带孩子，做繁重的工作，在社会规范内行事，过平凡人的人生，他或许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顶多有更多的话想唱出来。

真正的艺术家孜孜以求，从生活中的各各方面搜索素材，将一切转化成创造的源泉，像科学家那样严谨，寻求表达的最佳形式，又像个建筑工人那样勤勤恳恳，那样朴实，这样坚持上二十年，三十年。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一个十分平凡，也让人感动的奇迹，而人们只看到那个让人泪流满面的瞬间。“我在下水道对耶稣倾诉”，其实就算那个结局的瞬间没有来，耶稣也听到了，一直都听到了。

这是从Rolling Stone上看到的一篇文章。Rolling Stone有很多这种文章，记者啥也不问，就跟着被访者喝咖啡或者乱逛，然后写出一篇“记某某人成名后的一天”这种比挂在墙上的腊肉还干的文章。但我最喜欢读这些，没有导向性的问题，每个人就这样不温不火地展现着自己的性格，表达习惯，和心理状态，简直比纪录片都真实。
看完寻找小糖人后，对罗德里格斯很感兴趣。看到这篇就翻了出来。结合电影，就补完了此人的全部职业生涯，对他的认识也更加全面。

“小糖人”后的生活
 
By Andy Greene
 
在70岁的时候，唱作人罗德里格斯终于成了公认的巨星。

在本该是他人生中最重要时刻的那个夜晚，70岁的唱作人塞斯图·罗德里格斯又一次不见了踪影。2012年轰动一时的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奇迹般地把罗德里格斯的音乐介绍给全世界，这部影片也即将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但罗德里格斯错过了在洛杉矶杜比剧场举行的奥斯卡颁奖礼。彼时他已回到底特律的家中，正在睡觉。“我错过了那个节目，”罗德里格斯说。“那天是我们从南非回来的第二天。我女儿桑德拉打电话叫我看奥斯卡。但我没电视。”
两个星期之后，他在底特律这座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举行了一场巡演。“让我们四处逛逛吧，”他说着，点燃第一根大麻烟卷。他吸烟的目的是为了放松（被他称为“吐出魔力龙”），以及缓解青光眼带来的病痛，这病让他几乎瞎了。“我不想引起警方的注意。”罗德里格斯和女友邦妮蜷缩在那辆银色吉普拉雷多的后座。副驾位置是他怀孕的女儿里根，开车的是他的女婿。这天是底特律常见的温暖冬日，罗德里格斯通身黑色装扮：从伦敦买来的皮裤，厚实的太阳镜，犀利的运动外套，以及一条镶有美国土著木刻鹰的宽领带。他的头发很可疑地没有一丝变灰的迹象。“头发关乎我的形象，”他说，“也算装扮的一部分。”


“说实话，我以为这家伙会很出名。”Avant说。

在四十年的默默无闻之后——他从1971年开始就没再录制过一张专辑，以做建筑工人为生——罗德里格斯终于成了公认的巨星。他的演出票总能迅速卖光，并且演出场所从几十年前的小俱乐部，换到了大体育场——今年九月，他将在布鲁克林可容纳19000的巴克莱中心举行演出，这里通常是网队的主场，以及Jay-Z的御用演出场馆。在罗德里格斯的家乡，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粉丝蜂拥而至。当我们在韦恩州立大学（罗德里格斯1981年在这里获得哲学学位）校园内的一家咖啡馆驻足时，立刻被一位女性粉丝缠住。“我们费尽心思抢你的演出票，结果还是卖光了，”她的抱怨喷涌而出。“下次演出请订在乔路易斯体育场吧！”
近期在南非的五场演出让罗德里格斯总共获利70万美元，然而即使变得很富有，他仍然住在原来的居所。他没有电脑和车，也不打算买，他还计划一直住在这栋他从70年代初期就开始居住的房子里。“他的生活是斯巴达式的，”罗德里格斯的女儿里根如是说。“其实说是孟诺教派也不为过。他把大部分钱都分给了朋友和家人。我真希望他能在自己身上花点钱。”
我们最终到达底特律的Masonic Temple，这座宏伟的新哥特建筑承办过很多演出，包括theRolling Stones和Bruce Springsteen。五月，罗德里格斯将首次在这里举行演出。还有两天他将举行世界巡演，这次巡演始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全程将有超过40场演出，包括Coachella和Glastonbury两大音乐节。“我必须承认，金钱是可耻的，”罗德里格斯说着，疯狂地笑了起来。“我有很多承诺，且数量还在上升。铁已滚烫但我们不能停止敲打。”
罗德里格斯的事业曾经还未开始就快要结束，现在却在几乎真的要画上句点时蓬勃发展。在60年代中期，罗德里格斯开始在底特律的咖啡馆演出，最终在1967年，以RodRiguez的名义发行了两首民谣歌曲。“那是制作人的决定。”他解释那次更名。“他认为那个名字更吸引人。”
刚出道时，底特律摇滚胜景展现在罗德里格斯眼前 – theStooges，MC5和BobSeger的事业都在那个时代起步 – 而罗德里格斯却徘徊在Sewer这类酒吧之间演出，晚上在工业洗衣店打工。“我看见他在一个叫做Anderson’sGarden的地方演出，”MikeTheodore说，他是罗德里格斯在1970年发行的首张专辑ColdFact的联合制作人。“看起来那是个淫秽场所。酒吧里全是妓女。罗德里格斯就在那唱。他演奏风琴，身边是一个没牙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他并不是一个有活力的现场乐手，事实上，他演出时总是面对着墙壁。“我必须学会在这些小屋子里演出，收获更多自信，”他说。“我无法像那些极具对抗性的说唱歌手一样目视观众。闭上眼我才能找到调，听我自己唱歌，进行再创作。”
当摩城总裁Clarence Avant将罗德里格斯签到旗下新厂牌Sussex时，他以为又有一个新的主流巨星到手了。“说实话，我以为这家伙会很出名，”Avant说。“他在我合作过的最伟大的音乐家里可以排前三，和BillWithers并列。他真是他妈的天才。”
但是罗德里格斯在LA的一场面向演唱会推广人，唱片公司总裁，以及其他业界大佬的演出中惨败。“他醉醺醺的，背对着观众，”Avant说。“没人深究那场演出。那就像一场MilesDavis演出。反响为零。不对，反响为负。”
1971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Coming From Reality也遭到惨败，那是罗德里格斯在美国的事业终点。很奇怪的是，澳大利亚的情况却完全不同。1972年，一个悉尼DJ播放了SugarMan之后，ColdFact意外走红。“我每个朋友都有一张ColdFact，”MidnightOil的鼓手RobHirst说，“我们翻唱BruceSpringsteen, Billy Joel, 以及罗德里格斯的专辑。”
罗德里格斯的事业在重生之前最后的闪光，发生在1979到1981年之间，他在澳大利亚预定了两场演出。“在那之前他从来没举办过演唱会，只在酒吧和俱乐部里演过，”演唱会推广人MichaelCoppel对Billboard杂志说。“他对发生的事情很吃惊。”1981年时，罗德里格斯和MidnightOil分享了演出赚到的钱。“我曾认为那是我事业的高峰，”如今的罗德里格斯说。“我完成了一个史诗般的任务。在那以后我被乐坛遗忘。再也没接到过电话，或其他邀请。”
在那同时（像寻找小糖人叙述的那样），南非的粉丝发现了他的音乐，他的两张唱片在南非得以再版发行。罗德里格斯对他的走红毫不知情，并于80年代退出乐坛 – 但他从未放弃重返舞台的希望。“他每周都把我和姐姐们带到图书馆阅读最新一期的Billboard杂志，”罗德里格斯的女儿里根说。“他让我看Billboard和Pollstar上统计的演出票房。告诉我如果身在演出市场，会赚多少钱。他说这些时从不大声，但梦想始终都在。”
另一件可能成为他人生一大损失的事情是，他曾经考虑不参与寻找小糖人这部纪录片的拍摄。2008年，瑞典电影人MalikBendjelloul联系到罗德里格斯，说出了他想拍摄一部关于罗德里格斯在南非走红，并于1998年在开普敦举行一系列极受欢迎的演出的电影。Bendjelloul到底特律拜访了罗德里格斯三次，都被拒绝。“他对我们感到抱歉，”Bendjelloul说。“他最后答应我们的原因仿佛是，‘这群人简直疯了，我还是帮帮他们吧’。他接受采访完全是出于好心。”
当拿到去澳大利亚的工作签证后，我们驶往一个朋友的住所。罗德里格斯在露台上，点燃了另外一根大麻烟卷，里根回忆起电影上映后，生活发生的疯狂变化。“突然之间我收到很多从未听说过的朋友的来信，”她说。“每件事都在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唯独一点，我们没有为他雇佣经纪人，因为‘经纪人’在我们家可不算个好词。”
罗德里格斯现在的巡演并没有固定的乐队 – 取而代之的是，每巡演到一个地方，就邀请当地的知名音乐人加入演出阵容。在澳大利亚，MidnightOil的成员将与罗德里格斯合作。“他只想排练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要凭感觉，”Hirst说。“这让我很紧张。”
当我们游荡到Michigan中央车站 – 这座宏伟的车站始建于1913年，它像纽约中央车站一样壮观，却遭到废弃 – 罗德里格斯突然欢呼起来。“哇！”他喊道“这里关门多少年了？三十年！”
罗德里格斯之前的制作人Theodore希望看到他重回录音室，但他知道这几乎不可能。“想象一下他现在承受的压力吧，”他说。“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回到录音室，发行第三张专辑。况且，大部分人现在只想听他的老歌。他曾经说过他会写30首歌，然后让这些歌带他环游世界。你知道吗？他做到了。”

看电影的时候一直在念叨这一句话。是啊这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啊。

老糖建了一个网站，为了了解一个素昧谋面、却对他对他的国家影响巨大的歌手。他以为他死了。一切都是传闻而已，连老美都不了解的歌手，他又了解多少？
如果说励志，老糖才叫励志。说简单也简单说困难也困难的事儿，又有多少人真的下功夫去做了呢？他做到了。
老糖半夜里接到罗德里格兹电话的那段太神了，悬疑片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励志片。他知道那是他，他在唱片里无数次听过他的声音。在那一刻我热泪盈眶。
别说我矫情，生活可不就该这样子？平凡是多数人的状态，贫乏却是可以改变的。对老糖来说，追寻一个自己喜欢歌手的下落只是平凡生活之外的一种乐趣，它是生活的一味调料——它让平凡的生活并不显贫乏。

罗德里格兹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呢？
年轻时去酒吧卖唱、被挖掘出唱片、沉寂、去工地打工。南非的传奇更像是走得一遭狗屎运。可贵的是这泡狗屎没有把他砸昏头，他还是像过去一样静静地生活在底特律。要是谁有一天指着一退休老工人告诉我，“嘿你知道么，这大爷在南非开国演唱会专辑卖了几百万张”，我可不信。
可生活不就该这样子么？你默默地做过一些事情，因果轮回，也许有一天你会有意外的回报，也许一辈子也没有。暴发户可以是状态，但不能是心态。

电影里有个场景，一份报道上写着——
American zero,South African hero.
配图是年过中年的罗德里克兹手戴着墨镜，手拿吉他。
生活就该这样子嘛，zero代表了平凡的状态，hero却是不甘贫乏的心。

这部得奖无数的纪录片实在是非常让人失望。导演挖掘出来的这个在美国默默无名（为什么默默无名？）而在南非成为超级巨星的故事表面上固然是匪夷所思，但并非独特。往往在一个隔绝的压制的环境中，偶然传入的文艺作品，在地下手手相传，或是半合法的发行，切合某个社会因素，上升到一个标志性的地位。比如父辈在文革期间偷偷听天鹅湖，或是90年代音乐天堂所附的4AD的磁带, 或是the smiths 在南美的流行。故事所提供的社会环境却往往是引人入胜，不太为局外人所知。我们不知道南非种族隔离期间的地下文化运动，在NY Times的评论甚至在豆瓣本站上的讨论都有人提出为什么他的歌迷都是白人？当时反对隔离的白人，做斗争的黑人对地下文化的影响，这部记录片只是非常非常皮毛地一擦而过。
因为导演和采访者完全沉迷在这个他们挖掘的故事之中，这个‘寻找小糖人’的悬疑，以致刻意将一些事实来往这条线索上靠，而忽视了其他，也许是更加有意思的方面。片中的另一个采访者也只是专注于Rodriguez在南非卖了百万张唱片，好象‘成功’就是卖唱片和成名。作为当初蓝领移民出身的歌手，作品又是抗议歌曲，后来他又有意竞选底特律市长，可见Rodriguez是个有政治性的艺术家，那么他所处的环境，他想要说的东西，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做这样的音乐，在片中也没有挖掘，就算是采访人反复强调他在南非卖了多少多少唱片，说要follow the money来调查，结果钱去了哪儿也是不了了之，观众无从知晓。片子只是反复地展现底特律破败街景, Rodriguez mv风格地走在这个破败街景之中。
片子的主角相反地，表现淡然而有风度，问到对自己在另一个国家成为巨星有什么想法，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当然由于这部片子，这位歌手在垂老之年得到了应该得到的尊重，演唱会票在欧美一售而空，这个feelgood因素，就像有些奥斯卡投票人透露的，也许是这个片子得奖的一个原因，然而作为纪录片来说，我觉得有太多太多比这部更优秀的。这部纪录片，隔靴搔痒，给观众留下的是更多的问题，but not in a good way。

昨晚看到rodriguez于1998年3月6日第一次登上南非舞台，眼眶中微含热泪，因为他说了一句开场白：thank you for keeping me alive，这句话道出了音乐人和乐迷之间所谓的牵绊，几十年的牵绊。

这部纪录片经过精心设计，有一点点悬疑片的手法，rodriguez本身也确实有很强烈的戏剧性，在美国是zero,在南非是hero。但像他这样的音乐人，像发生在他身上的这出戏剧，在音乐圈那就是一把沙，若学柴静蹲下来观察沙粒，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情感和泪水去挥霍。

就拿片头现身的dennis coffey来说，论戏剧性论反差度，他弱于rodriguez，但其遭遇与rodriguez如出一辙。在funk乐迷心中，或者稍扩大一圈，在groove乐迷心中，dennis coffey是牛逼闪闪的吉他手，其知名度不逊色于jimi，public enemy当年出道单曲【you're gonna get yours】中虎虎生威的guitar riff便采样自dennis coffey的名作【getting it on】。70年代之后，dennis coffey从音乐圈抽身而出，说难听点，也是被这个行业抛弃，后来他一直在底特律的福克斯汽车厂打工为生。几年前有记者问：你就用你弹吉他的手组装零件？dennis coffey淡淡的回一句：

是啊。

我手上有一长串名单，若细分的话，可分为乐手，编曲人，制作人。都在默默无闻的活着，经他们之手诞生的groove经典，那演奏那编曲那制作，那厉害啊！每次听完我都发愣：有必要把一首歌曲玩成这样啊？他妈就是一首歌啊！只要六十分啊！为什么六十分中会藏着氧气瓶，散发着纯氧？我不知道H.B barnum等人碰见这种傻逼问题会怎么回答，是职业素养使然？是放不下自尊心？我无法猜透。

音乐圈有一个典故。某美国制作人艳羡牙买加dub制作人名声显赫，站在聚光灯下，而非幕后。牙买加dub混音师在暗处幽幽道：在牙买加发行作品，我们混音师很难被署名。

这是典故吗？我觉得是高级冷笑话，音乐圈此类糊涂账数不胜数。在影片中，记者问rodriguez：当年专辑卖不动，你吃惊吗？他答道：这是音乐产业，所以没有没什么保证。

而如今这个产业与rodriguez所处的时代相比，更加没有保证。

影片中sussex唱片公司老板不屑一顾的态度被很多人嘲笑，诟病，其实老爷子的反应太正常太理所当然。50万算什么？连区区1白金销量都没到。rodriguez的专辑由sussex发行，其本身就是一次错位，sussex在五六十年代以发行老迈等爵士乐专辑为生，由它发行一张民谣专辑，更何况还是一张非白人民谣专辑，在强手如林的70年代被人遗忘，不冤啊。

至于rodriguez美国不亮南非亮，这一影片中的最大卖点。。。。。。我不妨举出一个挺三俗的例子：1997年任贤齐的【心太软】在台湾发行后遭遇零反响。南京音像出版社引进了这盘磁带，【心太软】一气从南京红开来，直至北京上海新疆西藏。我猜任贤齐看完此片，绝壁心有戚戚焉。^_^

说到底，这部纪录片最动人心肺的还是那些南非乐迷，寻找你因为爱你，爱你所以寻找你。乐迷其实跟音乐人一样，一样可爱一样不容易。2012年7月24日下午，当我抵达香港亚洲展览馆，看见馆内the stone roses的海报，立马就捂住嘴站在边上抽泣。想必1998年3月6日的南非乐迷也跟我一样，我们年少时握着rodriguz的翻版碟，the stone roses的打口带，做梦也没梦见终有一天能身处他们的演唱会。

我梦想，有一天能诞生一部拍摄东德乐迷的纪录片，告诉世人在柏林墙倒塌之前，那些东德孩子（比如jazznova的成员）是如何听音乐，是如何央求在政府机关担任要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公公婆婆乘出国的机会带回public enemy，beastie boys的唱片。

好友H是一位杂志记者，工作五六年，算是努力，但未见什么成绩。圈子内外，没有多少人知道她，比起一些年纪差不多但迅速声名鹊起的同行，她很不起眼。有时她也嘲笑自己，更多时候安之若命，知道没有过人天赋，只求做到力能所及。她常将一些采访前后的故事讲给我听，八卦之外，有一则让我印象深刻：

几年前她曾做过一次叶嘉莹先生的采访，谈古典诗词的研究。报道照例没太大反响，但有一位山东的读者特地发来短信，告诉H他的故事。这位读者因为对现在的学校教育不满，便在周末聚集起同事及邻居的孩子，开设私塾，教授古典文学。然而以如此“理想”占用孩子们本应去学英语学奥数的“现实”，究竟是对是错，他心里常有犹豫。直到读到那篇报道，看到叶嘉莹以一生的感悟现身说法，他终于又找到坚持下去的底气。

一年后，对方又发短信来，告诉H私塾坚持至今，效果良好，并再次感谢。那时H自己正在低谷期，住在冬天猛灌冷风的小房子里，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被曾经的努力反哺自己。

于是她眼睛闪亮地告诉我，她并不奢望自己做的事情会推动社会进步或者彰显正义，一篇报道哪怕只对一个人有实际的影响，也就足够了。说这话时她未尝不存着自我安慰的心思，但不妨碍我们都被这句话打动了。

说得远了点，这其实是我看到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后想起的。这部被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并很有可能最终获奖的片子，是这类故事里最激动人心的案例之一。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歌手Rodriguez在本土录制两张唱片，制作人和唱片行老板都称他比Bob Dylan还棒，然而唱片发行后却无人问津。没人知道，在遥远的南非，Rodriguez的音乐被疯狂传播与追捧，甚至有人把专辑的封面图案刺在自己的肩膀上。那些想要逃离大工业城市、追求自我生活的歌词，被南非受压制的人们赋予反体制的含义。他们如梦初醒，意识到“还有出路”，齐声高唱着他的歌曲，走上街头抗议，甚至由此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运动。

这种情节听起来相当熟悉。每一场革命都有自己的圣曲，捷克“布拉格之春”时，人们唱着本国歌手翻唱自Beatles的Hey, Jude；在东德，大家背着斯塔西偷听Public Enemy和Beastie Boys；伊朗陷于严苛的原教旨主义统治时，人们依靠黑市上买来的瑞典Abba乐队的磁带滋润心灵。

有趣的是，南非流传着Rodriguez早已在舞台上自杀身亡的谣言。多年来，人们带着激动与惋惜的心情缅怀着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却在一位音乐记者不懈地挖掘之后惊喜得知，他还活着，在美国，在那个没人听说过他的国家，为别人装修房顶。

南非人沸腾了。他们迅速安排好Rodriguez到南非的巡回演出。媒体、乐迷，甚至组织者，都不敢确信这一消息，暗自做好从飞机上接下一个冒牌货的准备。然而这位他们奉为音乐教父的人真的出现了，自自然然上台，平平静静唱起他们传诵多年的歌。五千人的演出场所被激情塞满，人们站着，喊着，唱着，哭着，怀念青春，怀念反抗的日子。

Rodriguez平静地经历了这一切，回到美国，继续做木工。他知道，自己只是写了想写的音乐，在美国没有遇到知音，这没什么，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大到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小到促使乐迷开了自己的唱片行，记者达到事业的巅峰，女儿嫁给南非的保镖，外孙有一半的南非血统——他也觉得没什么，不过是做好自己的事罢了。

Rodriguez的传奇与好友H的故事看似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在我看来，只是程度的差别。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这道理不必多说了，还是现身说法最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