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边缘

《民主的边缘》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纪录片，虽然没有脱离导演左倾的思想偏见，但其中巴西民主的重生、发展与危机依然非常值得当今反省，也很具有进一步学术研究的价值。这篇影评，旨在提供一些巴西现代政治背景与相关研究理论，将政治变迁与依附论发展结合，丰富这部纪录片的思考层次。

巴西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建立于1889年，史称巴西合众国（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Brazil）。共和巴西虽在政治上脱离宗主国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但在经济结构上依然没有摆脱殖民影响，咖啡豆种植成为巴西初级产品出口经济基石，作为源源不断的货品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提供廉价原料。然而，1930s经济大萧条海啸般地摧毁了这份薄弱的殖民化联系，资本市场收缩，咖啡豆价格下跌，国家经济支柱倒塌，第一共和国的荣光危在旦夕。紧接着，巴西迎来近代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军队将时任合众国总统的华盛顿·路易斯推翻，拥趸热图利奥·瓦加斯成为总统。

热图利奥·瓦加斯

瓦加斯对陷入泥淖的巴西经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并效仿罗斯福进行一系列积极的国家干预，主要集中在符合农业国实际的减税降税上，这使得以农业出口导向为基础的经济回暖。1937年，按照新宪法规定本应辞职的瓦加斯通过紧急夺权而创立了一个新政体，即新国家。新国家的统治颇有点和法西斯异曲同工，内政上言论审查、取消政党选举、建立警卫队，外交上与轴心国眉来眼去、暗度陈仓。二战后，美国重返拉丁美洲后花园，与此同时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声势浩大，瓦加斯的威权政体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双重压力，最终不得不于1945年辞职，还政于民。

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巴西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由于欧美市场收缩，巴西开始将主要市场转移国内，由此积极发展民族工业。凭借美国的贷款和工业支持，外加无战争影响的良好环境，巴西经济进入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之后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著名的“依附论”，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由以西方发达工业国的“中心”和欠发达国家“外围”组成，认为欠发达国家源源不断给工业强国提供廉价原材料输血，并买入高价工业制成品是不平等的剥削，而技术、市场、资本的变化又让“外围”欠发达国家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由此欠发达国家应走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即在国内建立完整的生产-消费产业链，以国内市场取代国外市场，用高耸的贸易壁垒阻挡外国工业品进入以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完成工业化。此时的巴西，走在时代前列，成为拉美国家发展的楷模。

劳尔·普雷维什

进口替代模式的运用使得巴西的民族工业较早获得发展，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却出现结构性失衡。1964年3月，巴西爆发军事政变，建立以“安全与发展”为指导思想的军人政权。作为保守的右翼政府，军人政体在政治上打击左派革命政党，限制言论自由，与此同时强力政府的资源投入、抑制社会参与让经济技术专家得以在一个稳定高位的政治环境中着力于产业发展。很快，巴西经济再次腾飞。不过，基于精英资源的产业加剧了国内贫富分化矛盾，而1973年的石油危机让巴西赖以生产的能源极度匮乏，无法维持国内生产状况。为维持经济增长，军人政府大额借债，刺激经济。配合进口替代模式的国内工业部门依赖政府举债外汇，却无力创汇，终于在80年代初拉美国家债台高筑，制造业损失惨重。

同时期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论”引起拉美学界广泛关注。比起普雷维什，多斯桑托斯强调拉美在产业、政治和“智力”上全面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中心，中心凭借先进技术和金融对拉美的工业、社会实现控制。但他的“新依附论”不再只有“中心”和“外围”，还有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左翼革命浪潮影响，多斯桑托斯认为继续存在于世界市场的欠发达国家终难逃被剥削的宿命，因为国内部分人会成为发达资本市场的“买办”，代替资本国在国内进行剥削。通过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倒买办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是摆脱被剥削的唯一出路。

1985年军人政权下台，意识形态的右倾光谱却没有转向，最明显表现便是卢拉三次参选总统而未得。2003年卢拉上台的前任巴西总统是费尔南多·卡多佐。卡多佐是依附论发展理论的代表，不似多斯桑托斯，卡多佐信奉改良主义，主张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来发展巴西经济，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依附条件下能够获得政治独立、经济自主。在卡多佐上台前，他反对卢拉的左派政治主张，与右翼民主党结盟形成中间偏右联盟，该联盟也成为日后国会第一大党。当选总统后，卡多佐改组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使其更加右转。这也是卢拉上台后必须与偏右政党结盟组成多数政府的原因。

第34任巴西总统费尔南多·卡多佐

著名学者胡安·林茨提出“总统制五宗罪”，认为总统选举即多数决制下的“赢者通吃”，非绝对多数的其他人失去代表，社会由此产生利益群体的分裂。但从本片巴西重回宪政的历史叙述中可见，即使左派选出总统上台执政，社会整体政治氛围依然右倾，而这源于国会的政党联盟——在总统党并非强大到占据多数席位的情况下，必须选择与其他政党联盟来避免minority government的出现。柴巴布在“论总统制下民主体制的死亡”之序言中，就对林茨主张的“赢者通吃”总统制只能代表绝对多数人利益而造成社会分裂的观点提出质疑。事实上，在总统制下，政府走向政党联合（coalition）还是少数掌权（minority government）取决于总统党和另外政党在政策空间中的距离。如果政党间政治偏好差异较大，那么总统就会以妥协换取政策合作，从而形成联合政府。也因此，柴巴布认为60年代军人政权带来巴西民主制死亡并不咎在总统制（胡安·林茨的“五宗罪论”认为总统制下民主制度相比于议会制更容易死亡是因为总统制本身的缺陷），而源于历史巧合（如冷战的环境要求军事力量相对强大，从而给了军人夺权的良好时机）；但是，如今巴西正在发生的一切——左派的失败、右翼重新壮大和威权主义卷土重来的危机——预示着将来民主制失效甚至崩溃的可能性。柴巴布在提出他的解释时将一切归因于历史巧合，避免了理论的构建；但如今我们要问，难道现在，又是另一种历史的巧合吗？

现在，是历史的巧合吗？

这也就是仗着你家家室显赫，能近距离接触政要。拍的什么啊，有些问题民主制度最终解决不了。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已成共识。只是现在有一个通病，就是纪录片就毫不关心影片的节奏。让人看得昏昏欲睡。好东西好题材都拍完蛋了。纪录片就只管记录是吗？那叫跟拍录影带多好呢。题材其实可以拍的很惊心动魄，只可惜。。。。

再说回民主制度，说这个就容易打起来。人这个群体很难说，经过这次瘟疫。彻底让世人看到了所谓西方先进社会，民主制度的弊端。以美国为例，他的优越是建立在祸害别人的基础上。发动战争，为德州的军工寡头找买卖。损透了。经济上自己做炸弹，搞金融危机，然后转嫁到全世界为他买单。索罗斯这个损B，做空这个，做空那个。祸害别人20-30年国力都恢复不起来。怎么会有人崇拜这帮损逼，真是不理解。中国如果搞民主政治这一套，结果明摆着，就是台湾。狗拉不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种民主制度可能有他的优点，但是缺点绝对也是大大的。我们也有我们的缺点，这是正常的。谁都不是完美的，也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因为人类本身并不完美。

1.迪尔玛·罗塞夫谈受刑

抵抗折磨的艺术就在于想法，“再多一分钟而已”。如果你觉得还有五分钟，或者二十分钟，就会难以忍受。所以你要想“再多一分钟，两分钟……”不断地给自己洗脑，试着克服。人类生来就有的感觉，就是疼痛。

2.保洁工谈罗塞夫下台

如果能用一块布和一桶水把一切清理干净，那就简单了。但很不幸，没有办法这么做，太多肮脏的东西了。 她是人民选出来的，我觉得再次进行选举是最好的方法。我不知道是不是人民把她赶下台的，过程并不民主，也不是选民的选择。其实民主并不存在，我不认为民主存在。我们投票的权利，我不觉得它存在。

3.巴菲特

阶级斗争是存在的，没错。但是我所处的富人阶级，是我们发动了战争，而且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4.卢拉入狱前演讲

我们手上有棘手的工作要做，他们下令逮捕我。 你们听我说，我会服从他们的命令。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想转移责任，他们觉得这个国家所有的问题都是因我而起。如果我不相信正义，我就不会成立政党，而是会在这个国家发起革命。但我相信正义，一个公平的司法系统会根据证据来裁决。

限制我在这个国家行动是徒劳的，因为有数百万的卢拉、布罗斯曼努埃拉和迪尔玛·罗塞夫来帮我完成工作。 要阻止我传达想法也是徒劳的，这些想法已经在四处流传了，是无法被监禁的。 阻止我的梦想也没有意义，因为当我停止做梦时，我会让你们的脑海替我去做梦 觉得卢拉心脏病发的那一天一切就会停止，这也是幻想，那是一派胡言，因为你们的心会替我跳动，这里有数百万的人心。 强大的人，或许可以折断一朵、两朵或一百朵玫瑰，但他们永远都无法阻止春天的到来，我们是在为寻找春天而战

5.一位希腊作家写道

唯有富人受到威胁时，民主才算真正奏效。不然领头的就是寡头政治，从父亲到儿子，从儿子到孙子，从孙子到曾孙子，然后一直延续下去

6.当面对的未来和最黑暗的过去一样没有希望，我们该如何面对？

《民主的边缘》当然不能算中立，这几乎属于左派传记了。虽然导演并不掩饰，甚至大张旗鼓，但作为观众，至少要看明白这点再去决定立场。当然我们其实也不必非要逼着自己有立场，毕竟你能看到的，已经是不知道被捏了几手的泥人动画了。要想在真真假假里看得更真，只看一本怎么能够呢。

不要误会，我并不是指摘这本，我是概括所有。我并不是不喜欢这本，我挺喜欢的。我觉得任何表面上或骨子里自诩或练达或清明的人，都能对它喜欢的起来，你觉得呢？

只是，通过一部作品，创作的在解释表达和传递，屏幕另一边的又何尝不是在寻求自我解释和认同。你看它，除了看见它说了什么，还可以想想它屏蔽了什么。你想它，除了想你看见了什么，还可以看看你忽略了什么。

即使最“正义”、最“愤慨”或者最“急迫”的表达也应当接受这样的检视。即使历史上有太多正确而及时的“事急从权”，我还是觉得，真正稳固向上的历史，不应该以脆弱飘摇的事急从权为基石，更应该是经得起检视的程序正义。

但我还是给了四颗星，给作品本身，毕竟它挺成功的完成了创作初衷。

1、根本上来讲其实是体制内左派的困局。资产阶级的民主选举本身是金元政治，左翼政党既无法甩开资本家、银行家的支持与合作，但又因为自身意识形态一定要站在另一边，于是往往会有极大的张力。韩国历任左派总统有相似的困境，也因此而有相似的命运；右翼政党在这方面就没啥压力。

2、全球范围内的右转的确势头正烈。

3、反动势力的强劲（包括美国的幕后操作）和体制内左派的妥协倾向共同导致了经济数据太容易被做空，这样就很容易失掉支持率引发民众（本该是左翼基本盘）不满。

4、如何团结民众？民众并不是任何力量“天然的”基本盘，如果左翼政党失掉和他们的血肉联系和有力组织，他们也就很容易走到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一边去。

5、全球右翼分子的特征都是手持国旗呼唤伟大的军队。

6、反对权力关系的左翼政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反而会因为这个结构性位置处处受制，因为异见者的位置许多时候是具有优势的，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但首先要做的应当是向着革命的方向自我敞开，因为如果左派自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那失败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7、导演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在六十年代美国的社会运动中偶遇马克思和弗洛姆的书而改变了全家的轨道，是一个有趣的“改宗”知识分子案例。

8、信息时代真的没有秘密可言，电话门everyday可还行。

9、本片BGM好评。

10、罗塞夫不愧是个游击队员，看眼神就是战士；卢拉也不愧是个工人。体制内左派还是缺一点武德，缺一点李逵“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精神，这句话前半句和后半句同样重要，卢拉、罗塞夫、阿连德、卢武铉等人，不掌握枪杆子，“夺了鸟位”又怎样呢？

11、“阶级斗争是存在的，然而，是我所处的富人阶级发动了这场斗争，并将得到最终的胜利。”——沃伦·巴菲特。

12、我们将用行动去回应他。

一部情绪如此浓厚的纪录片，当然不可能是客观的，但是导演也并没有掩饰自己的立场。虽然背景得天独厚，年轻的导演其实对这个民主乱象的本质没有很深刻的理解。右派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不关心底层民众的死活，贫富分化日渐拉大，到一定程度会导致消费不振，需要左派上台（不然就要革命了）。左派在重分配上做的比较好，如果搭上世界经济扩张的东风（卖原材料就能大赚），可以改善国内消费需求进入正循环，但是左派没办法调动生产积极性，最终发展动能枯竭，社会停滞，民众又回要求右派上台。至于贪腐，这是人性的弱点，民主体制本身并没有办法遏制，左派右派都一样。最大的问题是资本有全球流动的能力，除非所有国家都保持对财产进行高赋税，不然试图兼顾左右的国家最终只能收割中产，将中产下层化，彻底割裂社会，现在所有所谓健康的橄榄形都岌岌可危。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