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共和国

朴正熙横行十八年饮弹毙命

新华社北京十月二十七日电　据朝鲜中央广播电台今天广播的汉城消息说，南朝鲜伪总统朴正熙被打死。

广播说，十月二十六日晚上六点左右（当地时间），朴正熙参加南朝鲜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在中央情报部食堂举行的晚宴时，金载圭和朴正熙的警卫长车智澈之间发生枪战，朴正熙中了中央情报部部长的枪弹死亡，车智澈在枪战中也被打死。随后，在南朝鲜全境实行“非常戒严令”。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南朝鲜当局在二十六日晚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决定由伪总理崔圭夏“代理总统职务”。会后还宣布关闭各大专院校，实行新闻检查，禁止集会和示威游行。

据报道，从二十六日深夜起，汉城各机关和公共设施全由军队把守，坦克在伪总统府外巡逻，驻南朝鲜的美军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独*者的下场

南朝鲜的独*者朴正熙在他的集团内讧中饮弹毙命，这是这个*西斯头目应得的下场。

朴正熙从接过李承晚的衣钵，在美国支持下粉墨登场以来，尽管挂起了一块‘维新’的牌子，使出浑身的解数，变换了许多花样，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他名曰推行‘民*政治’，实则实行一人*裁，名曰主张‘南北统一’，实则策划‘南北分裂’。在他的**统治之下，整个南朝鲜政治腐败，军警横行，民不聊生。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南朝鲜人民，忍无可忍，同朴正熙集团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此伏彼起地发出了‘朴正熙下台’的愤怒呼声。朴正熙纵有屠刀在握，而且比李承晚狡猾阴险得多，但是由于他丧权辱国，涂炭生灵，违背南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民族愿望，终于难免走李承晚的老路，垮台完蛋，而且连一条命也没能保住。

朴正熙虽然死于他的同伙之手，但是这绝不是偶然的事件。南朝鲜人民反对朴正熙集团、要求祖国和平统一斗争，使朴正熙的独*统治陷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在他的后台老板看来，他已经是一条不能再起作用的乏走狗，这就决定了他的命运。历史发展的逻辑是：反人民者必然灭亡。朴正熙的下场也只能是如此。

朴正熙死有余辜

臭名昭著的朴正熙，在南朝鲜搞了十八年之久的*裁统治之后，十月二十六日在内讧中，中弹毙命。

长期以来，由于他推行军事法*斯统治，加紧扩军备战，坚持民族分裂，不仅使南朝鲜人民怨声载道，而且使三千里江山长期得不到统一。他的罪恶，罄竹难书。

朴正熙是在李承晚垮台、反动政权连根动摇的形势下，于一九六一年发动政变后爬上了“总统”的宝座。自此以后，他实行比李承晚当政时更加残酷的血腥镇压，先后炮制出五千多项法西*法令。秘密建立了许多特务机关、“非常军事法庭”，对人民进行迫害。

为了排斥异己和打击民主势力，一九七七年三月，朴正熙集团匆匆忙忙只用了十三分钟时间，非法判处曾经发表《民主救国宣言》的民主人士金大中、前总统尹谱善、宗教界人士咸锡宪、牧师文益焕等人以五年或三年徒刑。为了对付政治反对派，朴正熙建立了一支三万人的特务队伍。

朴正熙十分惧怕南朝鲜人民和进步的新闻工作者揭露他的法西斯暴行，为此，他扼杀社会舆论，严密封锁消息。被朴正熙集团勒令停力、强行封闭的报纸、通讯社和出版社达两千家之多，数百名记者和舆论界人士横遭逮捕和开除。

南朝鲜的青年学生一向站在反对朴正熙集团的斗争的最前列。朴正熙一伙对汉城梨花女子大学、高丽大学、汉城大学、延世大学及其他大专院校，施行了一系列残酷的镇压和暴力措施。根据他一手炮制的军事镇压令，伪军可以以“维持秩序”为借口，占据学校；可以在任何时候不需“法官”的证件就逮捕、拘留、搜索不合他们脾胃的学生和教职员。

朴正熙在“清除腐败和旧弊”、执行“经济开发”计划等幌子下，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使劳动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五年间，粮食和副食品的价格平均每年上涨百分之二十二点五。一九七七年，各种物价又上涨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去年初，朴正熙又宣布普遍实行附加税，进一步掠夺百姓。南朝鲜一些报刊把朴正熙当局增加苛税指责为“税金攻势”，是“勒紧国民脖子的杀人行为”。

朴正熙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阻挠朝鲜人民走向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光明道路，曾不断乞灵于战争叫嚣和扩军备战，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人所共知，一九七二年七月，朝鲜北方和南方发表了联合声明，打开了南北交往的大门。但是，就在联合声明发表还不到三个月，朴正熙集团竟然颁布了反动的“维新宪法”，并先后发布了多次非常戒严令和卫戍法，制造了许多迫害爱国民主人士的重大政治事件。

朴正熙曾大肆叫嚷南北之间已“进入了军备竞争的时代”，并宣布进入“举国安全态势”和“战时紧急体制”。他曾纠合了一些所谓社会团体组成“总力安全全国委员会”，强迫南朝鲜居民参加所谓“胜共动员大会”，让妇女成立什么“全国妇女总力安全协议会”。朴正熙本人曾多次窜到“前线”进行“视察”，给伪军打气。

朴正熙在进行战争恫吓的同时，玩弄贼喊捉贼的手法，说什么南朝鲜面临“南侵威胁”，遇到了“空前的危机”。但是，事实是最有力的见证。正是在朴正熙大肆叫嚷“南侵威胁”的时候，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主席提出了关于自主和平统一的三项原则和五点纲领。

为了永久分裂朝鲜，朴正熙曾加速推行“军事装备现代化”的计划，妄图保持“实力的优势”。一九七四年，在位于釜山以西马山附近的昌原，建立了新的军事工业基地，生产大口径炮、装甲车辆、地雷以及其他武器等。朴正熙曾吹嘘说，南朝鲜将“成为自由世界第九个坦克生产国”。

朴正熙的险恶用心就是用所谓“南侵威胁”转移南朝鲜人民的视线，用血腥镇压维持其*西斯*裁统治，以顽固推行它制造“两个朝鲜”的图谋。它的这种行径，必然激起朝鲜南北方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反*裁斗争的加强，从而导致朴正熙的覆灭。

断断续续看了整个剧（至少大部分吧）。主要关注双十二政变和光州事件，从头到尾看了。

全斗焕这个人，怎么说呢。他的五共在这部剧成了大反派，整个剧都是黑他的，黑这个政权的。不过他最大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内因——他是个粗野狂妄、只信奉枪杆子强力镇压的武人；第二是外因——他用的方式其实跟前任、他的老上级和知音朴正熙总统没什么本质区别，但是时代不同了，全斗焕没有意识到。这是他和国家的悲剧。

朴正熙统治时期分成了两个共和国：第三和第四。如果说第三共和国还是蒸蒸日上高速发展大家满怀希望的时候；那么第四共和国暴露的其实就是韩国社会对于军人专政已经开始不满的环境了。由于国际大环境（1973年布雷顿体系的瓦解，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低速增长甚至“滞涨”时期）：一直依赖于日本和美国经济、搞外向型经济增长的韩国自然也连带进入低谷。人们生活下降，自然对于政治高压的社会环境也感到难以容忍。但是朴正熙是怎么处理的？他不像很多韩国右翼保守派认为的那么英明神武富有政治智慧——他的处理本质上还是军人高压式的。1979年的釜马事件就是最大的明证：朴调动三空输武力镇压。这也成为金载圭刺杀他的导火索。可以说如果没有刺杀事件，继续执政的朴正熙肯定会越来越顽固、越来越信奉武力至上。这可不是简单的车智辙迷惑上级的结果（在这点上车倒有点像未来全手下的许文道）。

人们也可以想想：釜马事件和光州事件，中间差了几年呢？就这几年就完全不一样了么？人们的认识、社会的观感就完全不一样了么？实际上，光州最后搞那么大乃至成为今天的韩国版“二二八”，很大程度上跟它所在的全南地区跟军人政权仰仗的庆北等地在经济繁荣中的不同待遇有很大关系。全南的经济在韩国大环境里是不受重视且拖后腿的，自然人们对于现政权，不管是朴正熙还是全斗焕，都不会有什么好感。朴正熙好歹还算经济奇迹的发起者，全斗焕？

然后谈谈双十二政变。

1979年的双十二政变据说连同后面的戒严时期算上，时长上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时间最长的军事政变”）。这似乎没什么好夸耀的。相比于1961年几乎众望所归的“五一六”，1979年的这场政变反对者众多，也有相当程度的流血发生。过程有点险，但最终也算得了一个成功的结果。

兵变的源头其实在于军队中传统势力对于民主化的不满，而兵变受到的阻力较大，也是在于军队内支持民主化的势力也不小。事实上朴正熙如果活着，他肯定会站在全斗焕这帮人这一边。从兵变者的角度而言，如果说这场政变有导火索，那一定是郑升和在军队会议上那句“绝对不能再出现朴总统那样不幸的军人了！”——全的前辈黄永时中将大发雷霆，鼓动全去拉人搞兵变。

政变主要动用的是全的老部队（现在是他亲信卢泰愚指挥的第九师团）、首都警备司令部的两个团（特别是张世东的第30团），还有特战司令部的三个空降旅团（朴熙道的1空输、崔世昌的3空输和张基悟的5空输）。特战司令部基本上成了空架子：作为国军精锐的空降部队居然只有一个旅团靠得住（还缺少运输车辆）。

插一句：3空输真的算空降部队出镜率最高的代表了。前有朴大总统镇压釜马示威用它；再则双十二兵变有它；最后镇压光州起义也是冲在最前线——可谓历代军人总统都喜欢的亲信部队。

政变成功几大要素：

1，全斗焕在兵变前掌握了实权：

全本来就是朴正熙眼中的红人。朴本来想让这个后辈也去搞政治，但颇有自知之明的全留在了军队。在越南，他和老友卢泰愚的搭档干得很不错。回国后被朴任命为保安司令部长官，这其实是韩国国军中的实权控制者。这决定了朴被刺后，虽然戒严司令部是参谋总长郑升和主政，但实权完全掌握在全斗焕手中。他成了戒严司令部名义上的二号和实际的一号人物，因为许和平和许三守的情报处控制了全部情报，信息优势成为未来兵变的关键。

2，全和他的同道们果断且全力以赴：

全自己召集家人显得很悲壮，事实上他也是赌上了自己的前途干这一票。

卢泰愚关键时刻下令停战区的第九师团出动29联队（全在越南战场指挥过的老部队）向首都开进（这完全违反军纪：停战区的国军部队就算平时也要在美军指挥下才能调动，结果美国人没管）。

许和平监听到汉江大桥接到阻止政变部队过桥的命令，马上直接连线大桥守备部队说服对方放行。

兪学圣中将想出兵不厌诈的主意，表面提出双方都撤军，实际上默许自己一方通过汉江大桥开进汉城。

兵变集团非常团结，以全小将为中心，群力群策，共同努力促成最终成功！

3，韩国国军内部对镇压政变犹豫不决：

这样的表现有两个原因。

第一，韩国国军的指挥系统完全是乡土关系至上（旧日本军队也是这样）。这种前提下的“忠诚”不是现代军队意义上的。

在兵变最危机的时刻：全让兵变集团的"一心会"成员都去动员能拉上乡土关系的军官去说服不要镇压政变。最后连最顽固的张泰玩也被手下军官抓起来了。这就是同乡说服的力量。

第二，镇压派墨守成规，其实根本就是不当回事。没有调令军队不动，参谋总部的军官们纸上谈兵毫无积极性。

一个不算恰当的例子是：听到兵变枪响吓得先去找老婆孩子一起逃难的国防部长官卢载铉，事后被政变军抓到被迫见崔圭夏，要求这位代总统事后认可。他对崔所言之理由也是这个。虽说这是托辞，但也反映了这种思潮在当时军队中是主流观点。

4，美国的最终认可，这点最终确认了全斗焕的成功：

世人皆知南半岛实际上是典型的美国附庸，与近邻和前殖民主子日本不同，韩国是靠着美国才能免于金家光芒普照的，自然是跪着接旨的角色。韩国国军战时指挥权属于联军司令部（就是驻韩美军司令部、美第八集团军司令部），甚至三八线南边停战区驻扎的国军部队，在平时也是美军才能调动的（结果卢泰愚兵变时擅自做主，美国人都不吭声）。

对比朴正熙当年的五一六，美爹在双十二中的表现很耐人寻味。

1961年朴正熙五月起事时，肯尼迪刚刚入主白宫四个月，正是理想主义的自由派精英大搞进步主义意气风发之时。这个时候的华盛顿主流，对于南半岛民主运动最终由军人兵变结束很有微辞：当时在汉城的代办会同驻韩联军司令会见总统尹潽善，主动提出调动停战区的国军部队回师首都平乱。尹潽善见大势已去也害怕武力平乱会招致内战北方得利，拒绝这一建议。美爹才勉强接受了朴正熙。

时钟走到1979年，世界已经大不同。苏联在这个十年占据冷战主动权，美国则因为在中南半岛的失败国威低落。金日成的"北傀"自从1968年普韦布洛号事件给了深陷越战的约翰逊政府下马威后，越发神气十足——1976年的板门店斧头事件差点引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当朴正熙被刺韩国政局混乱时，美爹最关心的首先是南边要稳定——北方趁乱再次南下？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的。

这个时候华盛顿就要求稳了。在汉城的三个太上皇——大使来天惠（作为生于中国的传教士之后，他更喜欢自己这个文绉绉的中文名）、驻韩美军司令小约翰·威卡姆上将、中情局汉城站站长罗伯特·布鲁斯特，最终的共识是：韩国不能乱。全斗焕得到了肯定。当然要是这几位知道全私下派人监视他们（其实他们也是知道的），内心肯定会极端反感的。但这就是政治！

从这个角度讲：后来光州事件时学生居然流传"美爹两艘航妈来救我们啦"可谓毫无政治头脑。事后韩国学生又因为美爹对光州事件装孙子不知道掀起反美浪潮，这甚至成了韩国民意规模性反美的开始。这的确是不了解世界大势的结果吧。

韩国政治史上除了张勉内阁时期（1960-1961），一直实行总统制，朴正熙时期，总统拥有大权独揽，国务会议只是总统的审议机关，总统可以在任何时候解散国会，并有权以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的名义采取紧急措施，这些措施无需司法或国会认可。维新时代，朴正熙可以通过由他自己成立并担任主席的统一主体国民议会无限制连任。

全斗焕时期总统只能任一届7年，采取紧急措施需要经过司法认可，总统在国会组成后一年内无权解散国会，全斗焕由总统选举人团无记名投票选出。

1987年宪法规定总统无权解散国会，只能任一届5年，又公民直选产生。总统权力不受国会和司法机关的制约，总理和国务会议成员均由总统任命，但总理人选需要国会同意，总统担任国务会议主席。

除了国务会议外，总统还可以通过其直接领导的监察院和国家安全企划部（原中央情报部），来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

国家安全企划部（部长副总理级）主要职责是收集和整理国家安全方面的情报，保护国家机密，协调和监督国家安全相关事务，安全企划部首脑只对总统负责。朴正熙时期中央情报部职员人数一度达到37万人，朴正熙通过情报部掌握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动态。

昆虫学家怀着野兽般的心境，射向了维新的心脏

总统的工作班子中，有总统秘书室（部级），秘书室长和首席秘书均为部长级，总统另外有若干特别助理，其中有2-3人为部长级，其他为副部长级，特别助理为总统的顾问，但权力不如秘书室长和首席秘书大。

韩国政府机构组成

在政府机构方面，1948年以后经历过几十次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4类：

宪法修改、政治剧变（如军事政变）、服务政治目标（发展经济与社会控制）、政府机构职能的整合。

朴正熙1961年的政变后，韩国政府机构大幅改变，经济企划院、中央情报部、监察院、国家铁道厅等机构首次设立。其中经济企划院与国家铁道厅主要是为了推动韩国经济发展，而中央情报部则是为了加强社会控制，这种变化显示朴正熙政权是明显的发展型政府，新权威主义的样板。

经济企划院结构

经济企划院是发展型政府最重要的特征，经济企划院是政府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经济部，负责制定经济计划、国家预算、接收国外援助、协调其他部门写作等功能。类似于中国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或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能，职能犹有过之。

作为典范式的新权威主义国家，朴正熙时期韩国的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但与同时，国内不平等状况加剧，维持社会稳定的成本大幅增加。空输部队与情报部也经常被用来进行社会镇压，但某种意义上，发展造成不平等与稳定促进发展也是后发国家赶超的必要代价。

韩国的中央政府在1961年大约只有20万人员，等到1980年已经膨胀至53万人。机构的膨胀一方面是因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职能，另一方面也是官僚机构自我膨胀的结果。很多国家都面临官僚机构尾大不掉的困境，能够解决的并不多，英剧《是，大臣》就是以此为主题。精简机构的难度可以参考这部英剧，也可以参考中国的国务院机构改革。

《第五共和国》中，被黑的体无完肤的全斗焕，事实上成功推动了1981年韩国政府机构的大精简。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限制副职人数、部门内实行大局大课原则裁撤不必要的局，明确官员级别与职能，降低附属机构职级等。

1981年改革后，韩国政府高级岗位中，长官级和副长官级减少了7.4%，长官助理级减少了19%，局长级减少了13.8%，课长级减少了11.8%。

1981年改革

《五共》也被称为历史转折中的全斗焕，可能是因为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比如长时间的政变，任内经济的高速发展等等，然而并不确切。全斗焕显然没有什么戡乱反正的意义。反而朴正熙更像是韩国发展的总工程师，釜马事件镇压与否的争论中，朴正熙遇刺，全斗焕夺权。

此后，全斗焕想要推动经济的发展，却也迷恋权位无视民权，全斗焕镇压光州事件，任期内贪腐问题严重，推动了奥运会的申请，下台后还想要扶上马送一程。等到弥留之际，恐怕他也很难理直气壮的说一句“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了，更遑论林大人的那句名言了吧。

今天晚上是2016年的末尾，老哥我这塞满了乱七八糟的鬼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的脑袋，照例是非常的昏沉。刚刚整了几小时英语，总算把今天的复习计划完成了，但复习的时候老是觉得心神不宁，憋得慌。我感觉我脑壳里有一篇文字，它不断催促我把它写出来。所以现在，我就想到哪写到哪，把我想说的话说一下吧。

《第五共和国》其实我也没看完，它总共有四十一集，我就看了二十来集，刚好一半多一点。不过据豆瓣上的哥们儿说这个剧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前半部分。老哥也觉得确实精彩，它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它展示了一台国家机器到底是怎样运转的。

全斗焕排除了一切阻力后，开始为自己的总统竞选造势。他的亲信们经过讨论，将一份“K计划策划书”呈到了他的面前（K就是king，k计划就是造王计划），包括怎样控制舆论，怎样排除异己，怎样让民主活动家闭嘴等等。我对策划书当然是感到分外亲切的，当年老哥在青调混的时候，晚上熬夜写这玩意儿写得老泪纵横。策划书的内容概括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规定什么人干什么事，比如我摆桌子，你放ppt，他通知父老乡亲。但是要写起来还真没那么容易。我就是从写策划书开始学会做一个成年人的。现在，我的电脑里还存着当年每份策划书的草稿和定稿，作为记忆保存。

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展现了政治固有的复杂。要是问：“你知道全斗焕是咋上台的吗？”，大多数人估计会说：金载圭打死了朴正熙，全斗焕逮捕了金载圭，后来又借口逮捕了郑升和，然后镇压了光州起义，逼崔圭夏总统禅位，最后就上来了呗。老哥看了这部剧后，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仅限于此，那真是太可惜了，因为他错过了最有意思的东西，而这最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其中的细节。

朴正熙总统创造了严密的维新体制，在这个宛如封建帝王的独裁者之下，设有相互平衡的保安司令部（司令：全斗焕），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总统警卫室（室长：车智澈，卧槽尼马，老哥我还是225室长咧）。三个机构本来互相牵制，但运行得还算顺畅。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概率极小的突发事件：金载圭刺杀了朴正熙。金载圭行刺的原因并不是重点（这涉及到很复杂的心理因素，老哥也没搞懂）重点是，面对这突然出现的权力真空，有关的人会有什么反应？无数的机会和危机突然接踵而来，杀人的金载圭逃到了同僚的车上，他一念之间选择了去陆军机构而非自己的情报部，导致主动权的丧失。全斗焕听闻医院里送来了一具尸体，姓名严格保密，过去一瞄就知道了总统已经死亡。金载圭也告诉了众人总统的死讯，但并没有告诉死因。这时的北朝鲜随时有南下的可能。金载圭不停地恳请军队发布戒严令以使自己掌权，但没有成功。总统秘书室室长金桂元知道了金载圭是凶手，告诉了大将郑升和，郑升和派全斗焕逮捕了金载圭。当然，在这所有的背后，美国人派来的特工一直冷眼旁观，早已看穿了一切。短短的一天中，历史的天平数次摇摆，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足以考验观众的智力。

一套严密的体制宛如一台精密的仪器，一旦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将它打坏，所有人就立即不知所措了。当年吴三桂求降，多尔衮正犹豫答不答应。洪承畴劝多尔衮说：“机会往往就在人们眼前都看不清的时候，当所有人都看清了，机会已经丧失。”于是多尔衮果断同意了吴三桂的请求。全斗焕的得势，为与此同类。

更多精彩的情节我就不再赘述。但是有这么两点是尤为值得注意的：第一，全斗焕是依靠他的死党集团“一心会”上台和进行统治的，这恰好符合梅斯奎塔的“选择人理论”，梅斯奎塔将一个国家的人分为三种：1，至关重要的人。2，可发挥影响力的人。3，可以相互替换的无关紧要的人。例如在伟大的苏维埃，第一种人就是政治局里的元老们，所有的党员都是第二种人，老百姓是第三种。第一种人才是独裁者最需要讨好的，没有了他们的支持独裁者将无法进行统治（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遭到亲信们的反对时，就连强势的全斗焕也不得不改变主意），第二种也得照顾一下，至于第三种，象征性地赋予其民主权利即可。当然，老梅的著作用语幽默风趣而内容极其精深，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读一读，不再详叙（1）

至于第二点，老哥心里其实也挺含糊的，其实“权力”这个东西吧，它的弹性非常大，有时候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说有就有说没就没。像是朴正熙总统，正和美人儿一起喝酒唱歌，风光无限，金载圭啪啪两枪，魂归西天，人都玩完了，权力顿时化为零。金载圭也是时运不齐，旁白解释说他最大的失误就是刺杀总统之后没有回自己的情报部，老哥就想问为啥回自己的地盘儿就可以把权力握在手里呢？难道说你的地盘上就有你的“帝王之气”？这显然说不通啊，其实很简单，你的情报部里有你的亲信手下呗。全斗焕独揽大权以后，有一个师长，不服，就跑到全斗焕的办公室里来，指着全斗焕的鼻子破口大骂，结果呢？被两许李鹤捧他们“请”到了审讯室，打得死去活来。可怜啊，堂堂一个中将师长，手握重兵，竟然奈何不了几个酷吏。你要是老老实实待在军中，谁敢动你啊。

权力，是个很微妙的东西，政治学读物里把权力解释为：A让B做A想让B做的事情的能力（2）。挺简洁明了吧。但要说这权力里头有啥，那就复杂了。有利禄的诱惑，有刑杀的威慑，有同学的情谊（韩国军校毕业生特喜欢讲这个），有对“前辈”的尊重（韩国特讲辈分儿），还有点儿江湖上的道义（“一心会”又称韩国黑手党）。双十二事变的时候，反对全斗焕的将军们居然发现自己的一些手下军官居然不听号令，还带兵投了老全，气得咬碎了牙往肚里吞。老全玩弄起权力来那可是有一手。本来，各级军官上级号令下级，官兵一起服从朴正熙已是常态，但由于朴正熙的死，传统的制度受到了冲击，于是充满野心的个人开始利用自己的手腕，建立起新的政治格局（我所言的政治格局包含了制度和制度中的人）。

我们来开一下脑洞，如果有一支军纪严明忠于国家，驻扎在边陲的军队。突然有一天，将士们得知中原大乱，自己忠于的国家灭亡。而这支军队的统兵大将宣布独立，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将士们也都继续服从大将的统治，这是为什么？这个大将爱兵如子善于打仗，有人格魅力？大将手里有亲兵督战队，杀一儆百威慑住了手下？那亲兵为什么又听他的？他给了亲兵好处？还是，大家都意识到只有团结在将军的领导下，才能在野蛮人出没的蛮荒之地生存下来？或许都解释得通。看来，权力的来源还真得从多方面考虑。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部剧处理得不好的地方，恰恰就在于有些地方未能充分体现政治的复杂性。在讲光州事件的时候，本片似乎做了一次简单的二元划分：政府军和游行市民。市民步步紧逼，军队保持着克制节节后退，军队宣布撤离又不动身，市民愤怒地冲上去，军队开枪打死市民，矛盾激化，军民交火，道厅（省政府）反复易手，最后军队获胜。拜托！老哥也是看过《天安门》的人，群众运动没有这么young，没有这么simple。游行市民分为多少个派系？他们之间有没有串联？城市的结构是怎样的，有没有市民和军队的分布图？可能是由于成本问题吧，找不到那么多演员，拍光州事件的时候用的大多是近镜头，远镜头直接以录像代替。缺少一种对混乱，复杂情况的整体把握。

那怎么弥补呢，老哥倒是有一个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增加信息量。大刘写过一部小说《超新星纪元》，这本书设想超新星爆发导致地球上12岁以上的成年人全部死亡，各个国家的政权都落入了孩子手中，一群小屁孩是怎样治国理政的。在“纪元初一小时”中，作者正是通过连续描写十几条地方汇报上来的紧急情况，（这里失火了，那里决堤了）来表达国家的一片混乱（3）。给人以相当强的冲击力。因此，历史剧其实也可以采取类似手法。很多时候导演为了便于观众理解，就会将复杂的事情简化。比如《康熙王朝》（4），复杂的人物关系，常常被简化为两三个人，两三个派别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我认为，有时候故意增加信息量，把观众绕晕，更能体现当时的真实情况。而《第五共和国》的“朴正熙被刺”，“双十二事变”正是运用这种手法的成功体现。

更重要的是信息传播的问题。当年（咳咳）那场风波的时候，发生过一场神秘的车祸，没过多久就传成了“军车压死学生”，可见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变形”。那好，政府给游行群众以承诺是怎样的?剧里说是用省政府上的喇叭，请问喇叭能覆盖多大范围，广播又能覆盖多大范围？群众是怎么理解政府的话的？群众听了政府的话之后之间有没有分歧，有没有争论，运动领袖是怎样让这么多人达成共识，然后将意见传达给政府的？群众之间的信息交流，群众和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政府和军队官员的信息交流，光州政府和全斗焕的信息交流，只有弄明白了这些，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剖析群众运动失败的原因。而这些我最想看到的，剧里却都没有展现，殊为可惜。

要知道，这部剧里其实也明确说过，全斗焕反动的资产阶级军事独裁政权的统治手段，恰恰就是垄断了信息。当时还没有网络，垄断信息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光州事件之所以失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军政府切断了光州同其他城市的联系，光州市民孤军奋战。而全斗焕请诸位报社主编吃饭时，要求他们“管好自己手下的记者”，也可以听到他咬牙切齿的咯吱声。

独裁者往往可以依靠人数较少的镇压力量统治其他大多数人，试问他们何以做到？三清教育（lao gai）队就是独裁统治的一个缩影。若囚犯们真的联起手来反抗，尽管看守有刀有枪，他们还真不一定会失败。（没有人会当出头鸟，要起事只能一起行动，不然必败无疑）但是他们却做不到，原因很简单：看守在囚犯中安插了内线，报酬是几个面饼，内线将任何反抗的苗头告诉看守，看守就立马派宪兵对萌生反意的人施以酷刑虐待，于是人人噤若寒蝉。及时掐断被统治者之间的信息传递，才是统治的关键所在。

信息传递中重要的一种就是上级对下级的传达。信息上下之间的传递也是老哥最感兴趣的内容。前段时间我一哥们儿看见我正在读《大秦帝国》（5），就问，“哎呦，老哥，你也看起小说来了，不多见呐！”我说这怎么了，人家小说写得好，哥就是爱看！大秦帝国里头的商鞅变法很是引人入胜，想像一下吧，栎阳城一座简朴的府中，夜深沉，灯昏暗，忠心的卫士不知疲倦地守在门外，保护着国家的中流砥柱。房间中累满了书简，一个天才的头脑，酝酿着最缜密的构思。这头脑里装着诸子百家的著作，以及自己亲身在秦国的所见所闻。一道新的法令即将在他的笔下成形，而后又会在一匹匹飞驰的快马上通行到国家的每个角落。我的情感先于我的理智，为这部小说击节叫好。

我们可以看见，古往今来，地方官员经常“歪嘴和尚念坏了经”，中央的政令本来是好意，却被地方的贪官污吏利用来为自己谋利，如巧立名目增税等等，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而官员们又串通舞弊，君主有时又不能知悉真实的民情。这是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死结。在《第五共和国》里，也有关于信息上传下达的情节。全斗焕成立了三清教育队，意在扫除街头流氓，净化社会风气。他的命令传达到底层，却变成了任务摊派，每个企业，单位，学校都要抓满一个上级定下的名额。结果，很多地方为了凑数，就把一些无辜的人送给了教育队，他们在劳改营里受尽了折磨。

然而我觉得，表现得还是太简单了一些，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一个老师接到校长的摊派，就去哄骗一个成绩非常差的学生，仅仅一番对话，那哥们儿就傻乎乎地自愿进了劳改营。看到这一段，我的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想笑。学生是怎样对上头的命令做出反应的，没有人比老哥我更清楚了，不是老哥吹，我高中的时候，人送江湖外号“东方塔西佗”，当时我们班老师禁止绞鸡，可是有些粗壮的男生总是蠢蠢欲动，有一回一条汉子差点就对另一条汉子非礼了，我立刻举起我的笔说：“你想干啥？就算老师放过了你，我这杆儿塔西佗之笔也不会放过你。”他一听，只得憋住自己膨胀的兽欲，收了手。周围发生的很多事情，我都用笔记在我的本子里，以作为史料之用，我认为这些事都可以以小见大，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风貌。来，看这一段儿：

2014年3月25日

前俩星期，搞了场月考，吴大炮（我的一个同学）笑着告诉我，他们班有一个高科技的作弊网络。

原来，为了对付月考，他们班每个人都配备了手机，组成了一个严密的信息网，考试的时候当场查答案，有时还查到了原题。

“英语一不小心抄了个全对，怎么办啊。”他忧心忡忡地说。

第二天，我再问他：“今天网络怎么样啊？”

“唉，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屏蔽了，我们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了。”

“啥方式？”

“做手势。”

这件事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学校是怎么知道他们的秘密的呢？还是只是为了以防万一才屏蔽？学校是用什么手段屏蔽呢?需要向哪个国家部门申请？国家是哪个部门管无线电屏蔽？和学校，教育部门之间是什么关系？

唉，社会太复杂啊。

不禁想起很久以前，有一天，一个不认识的老师拿着一张纸走进了教室，宣读道：“应教育局的要求，我们决定取消晚自习。”

山呼海啸的欢呼。

吴：“放学了？”

我：“嗯。”

吴：“放学了？？”

我：“嗯！”

吴：“这就放学了？？？”

我：“对！！！”

“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啊！”“中国教育的曙光啊！”我们欢叫了起来。

我是格外高兴的。我觉得，我们以后很难成为改变历史的大人物，但我们可以当一个历史的见证者，我预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中国会发生一系列天翻地覆的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顺便把周围每天发生的变化都记录下来。

吴大炮当然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想，我们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发展。

然而第二天，我就在厕所里听见有人操着武汉话说：“哎呦，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咧！新来了个领导，就大赦天下，长久不了滴！”

对啊，好像前几天老师告诉我们，督学要来视察。。。。。。。

嗯？督学又是什么？

我们很快就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不上晚自习，所以自习，体育都没了，不上晚自习，所以白色的卷子从天而降，每天考试，哦不，是“练习”。不上晚自习，所以我们被逼上了梁山，纷纷抄起了作业。

我在我这记事本上每多写一个字，心里就多一分痛。有些事，我们想忘也忘不了，就让我们牢记吧。

过了几天，班主任说,我们学校的老师打电话给其他的学校。

问：“你们也取消了晚自习吗？”

听到了两种回答：

没有啊，没听说要取消晚自习啊。

哦，取消了两天，已经恢复了。

所有人都糊涂了，然而没有什么影响，我们一直都很茫然，“茫茫然跟着旋转。”

“明天恢复晚自习了。”星期三，老师宣布。

无力的欢呼。

我低头看了看表，三天。以前即便是课业繁重的时候，也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然而在这三天里，时间却过得很慢很慢，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度日如年。

三天，沉甸甸的三天。

幸福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只管闭上眼睛睡觉吧，让我在无意识中被命运的洋流冲上海岸，明天睁开眼睛，我会获得“新生”的。

第二天，终于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取消晚自习时我们比别的学校掉了多少课啊，我们得抓紧啊。”

。。。。。。

我不想做任何评论，我不想做一个意志消沉的差生，用戏谑的，单调的，重复而空洞的语言攻击“教育”，逃避本属于自己的义务。我只是想弄明白，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莫名其妙地愤怒，又说不清愤怒的原因。报纸上（尤其是教育版面）老是登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上面居然说补课已经取消了！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我知道许多同学不怎么看报纸，不怎么“关心社会”，但这不能怪他们。因为报上的“文件”和现实的生活确实有一个很可怕的断层！我开始疑惑，我们学生到底是生活在社会之内，还是生活在社会之外？

决策得怎样，执行得怎样，都是上头（和上头的上头）的事。而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每个人都愤怒过，然而时间残酷地把热血变冷了，把记忆冲淡了。

我不希望，几十年之后，当我翻阅史料时会发现这么一段话：“当时的教育改革，很难真正惠及学生，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政府的减负政策。”

——怎么样，老哥的记述是不是比电视剧里的更加生动，准确，详细，真实？

最后，老哥想对“如何评价一部历史剧”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拙见。《第五共和国》这部剧相对来说比较小众，虽然得到了高分，但豆瓣评分人数仅为63人，我看了豆瓣的评论和B站的弹幕以后，觉得他们的评论大多流于肤浅，大多数人仍在进行“好坏善恶”的简单二分。甚至把全斗焕骂为“全贼”。这实在是没有必要，sometimes naive。整部片子里没有太英雄的人，也没有太邪恶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一群有着权力欲望的普通人，是一群老成中庸的官僚。他们优雅地吃着满桌盛馔，客气地向“前辈”敬酒，在挂着总统书法作品的附庸风雅的会议室里开会，互相之间来点交易，似乎是家常便饭。他们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好人，但是太坏的事儿也干不出来，军队是在困守最后一个据点（道厅）时才开的枪，镇压光州时仅仅导致了二百余人的死亡，这和古代的独裁者比起来简直是太仁慈了（由此可见人类确实在进步）。就是这一群平庸的官僚，组成了南韩这部国家机器。平庸的结果，好的一面是残暴程度的降低（激进的狂热分子往往会比官僚残暴得多，参照文革），坏的一面是，连同英雄气概也一并丧失了。然而我认为，历史剧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地展现历史，该是怎样就是怎样，大可不必为了戏剧性效果或是某种特定的价值观而对人物，史实进行夸大和扭曲，这部剧显然做到了这一点。更令人欣慰的是，这部电视剧并不将镜头局限于会议室和办公桌，同样也描绘了底层人民的反抗，正是从底层人民的身上，我看到了失落已久的古典英雄情怀。因为真实，所以更加感人。

西方记者：“你们勇气可嘉，但是什么驱使你们抗争的呢？”

光州市民：“我们的血，将成为他们暴行的证据。终有一天，我们将化身为民主主义，重新回到这片土地上。”

魂兮归来！！！

注释：(1)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Mesquita.B.B.D.）、阿拉斯泰尔·史密斯(Smith.A.)《独裁者手册》(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5月1日，ISBN: 9787539973470

(2) （美）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G. Roskin）《国家的常识 政权·地理·文化》(Countries and Concepts: Politics, Geography, Culture)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2013年4月， ISBN: 9787510057779，第7页。

(3) 刘慈欣《超新星纪元》，重庆出版社2009年，ISBN: 9787229004767第95页至115页。

(4)《康熙王朝》是陈家林，刘大印导演，陈道明主演的历史电视连续剧。2001年12月3日首播。中国大陆制片。

(5) 孙皓晖《大秦帝国》，河南文艺出版2008年5月1日，ISBN: 9787806239421

Hominis hominis

人类，就算人类

Possunt historiam condonare

会宽恕历史

Hominis hominis

人类，就算人类

Possunt historiam condonare

会宽恕历史

Deus sed non vult

但上帝绝不轻饶

Sed deus sed deus sed deus sed deus

但上帝，但上帝，但上帝，但上帝

Non vult

绝不轻饶

Sed deus sed deus sed deus sed deus

但上帝，但上帝，但上帝，但上帝

Non vult

绝不轻饶

Deus non vult

上帝绝不轻饶

Non vult

绝不轻饶

第五共和国（之一）：夭折的民主和复起的专制

2005年上映的韩国电视剧《第五共和国》，完整的呈现了朴正熙遇刺后，以全斗焕为首的军人集团实行专制统治的过程，也描绘了韩国追求自由民主的志士不屈不挠的斗争，是了解韩国1980年代即第五共和国时代政治史的上佳剧作。

本剧经有心之人进行字幕翻译之后，流传于关心政治和历史的部分国人之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省略）……也使人们寄情于这部韩剧。

不同于绝大多数以爱情、伦理、传奇为题材的韩剧，《第五共和国》是一部严肃的历史剧。除对其中人物和事件的细节有艺术加工演绎外，本剧主线内容均严格根据史实编排，史料考究，制作精良。通过本剧，即可大致了解韩国那段专制与民主、保守与进步激烈较量的年代（当然，如果要做学术研究等专业工作，还是要看正式的文字史料）。

本剧在开篇部分，详细还原了朴正熙遇刺事件及此后一个多月（1979年10月26日至12月12日）韩国政治、军事、情报等领域的变动。本文所述，即以该剧及历史史料为基础。

时任中央情报部长的金载圭，在因私人恩怨杀死警卫室长车智澈，并同时击杀第四共和国独裁者朴正熙后，原本韩国可能就此结束所谓“维新体制（即朴氏建立起的专制体制）”，实现民主化。当时最有权力的三人，即参谋总长郑升和、名义上的国家领袖代总统崔圭夏，以及刺杀朴正熙的金载圭，都倾向于结束军人干政、让韩国走向民主。而以金泳三、金大中等人为代表的在野民主派，更是一直致力于韩国的民主事业。在朴正熙遇刺后，在野势力都暗暗称贺，以为民主即将到来。

但就在此时，朴正熙生前在军队中培植的亲信全斗焕等人，不满于临时当权者倾向民主的态度和对朴正熙遇刺案的冷淡，悄然准备向后者发难。朴正熙有恩于全斗焕，全斗焕也对朴正熙非常忠诚。全斗焕依靠主要由韩国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组成的秘密组织“一心会”，召集起了思想保守、忠于“维新体制”、仇视进步势力、反对施行民主的大批高级军官，包括卢泰愚、郑镐镕、黄永时、余学圣、朴熙道、张世东等人，酝酿发动政变、延续朴正熙时代的专制体制。

对于政变阴谋，郑升和等临时当权派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宣布开启民主化，反而逮捕了金载圭，并向朴正熙的“维新残党”妥协。在野的二金等民主派人士则对形势过于乐观，忽视了朴正熙遗留力量的强大，低估了军人再次干政的危险。支持民主化的各派势力缺乏互信和互动、未能有效的团结起来，更未积极建构民主政治的框架，也没有动员民众参与捍卫民主，使得这时的韩国处于实际上的政治真空状态。这就给了全斗焕等人政变夺权的可乘之机。

1979年12月12日夜，全斗焕及其军中同党发动了政变。他们首先利用驻扎在首都的第30警卫团和保安司令部的兵力，“擒贼先擒王”的逮捕了参谋总长郑升和。然后，分布在韩国各地的政变军队，如第一空输旅团、第三空输旅团，迅速向首都进军。担任首都警备司令官的张泰玩等反政变军人试图反击，但全斗焕方面已取得先机，还掌握了当时很先进的军用电话监听系统，对反政变一方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这使得政变军队成功通过幸州大桥等战略要地，顺利抵达汉城。

而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代总统崔圭夏，在全斗焕等人的逼迫下，签署了同意逮捕郑升和的文件，等于默认了政变的合法性。崔圭夏此时已处于实际上的被软禁状态，被迫签字还情有可原。但军方最高代表、国防长官卢载铉，却在政变发生后选择带着家人逃出官邸，导致政变方和反政变方在关键时刻都无法找到他。卢载铉的行为客观上纵容了全斗焕一方的政变行为。如果他当时站在反政变一方以国防长官名义号召抵抗，政变或许有可能被平息。

在“双十二政变”中，反政变的抗争是分散的、零星的、被动的。相反，全斗焕等政变军人高度团结、筹划严密、目标明确、行动迅猛，非常果断的以暴力手段扼杀了民主的萌芽。即便那时政府高层和多数民众普遍心向民主，也难以对付荷枪实弹的军人。在历史的重要过渡时期、动荡年代，军人集团的态度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当大批高级军官出于利益和情谊等因素勾结在一起时，即便站在正义一方的大多数，因手无寸铁也能坐以待毙。有了枪杆子，就可以制造历史的逆流。

此外，外部力量对于政变成败乃至国家走向也非常重要。全斗焕发动“双十二事变”，是被美国方面默许的。从朴正熙遇刺到政变发生，美国一直以“不干预”为基本原则，只关心美国在韩国的政治军事存在以及朝鲜的威胁，而不在意韩国是民主还是专制。这样的态度在后来的光州事件上表现的更为明显。

与一些视美国为“民主灯塔”的中国知识分子直观印象不同，美国在大多数时候并不积极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相反经常扶植右翼专制政权。从越南的吴庭艳到智利的皮诺切特，都是经美国大力扶植才上位的。朝鲜战争前后，美国在韩国扶植的李承晚政府，也是半专制政权。美国对韩国最大的期许是对抗中苏朝等“社会主义国家”，与日本共同构成东亚的反共堡垒，而非将韩国改造为美式民主国家。这就决定了美国对全斗焕发动“双十二事变”，必然会姑息纵容，而不是干预阻断。

政变成功后，全斗焕很快对民主派进行了镇压。金泳三、金大中被软禁，最大在野党新民党骨干成员纷纷被拘禁。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遭严厉打击，韩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1980年5月，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光州爆发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全斗焕出兵弹压，酿成了血腥的“光州事件”。

同时，全斗焕一步步迈向最高权力，并对政府、军队进行大换血。倾向民主的高官纷纷被解职、强制退休，总统崔圭夏也被迫辞职。而参与“双十二政变”的那批高级军官，则全都得以高升，占据了军政两界各机要职位。1980年8月，全斗焕被其控制的议会“选举”为总统，标志着全斗焕为首的第五共和国专制体制正式建立。

至此，朴正熙遇刺之后本已摇摇欲坠的专制得以延续，刚刚露出希望的民主被残酷扼杀。这其中，旧政权残余势力中的军人集团的取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倾向民主的各界人士一系列错误、失误，助长了朴正熙余党的气焰，让韩国重新失陷于军人专政之中。

第五共和国（之二）：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与此起彼伏的民主运动

如前所述，第五共和国正式建立后，全斗焕迅速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在了各重要岗位。但他的亲信也分成不同的派系，并在此后几年纷纷陷入到五共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之中。

全斗焕所信任和任命的亲信，除了那一班追随于他的高级将领，就是被称为“三许一李”的四名年轻干员。他们分别是负责五共创制的许和平、掌管内政的许三守、操控舆论的许文道、管理情报与“对共事务”的李鹤捧。

这四人的共同特点是年轻干练、富有才华、高度忠诚。具体说来，四人的政治态度和性格特征也有所区别，而非脸谱化的专制鹰犬。其中，许和平最锋芒毕露，有着极大的政治野心。他一方面积极镇压民主运动和助力全斗焕当政，却致力于推动一种由保守势力主导的“政治革新”；许三守是全斗焕政策的忠实贯彻者，为全斗焕得力的打理着军政事务；许文道则是一幅封建卫道士的风格，有才华却顽固保守，成为五共时期扼杀新闻自由的“总设计师”；李鹤捧如同“救火队长”般负责四处弹压民主运动、打击全斗焕的政治敌人，是五共时期政治打手的头目、右翼版的捷尔任斯基。

全斗焕任用这四人，既是看重了他们的才华和忠诚，也是试图制约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们。相对于卢泰愚、郑镐镕、权翊铉等军方高层被任命为“外朝”的大吏，“三许一李”就是全斗焕的“内朝”骨干。还有后来被任命为安企部部长的张世东，多数时候也可算作“内朝”的一员。

五共建立后，不仅这两派之间产生了剧烈的矛盾，各派内部也严重不和，各方为争夺权力明争暗斗。发生于五共初期的诈骗大案“张玲子案”，就引爆了各派系之间的冲突，还牵涉和影响到了全斗焕妻子李顺子和弟弟全敬焕。许和平试图藉此机会打倒全斗焕的“亲属帮”、压制高级将领集团，以实现其政治野心。但最终，许和平被全斗焕流放到美国，许三守后来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而许文道和李鹤捧则为全斗焕的专制统治“奋斗到底”了。

全斗焕和二号人物卢泰愚的关系也是五共权力斗争的一条重要线索。对于卢泰愚，全斗焕既有信任，也有防备。全斗焕在执政之初，就考虑到接班人问题。权衡之后，他认为卢泰愚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一边扶植卢泰愚成为五共的二号人物，一边却又不希望卢泰愚威胁到他的总统地位。二人之间时而亲密、时而疏远，卢泰愚“伴君如伴虎”般的在全斗焕政府度过了七年。当然，最终卢泰愚有惊无险的接了全斗焕的班，成为韩国第六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全、卢二人的微妙关系，是各国独裁者和接班人都会面临的。相对于苏联、中国等国“老大”和“老二”的政治斗争，卢泰愚可算是相当幸运了。

虽然五共时代政治斗争不断，但全斗焕政治手段颇为高超，没有让权斗影响他的大政方针，政权始终保持着高度稳定。

与权力斗争同时发生的，还有韩国在野的、民间的力量发起的民主运动。光州民主运动虽被残酷镇压，但韩国各界的抗争从未停止。其中，最为活跃的就是金泳三和金大中二人。金泳三等人创建了“民主推进协会（民推协）”，通过组织集体登山等方式串联、开会，坚持与全斗焕当局抗争。抗争激烈时，金泳三还采取了绝食等手段。这些手段虽然未能直接撼动全斗焕政权，但保住了民主的火种，让韩国民间始终保有可观的反对派力量。

金大中则更为当局所忌惮。曾在总统选举中惜败于朴正熙的金大中，是朴正熙、全斗焕及其爪牙的眼中钉。早在1973年，时任韩国中央情报部长的李厚洛，为挽回其在政坛失势的局面，决定杀死金大中以向朴正熙献功。但暗杀事件被美国情报部门侦知，通过日本海上自卫队阻止了韩情报部溺杀金大中的行动。全斗焕上台后，又将金大中投入监狱并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1982年，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全斗焕当局将金大中流放至美国。在美期间，金大中成为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继续致力于韩国民主事业。1985年金大中返回韩国，重新成为仅次于金泳三的在野领袖。

在五共时期，金泳三和金大中以合作为主流，但并未完全合流。相反，二人的政治主张和个性有很大差异。金泳三倾向于和保守势力妥协，思想较为中道；金大中则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派，带有明显的左倾色彩。金泳三在其家乡庆尚南道影响力无可匹敌，二金大中则在全罗南道拥有压倒性优势，二人各自有自己的基本盘。

两人在朴正熙和全斗焕的独裁统治下，多数时候在积极的沟通合作，多次进行重要会晤。可是在五共末期，二人因政见不和及政治利益纷争，最终分道扬镳。在1987年总统选举时，二人正式走向分裂。这就让原本处于不利境地的卢泰愚，在“一卢对三金（还有一位是共和党的金钟泌）”的格局下，于大选中意外获胜，让保守威权势力的统治在五共终结、第六共和国开幕之后又延续了数年。

为镇压此起彼伏的民主运动，全斗焕政权绞尽脑汁。对于金泳三和金大中这样的在野政治领袖，采取的是软禁、流放等策略。而对于普通的民主运动、学生运动、社会运动人士，则更多使用直接的暴力措施。

全斗焕政权以打击黑社会为由，成立了“三清教育队”，将数以万计的、包括社运人士、青年学生、反全氏政权的军人（如与全斗焕有私人恩怨的前保安司令官姜昌成）、不良人员等“社会不安定分子”，投入类似于中国的劳改队那样的营地监禁，施以经常性暴打、强制劳动、体罚、饿饭等各种虐待。这共导致400多人死亡，数千人残疾或患上精神疾病。全斗焕政权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弹压了对体制造成威胁的力量，维持了社会稳定，也得到了明面上的良好治安。

针对学运，全斗焕政权还实行了被冠以“绿化事业”的分化瓦解行动。军情部门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让一些被盯上或已被捕的学生做政权的暗探，打入学运组织内部，为军情部门提供相关信息，继而抓捕学运骨干分子、破坏学运事业。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学生被迫充当政权的探子，背叛同学和革命同仁。这些手段的确给韩国学运带来沉重打击，许多学运骨干因此被捕，也导致进步学生之间的相互猜忌。还有充当暗探的学生出卖同学后，因愧疚而留下遗书告白后自杀。这些悲剧都是全斗焕政权的分化行动所致。

对于新闻界，全斗焕采纳了许文道的“言论统废合”有关建议，实行新闻审查制度，将《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中央日报》等媒体的新闻报道严密管控起来，严禁发表对全斗焕政权不利的信息。虽然其力度远不如隔海相望的邻居国家，但这套言论管制也是韩国建国以来最为严厉和系统化的。在压制新闻自由的过程中，媒体人出身、投靠了全斗焕的许文道，起到了相当恶劣的作用。许文道就是典型有才无德的危险品，是既有新闻学才能又思想极端保守的高知恶棍。

与各独裁政权一样，全斗焕政权也利用外部威胁来增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争取民心。全斗焕政权渲染朝鲜修建金刚山大坝对韩国的威胁，将民众的注意力从国内改宪与选举制度问题上引开，减轻政权面临的改革压力。此外，韩国情报部门还利用一起普通刑事案件，炮制了虚假的“金玉分共谍事件”，以强化白色恐怖，以此为借口加大力度打击国内左翼势力。

在挥舞“大棒”打击反对力量的同时，全斗焕政权也适时向民众发放“胡萝卜”。全斗焕听从伊藤忠商事会长濑岛龙三的建议，以申办奥运会来淡化光州事件的影响，试图让人民沉浸于虚幻的民族自豪感与娱乐化之中。

全斗焕政权的这一系列举动，的确在中短期内维护了其独裁统治、打击了追求自由民主的力量。1980-1987年，韩国社会看起来相对稳定、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继承了朴正熙时代的“汉江奇迹”。但这些成就显然是以牺牲民主与人权为代价的，受惠者主要也是高官及财阀等权贵。广大劳工遭到残酷剥削压榨，知识分子备受压抑，官商勾结腐败横行，军情机构飞扬跋扈，人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被剥夺，社会矛盾愈演愈烈。

到了1987年，以大学生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为导火索，全国民主运动突破了政权的压制，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当年6月，运动已演变为覆盖韩国各主要城市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全斗焕政权的丧钟即将敲响。

第五共和国（之三）：铭记历史才有未来

1987年6月，韩国各地的民主抗争达到高潮。全斗焕一度试图再次动用武力镇压，但遭到部分军方高层的抵制。与……（省略）……不同，此时的韩国大多数高级军官和执政党主要成员均倾向于反对对民众动武。全斗焕虽是政治强人，却不得不考虑包括统治集团高层在内的普遍民意。

全斗焕最终决定妥协。6月29日，全斗焕的接班人卢泰愚宣布，将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选，并释放政治犯，即“6.29宣言”。这标志着韩国民主运动的重大胜利，预示着民主即将到来。

对全斗焕而言，他希望卢泰愚能够通过民主手段延续他的内政外交政策，并使他免于接受审判。全斗焕并非真的无条件信任卢泰愚，只是他已经没有了其他选择。与其被左翼进步势力取代，他自然更愿意让“志同道合”的卢泰愚继承他的衣钵。

接下来就是1987年总统大选的竞选。如前所述，金泳三和金大中分道扬镳，均宣布参选，致使在野民主阵营分裂。这既缘于二人之间固有的芥蒂，也有专制政府故意挑拨的因素。无论如何，二金的分裂严重削弱了在野民主力量的竞争力，使卢泰愚渔翁得利。不过，在竞选压力下，卢泰愚也只好承诺追究包括全斗焕在内光州事件参与者的责任，清算历史问题。最终，卢泰愚以36.6%的得票率，力压金泳三的28%和金大中的27%（这二人得票相加显然远超卢泰愚），当选韩国第六共和国首任总统。

在反对党和强烈民意的压力下，卢泰愚决定软禁全斗焕，拒绝让其出席1988年汉城奥运会开幕式。之后，又正式将全斗焕逮捕。但卢泰愚曾为全斗焕政权的重要一员，对旧政权的清算工作一直能拖就拖、敷衍公众。直到金泳三上台后，拨乱反正、清算历史的工作才走上快速轨道。1995年，连卢泰愚也被逮捕。

1996年，韩国法院对全斗焕等人发动“双十二事变”和制造光州事件进行了审判，一审和终审分别判处全斗焕死刑、无期徒刑。卢泰愚被判17年监禁，其他相关责任人则普遍被轻判。1997年底，即将上任的新任总统金大中宣布特赦全斗焕和卢泰愚等人，以实现社会和解。

可是，被特赦后的全斗焕在直到如今这20多年间，并未表现出悔过的态度，而是通过出书、演讲的方式颠倒黑白、粉饰暴政。其他许多被特赦或免于被追责的前军警和情报机构人员，大多也未表现出充分的悔悟姿态，反而纷纷利用新政权出于善意给予的自由，千方百计为自己制造的暴行辩护。例如，他们普遍将光州事件说成是“市民暴乱”、“北方（朝鲜）渗透”、“市民先杀害军人”等，为军方镇压寻找借口。他们也以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稳定等局部的成就，为朴正熙、全斗焕统治时期贴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如今，韩国保守势力与威权政治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半岛之南。

对于全斗焕等旧势力核心人物的轻罚及赦免，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有利于社会和解和民主过渡，也终结了冤冤相报的政治仇恨史。但我不能苟同。没有彻底的清算，就留下了旧势力庞大的残余，让社会进步遥遥无期。容忍这些刽子手们好好活着并且颠倒是非，对于专制时期的受难者们如光州事件的死难者，更是不公与屈辱。何况，韩国政坛的局势并未因这轮赦免而缓和，政治斗争依旧残酷，这些年多位韩国总统入狱就是例证。在我个人看来，宽容旧势力并没多少积极作用，倒是贻害无穷。

专制结束了，民主来临了，但并不意味着历史过去了。专制政权的残渣余孽势力依旧庞大，还在孜孜不倦的篡改历史、扭曲事实。更重要的是，旧势力树大根深，在当今的政、军、警、情、商各界均有广泛人脉，仍旧是庞大且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民主体制的建立，并未切断这些利益连结，特权政治、官商勾结、军情机构干政等积弊仍存。如朴槿惠政权的上台后对进步力量的打压（如将近万进步派艺人列入黑名单），就是保守势力借民主之壳进行的疯狂反扑，再度露出了独裁者的青面獠牙。（这不仅在韩国，许多国家旧势力的残渣余孽都在颠倒是非、伺机反扑）

正是因此，韩国进步势力一直在与旧政权残余作斗争。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都致力于清除积弊、革新吏治、推进公正，但遭遇激烈阻击。金大中和卢武铉都未能善终，就表明了韩国政治环境的险恶、反抗旧势力的艰难。

而韩国的知识分子则在努力记录历史、拒绝遗忘、对抗谎言。其中，韩国文艺界一直站在铭记历史的前沿。电影《出租车司机》、《辩护人》、《华丽的假期》、《29年》、《挖掘机》、《1987：黎明到来的那一天》、《爱的色放》……都在反映光州事件那段血腥的历史和前后那些年的黑暗岁月，让韩国人民不忘曾经的残酷专制年代。而这部《第五共和国》，更是全景式的展现了全斗焕专制时代的历史变迁，当然也包括对光州民主化运动从兴起到被镇压的史实。

许多国人不能理解韩国人为何如此铭记光州事件。在韩国现代史上，光州人民用生命谱写了追求民主、反抗强权的悲歌。这些影视剧反映的是人性的伟大与脆弱、人民对正义和光明的向往。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用生命在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与权利，不惜一切与邪恶和暴行抗争。这是许多被专制驯化的国民不明白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深刻反思自身历史上的悲剧、祸乱，才能痛定思痛、醍醐灌顶，认识到暴政的可耻和人权的可贵，实现持久的民主与安宁。否则，历史悲剧就会以各种形式重演，民族要不断受到暴政的祸害，人民的尊严与利益也会一再被践踏。正视历史，是治愈民族创伤的前提；挖掘真相，是维护公民权利的基础。相反，忘却历史，民族就没有未来；无视真相，时代就会被谎言覆盖。

韩国政治界、知识界、艺术界一直铭记历史，也是为了对抗前专制政权头目及其爪牙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行为。因为全斗焕等人一直在粉饰专制时期的丑恶、掩盖当年暴行的真相，所以更需要有人站出来驳斥谎言、道出真相。专制与民主在政治层面的斗争告一段落了，但在价值观与话语权方面的对抗，还远未结束。