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小的孩子

今晚看了纪录片《村小的孩子》——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用近六年的时间对一个村子留守儿童和家庭的进行的跟拍。六年的时间，孩子们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从单独到三姐妹；而不变的是，要想很久才能记得一年才能回一次家的爸妈的模样，要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走路上学，风雨无阻。 或许贫穷依然存在于世界上的各个角落，但令人不解的是这六年来，当外界的关注点逐渐转向他们的时候，为何孩子的上学路还是如此艰辛？ 每一位农村的孩子都需要一束光，这束光，可以是一位好的老师，也可以是一位纪录片里那些好心的大学生志愿者，也可以一次去过大城市的机会。只有外侵机会的到来，才能让他们看到差距，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处在哪种境遇，明白读书与努力的意义，见到了这束光，往往就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开始。 农村孩子生处的环境是恶劣的，学习环境很差，教学质量更差，父母的背景也都是来自厂里的打工人，没办法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和视野。他们会让孩子好好读书，可是自己却并不是榜样，当然这里面各有原因，每个父母都有他们的困境与苦衷，加上又是爷爷奶奶带大了，这里面缺乏的与父母之间的温情与指导更少了，所以农村出生的孩子，苦是吃过的，性格会坚韧，但是因为视野狭窄缺乏沟通会变得极端和敏感，自负与偏执。而这些问题，又 需要他们通过教育不断成长与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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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能杰导演的纪录片大多聚焦社会边缘弱势群体，有关注乡村留守儿童的，有关注矿工尘肺病的，有关注南方民间庵堂文化的，有关注心智障碍青年的，有关注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有关注性少数群体的。在蒋导所有的记录片里，我感慨最深、哭得最多的是《村小的孩子》。

《村小的孩子》自2009年起陆续跟拍了6年，拍摄地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这里也是蒋能杰导演自己的家乡。本片拍摄时，光安村共1700余人口，有近900人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和留守的孩子们。老人们靠养鸡、种地等维持日常生计，承担着照顾孙子孙女们的重担。孩子们则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日子中，散养般地度过童年。

2004年起村小光明小学就已属危房，无法使用。大点的孩子需要每天五点多起床，去赶六点半开往镇上的拖拉机，或者步行到十四公里外的镇小学上课。而太小的孩子只能让爷爷奶奶带着去镇上租房子。这样不仅增加了开支，家里的地还荒废了，收入减少，经济更加拮据。生活对他们来说，太艰难了。2006年村领导决定私自招收低年级学生，在村民房上课，同时开始申请重建光明小学。直到2010年1月，在国家惠民政策的扶持下，光安村光明小学新教学楼终于投入使用了。但是只有二年级以下的孩子可以在村小上学，高年级的孩子们还是需要到镇上读书。

7岁的范魏煜和上初三的姐姐范魏媛跟奶奶一起生活。妈妈在生弟弟时难产去世，爸爸去广州打工，却因抢劫入狱四年。姐弟俩的学费只得靠奶奶种地卖玉米。初二暑假，范魏媛去打工挣钱攒学费，后来因为年龄太小没人敢再用她。说到爸爸，坚强的范魏媛几度哽咽，心里想好了很多话要对他讲，但如果真的见到他，她觉得自己说不出口。她说爸爸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她不想伤害爸爸的自尊。2009年10月，奶奶因病去世，范魏媛和范魏煜开始跟着外婆生活。

蒋鑫一家

蒋鑫和蒋恒哥俩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他们几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外出打工了，一年都很难回来一次。2010年蒋鑫4岁，哥哥蒋恒8岁。哥俩都很调皮，每天只知道玩耍，无心学习，经常因为不写作业被老师留堂。2011年冬，哥俩的爸爸妈妈回来了，只呆了几天就又回去打工了，临走前蒋能杰导演为他们拍了一张难得的全家福。蒋恒的学业还是很吃力，他不是个聪明的孩子，怎么也背不会书上的“李白乘舟将欲行”，听到同学的嘲笑，他伤心地哭了。

2009年蒋云洁6岁，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非常乖巧懂事。云洁的爸爸妈妈带着妹妹在外地打工，很少回来，她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小云洁会照顾奶奶，帮奶奶做家务，摘到野果会带回家给奶奶吃。在被问到别人有钱买零食，会不会羡慕，小云洁说：“不想买零食，因为家里钱不多，要留着给奶奶看病。”因为奶奶不放心云洁步行十几里去镇上上学，所以蒋云洁读了两次二年级。直到该上四年级的时候，她才和蒋恒他们一起步行去镇上读书。

彼时小云洁还是个爱笑的小娃娃，会笑着喊导演杰哥，让他帮忙给死去的小鸟拍照。导演问她长大了想干什么，她笑着回答说：“我长大，想打工。”小云洁后来成为蒋能杰导演第一部剧情长片《矮婆》的主人翁，长大的矮婆（云洁的小名）笑容不再，让更多人认识并记住了这个懂事惹人疼的姑娘。

2009年至2011年跟拍的这些孩子，那时候一个个还都天真烂漫，会笑着从镜头中找自己的影子，会对着摄像机吐舌头做鬼脸，会在导演给他们拍合照的时候灿烂地笑。他们已然尝过了生活的苦，却不计较没有漂亮的衣服和好玩的玩具，他们对着镜头说着不记得妈妈的样子，眼里却尽是令人心疼的落寞。

随着媒体的曝光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努力，留守儿童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一渡水镇的孩子们还是照旧地生活，但是生活也在渐渐发生着变化。他们有机会看到光安村以外更大的世界，渐渐明白了父母的艰辛和无奈。

2012年春，光安村留守儿童命运的一次大转机到来了。湖南卫士的《天声一队》通过芒果基金为8所贫困小学资助了爱心校车，一渡水镇光安村光明小学是其中之一，节目组还专门到光安村为孩子们拍摄了专题。孩子们艰难跋涉的求学路深深刺痛了全国人民的心，节目效果非常显著，校车很快到位了。但最终因为光安村没有公路，校车没能载上村小的孩子通往求学之路。蒋云洁和范魏煜、蒋恒他们，还是要继续早起，每天往返结伴走路3小时到镇上去。孩子们第一次靠近幸福的希望破灭了，留守儿童的援助之路还很漫长。

2013年CPLA开展“留守儿童筑梦计划”，中国青年慈善领袖会志愿者们为光安村的留守儿童送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他们用视频记录了爸爸妈妈想对孩子说的话，为远在外地思念孩子的父母和留守家中渴望被爱的孩子，架通了一座爱心之桥。志愿者为蒋鑫、蒋恒哥俩争取到了与父母视频连线的机会。在十分钟的短暂时间里，爸爸妈妈一直在嘱咐哥俩好好读书，以后要有出息，上大学，不要像他们一样打工这么辛苦。哥俩一边听，一边抹眼泪。视频连线的最后，蒋恒对屏幕里的妈妈说：“我爱你”。屏幕内外，父母、孩子和志愿者们，所有的人都在泪流满面。

时间到了2014年，纪录片跟拍的最后一年。蒋鑫、蒋恒的父母春节回家，一家人过了一个团圆的新年，年后他们很快又外出打工了。范魏煜、范魏媛的爸爸出狱后不久又再次入狱5年。范魏媛通过社会援助、贷款、兼职，终于去桂林读了大学。蒋云洁的父母在回家种地半年后，因收入太低，决定继续外出打工。

《村小的孩子》是蒋能杰导演处女作《路》的续集，还有一部《加一》，是关注留守儿童题材的公益纪录片三部曲。荣获第三届凤凰视频纪录片大奖、最佳纪录长片奖、法兰克福影展一等奖。蒋能杰导演致力于用影像关注社会，用镜头呼吁更多人关注留守儿童，重视乡村教育。 蒋导为家乡孩子所做的并不只有记录，他一直坚持做公益，至今已筹办了5所乡村图书室，自费加社会募捐资金，购买书籍桌椅，也接受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的捐赠。同时，蒋导也在光安村连续举办了三届棉花沙乡村摄影大赛，用募捐来的二手相机，鼓励孩子们去拍摄生活中值得记录的影像。蒋导也曾发起空巢老人关爱影展，为家乡的空巢老人发声，呼吁年轻人关爱父母。

其实，纪录片里的孩子，至今蒋导也都在关注着他们。如今这些孩子都已成年，蒋恒成为一名理发师，蒋鑫也长成和哥哥一样高的大小伙。小云洁已高中毕业，假期还偶尔给蒋导兼职做助理。当年在纪录片里一起打闹的小伙伴，如今谈起这部片子，还在朋友圈打趣小时候的童言童语。

感谢关注并为留守儿童发声的记录者，也感谢所有为留守儿童提供过帮助的志愿者们。他们的行动虽未能改变现状，但他们的爱心给予过每一个受助的孩子雪中送炭般的温暖。我们祝福所有的孩子都能在童年有父母温暖的守候，让孩子们都能记得爸爸妈妈微笑的脸。谨以此片献给全国2.5亿农民和6100万留守儿童（更多资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棉花沙影像工作室）。

标题其实出自圣经。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地击中我。对于纪录片，尤其是这样纪实的片子，我一直避免于投射过分的怜惜之意，可能是我并不能认同他们是惨的，是不是我们在看待那样的生活与自己有着巨大的相差，就能定义为那种日子是惨呢？这点我持有怀疑。就像前段时间不是也有人发了一张孩子炒饭的动图吗，评论区一片的可怜唏嘘。就很让人摸不着头脑，两个孩子笨拙地用铁锅给自己炒饭吃，这就是惨吗？在那样大的年纪里会知道并且认为那是惨吗？惨，到底是圣母群的泛滥心还是不自觉的优越感呢，无论过哪一种生活，不论一个人的肚皮装的是隔夜的剩饭还是某些山珍，就能断定一种朴实的令人发抖的，或是更为贵重的躯体吗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傲慢呢。

惨，对于我个人来说，更像是一种认清一样。认清自己已经度过并且仍会过着的发白的日子，感受到阴天来临的一阵胃痛，出神的间隙逃逸掉的某部分自己和回神后迟缓的半拍续借不上的错愣。

意识不到那种完全能影响自己状态的真相，当事人并不能也不认为那种生活到底有多脱节，或者从来都没有接触光的情形下，我觉得那都是可以接受的。

其实还有想到鲁巴肖夫，今年看的流的泪最多的一本小说，当钢铁一般的军官对审讯犯鲁巴肖夫问出“鲁巴肖夫同志，你小时候有没有见过钟表”的时候，没办法不决堤，不知道他是以什么样心情说出，他本来就出身于那群人中，俄国的农民情愿把仓库的老鼠养的肥肥的，也不愿意献出一粒米，当在征收粮食的时候，看着那些人红红的手掌肥肥的脸庞，只有抓耳挠腮抠鼻屎的一系列粗鄙行为，各个人那双像老鼠一样精明的眼珠子滴溜溜转，就是不透露米的下落，不知道他怀着什么心情惩罚他们直到他们搬来家里的最后一粒米。那个军官说，鲁巴肖夫同志，我太了解我们俄国的农民了，因为我就来自那里，我也最清楚该怎么对付他们，国家需要米，他们怎么能不掏出来呢。这是书里很让我印象深刻的情节，当时我也如鲁巴肖夫一样，觉得新时代要来了，年轻人都被教育的很好，是不是就代表着他们这群老将军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呢，这很像很像我们这的一种现况，军官可怜可恶可悲吗？后面他说的其实让人笑不出来。他说鲁巴肖夫同志，我小时候没有见过钟表，甚至也不知道时间，一天怎么会是24个时，那个圆圆的指针划过一圈怎么就是一个小时呢，他说我们俄国农村把自己养的胖胖的，每天太阳晒到一个位置就知道该去地里干活，但他们不懂得时间，不知道一分钟的概念，他说鲁巴肖夫同志，您是去过欧洲的人，您应该知道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他们生产经过了百年的时间，科技的运作已经很成熟了，我们俄国要想赶超过去，就必须铆足了劲往前冲，他说鲁巴肖夫同志，我们是在创造新世界，那些农民怎么能不按照工厂的时间工作呢，他们怎么能在国家需要米，需要铁的时候不献出来呢，迟到一分钟如果能容忍的话，那所有农民不得睡到太阳晒到屁股才起来干活，他说鲁巴肖夫同志，我们是在创造新世界，违背了戒律，必须接受惩罚，但是这个惩罚不会是无意义的，它作为一种惩戒会一直提醒后来的人，在历史中也有它的价值，他说鲁巴肖夫同志，你试想，十年后，俄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说鲁巴肖夫同志，我们需要你拿出你的那部分意义。

为什么提鲁巴肖夫呢，因为这本小说完全影响了我该怎么看待事物，军官那种人，仿佛是我们最避之不及，最被冠以帽子的那类人，但他的自白，和对鲁巴肖夫的残酷，仿佛都带有无可逆转的苦涩感，我无法把握，也无法评价那种人，带了很多复杂性，是一种熵增行为，混乱冲击了自己原本的一些体系，只是觉得悲伤，非常大的悲伤。

看待这种纪实片也一样，惨，是与否同样让我没办法随意的定标签别人的生活，那只是一种傲慢和拒绝

他也知道你怎样走这大旷野，今天看到这句话激起了双重的悲伤，于是写下这篇胡言乱语之词

有些梦想是和命运斗争时催生的

是奶奶的病痛

是爸妈的分离

是烫手的柴火

是挤脚的雨鞋

是颗粒无收的土地

是从屋顶破洞里漏下的雨滴

是眼泪

它们偷偷埋下了种子

让人千难万难也要走出大山

去学电视上偶然听到的一句happy birthday

看到弹幕上说

再苦也要坚持建小学的老村长是“我的爷爷”

说自己也曾是留守儿童的“1/56000000”

我不知该哭还是笑

村里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

大部分年轻人选择打工

随便一份零工一个月也有一千多

而代课老师十几年如一日

每个月工资只有一两百

好不容易才涨到了五六百

政府的补助 只听过 没拿过

一有假期就去上访

上访的人很多 乌泱乌泱

全是代课老师

为了一点补助

去送礼、去求情

去碰碰运气

拿不到就算了

都是命

空间的距离造成了时间的滞后

闭塞的信息被困在小小的村子里循环往复

孩子们的认知里 主席还是姓毛

日本都是坏人

长大就要打工

打工等于赚钱

首都？天安门？奥运会？

这些名词都是啥？

他们不好奇 也不关心

家里的农活倒是都能熟练掌握

纪录片里插播了一段湖南卫视的爱心捐赠

旁白煽情地说弟弟每天上学要往返3个小时

妹妹本应去中心小学读4年级

却因为路途遥远只能留在村小重读二年级

这一切都是校车的原因

有了校车孩子们就都能享受知识的灌溉...

可捐赠的校车因为公路太窄 无法通行

村民说

真想把那校车砸了

是啊 那可笑的校车 它的存在就是一种讽刺

“别人都问我为啥要当代课老师，又辛苦又没钱，我说，我是为了一腔对于教学的热情”

“这个学校必须建，不建我们村就黑暗了，黑暗啊”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等夜色过了 黑暗会消失吗

《村小的孩子》纪录片 剧照 蒋云洁

知道蒋能杰，是因为纪录片《加一》，那是一部比较特殊的留守儿童纪录片，在那部片子里出人意料地展现留守儿童属于孩子面的快乐和纯真，当然，也有我们众所周知的孤独和愁苦，展现了这个时代独属于他们的特殊的生活状态。

这次看《村小的孩子》，却在泪水中一再收获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种不舒服，来源于《村小的孩子》是一部原原本本的纪录片，并且它的跟拍时间很长，各色人等的嘴脸都能在其中比较完整的呈现。这种真实的呈现既让那些冠冕堂皇、形式主义的官员嘴脸无处躲藏，也让人从另一种视角脱离情境看到我们针对留守儿童所采取的各种行动里，究竟哪些是出于情真意切的同理心，哪些是出于私欲或者虚荣心的自我感动。在作为一个行动者的同时，我们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反映的行动者”，时时刻刻保有一种自我反思与灵活行动的能力。

《村小的孩子》纪录片 剧照 蒋恒

留守儿童的苦，有多少是被建构出来的？

留守儿童是苦，农村生活是苦，这些都不可否认。但就如观影之后蒋能杰导演所言，留守儿童的苦，更多的并不在于困顿的物质环境和过早参与的农事劳动，真正的苦是父母陪伴的缺失，是教育的缺失。这与城市人的想象是非常不一样的。

关于父母陪伴的缺失和教育的缺失，这两点外界的想象和儿童自身的认知其实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的。在写硕论的时候我就曾针对这一点进行细致的反思，孩童的心思是非常简单的，他们聪明地反映周遭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所展现出来的一切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在迎合在外界的期待，从心理学上来说，儿童这个时期尚处于镜像阶段，他们内心尚未形成独立的自主判断。所以，当我们真的与这些留守儿童相处的时候，才是真的要小心地对话，而不是像纪录片中出现的那些来自大学的志愿者们，将自身视为一种神圣的救世主，煞有介事地安排一场蒋恒蒋鑫兄弟与父母的一场视频，并完全忽略孩子本身的语言体系强逼着孩子们说出拗口的“我爱你”。在那个镜头里，所有的眼泪，大概都是为志愿者们而流。

难道常见的因为相隔太久而稍显陌生的，接起电话尴尬地背书不是另一种孩童般的体贴吗？

《村小的孩子》纪录片 剧照 蒋云洁和奶奶

是慈悲还是同理？是改变还是毁灭？

观影会结束，有一场与导演的见面会，有一位创建“贵族幼儿园”的校长站起来慷慨成词，倒是令我想起了大学时的支教时光。那时我也抱着一种“乌鸦反哺”的心情每个寒暑假奔波到各个山区里开展支教活动，我们的社团简称为“下乡”。一开始总以为自己可以改变很多，后来却越发觉得这种大学生下乡的支教活动的残忍之处：我们眼睁睁地将繁荣的城市生活撕开一个口子给这些山区纯真的小朋友们看，鼓舞他们向往另一种生活的心，却浑然不去考虑究竟他们之中有多少人是真真正正能走到这一步的，又有多少人因为这一眼产生的晕眩而丧失了现实感，从此活在绝望之中。

而更更重要的是，我们就有足够的资格对每一种生活做出一种高下的判断了吗？富饶的城市生活就真的比恬淡的农村生活好吗？先进的技术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就真的比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更先进更高级了吗？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塑造成对生活只有一种想象的同批人类呢？

丧失想象力和包容心的我们，为什么就能居高临下泯然众生地草率地去干预另一代的人生呢，尤其是对于这些天真又尚未有自己成熟的判断的孩子们，为什么不能先建造一个有无限可能的花园呢？

你长大了想干嘛？这个社会是否变成只允许孩子们选择“打工”一种生活的社会？

《村小的孩子》纪录片 剧照 蒋恒兄弟

是行动者，更要是反映的行动者

问题被意识到的时候才是问题，而意识到问题却将其归结于体制或者别的原因选择束手就擒的话，那意识到问题又能怎样，除了表明你的慈悲之心，让我在深夜之中用灵魂向你感恩吗？我从来不去否认任何一种朝向留守儿童或者农民工的行动，即若是最微小的行动也犹如烛火照亮了暗夜中前行的人，但我们就应该沾沾自喜或者自我感动却忽略每一个行动背后所能引发的蝴蝶效应吗？

不能。

越是行动者更要深切地省思，我是真正在行动，在同理，在撬动这不公平的世界，使其能否在不伤害任何一个生灵的前提下顺利地发生下去。

共同体，从来不是集群主义，也从来不是少数人要服从多数人的利益，真正的共同体，是要在每时每刻都面临着伦理、道德、良心的叩问背负着某种罪恶感努力让所有人都好好活下去的信念。

跟随容易，反叛难；批判容易，行动难。

人生很难，爱每一个encounter的生命吧。

一开始带着轻快的心情把这部纪录片看起来，后面慢慢地就让我想到了我作为一个留守儿童的小孩经历。

父母很早就外出打工，目的地是东莞白石岗，家里大人是爷爷奶奶，陪我一起长大的是姐姐妹妹。每年的春节是爸爸妈妈回来团聚的日子，在前一天他们会打电话回来说，第二天凌晨他们就会到家，到了那个早上，我就会醒得很早，跑到街上，听着呼啸而过的大车们，每次听到一个，我就向左右两边探探头，很少会等到他们，我就继续在家门口等着他们回来。回到了，就帮他们把行李搬到家里的二楼，我再也睡不着了，然后就去刷牙洗脸，吃爸妈带回来的零食。

爸爸妈妈不在的那大半年的时间里，我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起床起很早，一般都是五六点，然后开始看电视，之后才去刷牙洗漱，然后吃早餐，然后背着书包或者拎着袋子，去上学。爷爷奶奶很喜欢喝酒，他们基本管自己的吃喝与玩乐，对于我们的管教基本没有。每天的零花钱是几毛钱，甚至这几毛钱还要求他们给。

我不认为自己有多努力，但是在学校的成绩就还不错，爸爸妈妈总会拿来夸耀，我并不喜欢。我学习好也不是为了取得他们的肯定与开心，我也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也许是真的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那个时候最喜欢看电视。冬夜里我会先泡脚，然后打开湖南卫视，看完最早的变形记，然后最后一个睡觉。在冷的日子里，我会起得很早，然后打开少儿卫视，看那个每年相约的米菲兔，躺睡在奶奶的旁边，而她总是睡得很熟。

后来奶奶去世了。爷爷会等我们周末或者放假的时候，带我们去割水稻，抛秧之类的，太阳很大，季节基本在春夏，还有收地里的花生，总是弄一个下午也不能结束，我有时会偷吃那些刚从地里出来的花生们，生生的，却很好吃，我当时好像也没有拉肚子吧。

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喜欢看电视里播放的喜羊羊与灰太狼，非诚勿扰，男生女生向前冲，湖南卫视等等，趁着广告时间我们就三个人派一个人去离家不远的小卖部买冰淇淋雪条之类的吃吃，而我总喜欢跑快点，我怕慢了就不能看到电视了。

留守儿童总会进行对比，比如放学的时候从来没有父母来接，爷爷奶奶更不可能了，还有下雨的时候，从来没有大人来接我，只能等雨小淋着雨回家，不能指望着别人。开家长会的时候每一次都是爷爷来，没有想过爸爸妈妈给我开家长会。

等到他们从广东的电话屋打电话回到这没有装修过的红砖头房子，我总是用每次一样的话语敷衍他们，嗯嗯啊啊，好的，很好，之类的说辞，因为每天打这种电话真的没有多大的意义，只会让当时的我不耐烦，所以很快就会挂掉电话。

春节的时候他们总会拉扯我们三个去走亲访友，收获的压岁钱我也不记得我放在哪里，总之我记得要走很多的路，要坐很久的车，我总会睡着。还记得爸爸很喜欢用摩丝打扮自己，而妈妈没有太多的妆容打扮。当时县里盛行三轮车，所以我们总是坐三轮车，从这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每次我都会很困，继而睡着。

说到三轮车，我记得我很喜欢坐在靠近窗的位置，因为我可以控制进入窗的风的大小，我也可以一直观察与三轮车相向而行的各种车与人。

春节的假期很少，等到爸爸妈妈坐上前往东莞的硬卧长途班车的时候，我总会忧郁带泪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想到明天就见不到我的父母，就会很感伤，但是我无法抽离，只是会说出那些流泪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